..续本文上一页见丑化异性，尚有失灵之时，而动物本能之超越，竟是何等艰钜之工程！故佛既然多为比丘说法，经典又皆系比丘之所结集，是则“偏呵女色”亦属正常。若佛系为尼众说法，当然也会“偏呵男色”，毕竟欲界男女同有“欲重”之病--这点也是“平等”的。”29
然而这些经典糟粕或制度陷阱，一般佛教徒自不易从佛法胜义、史学知识、社会学视野(后详)与心理学角度看清楚其问题何在；所以它们在一般女众的心理中，还是会引起深刻的自卑感，使其自愿处于卑下的地位。
这一直要等到大乘佛教兴起，无论是《维摩诘经》中论法并讥嘲舍利弗的天女，是《华严经》“入法界品”中许许多多少年善财所参访的女性善知识，还是《胜鬘经》中气定神闲作狮子吼的胜鬘夫人，都以女人身分，与上座比丘或男子们论究胜义，这可说是释尊时代精神的复活！
然而我们仍可从其中嗅出比丘尼受到上座比丘打压以后的寂寥--这些大乘经所记载的杰出女性，已全是在家女居士，我们再也没机会从大乘文献中看到杰出比丘尼的身影了！
在社会学方面，父权思想浓厚的社会集体意识，也给僧团中的“性别骄慢”提供了最好的温床；因为这些男性僧侣不但早已被父权思想所潜移默化，而且更因社会的推波助澜，而易于将压制女修道人之地位的行为，加以合理化。例如：在女权意识低落的地区，不但男性僧侣藐视女修道人，就连“善男信女”也吝于给予她们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支持与鼓励。欠缺社会力量的奥援，这些女修道者的社会地位就显得更没有正当性了。
相对的，倘若一个社会的女性意识高张，那么饶富女性意识的女修道人，就比较不易臣服于“性别骄慢”的意识形态，而会以其实力与学养，给骄慢的男性僧侣适度的压力，使其不敢肆意发挥“男尊女卑”之论；另一方面，社会人士与“善男信女”对她们的肯定与支持，也使她们可以经济独立，行为自主，而不必在现实压力下成为男性僧团的附庸。台湾比丘尼之所以产生卓越的弘法成绩与崇高的社会地位，应与上述两项理由有关。
如果有人愿意采用社会学的调查统计法，不妨实地调查一下台湾各寺院比丘与比丘尼对“男女地位”的看法，再观察他们所开展出来的弘法利生之格局，笔者相信：他们必然会以数据显示出笔者所粗略观察到的事实，那就是：在台湾，大凡太过强调“男尊女卑”的比丘们，很难开展出大格局的气象，真有一点笔者所说的：“关起山门做皇帝”的味道。纵使有一些比丘尼被他们驯服而奴化了，但大凡没有自尊、自信的女性，自有其生命之重大局限，也就很难为她们所献以忠诚的对象，帮上什么大忙。相反的，饶富“男女平等”意识的比丘们，却容易因其平等心与亲和力，而结合更多素质良好、自尊自信而有创发力的男、女、僧、信，共愿同行。
十二、与南传佛教会遇
南传国家，除了斯里兰卡有极少数不被社会所重视的比丘尼之外，其他国家都只有剃光头却穿着粉红色或白色修道服而不僧不俗的所谓“八戒女”；全球知名的缅甸帕奥禅师(Pha-Auk SayAdaw)则不忍女众因戒法不具而受世人轻慢，仁慈地为出家女众授予十戒，令其穿上咖啡色袈裟，以资区别，这些尼师通称“十戒女”(缅语称作Shia-Lei)。
类似帕奥禅师如此仁慈而平等对待女性的男性僧侣，想来不是没有，但似乎还是少了一些。笔者印象深刻的是：八十四年间，有一次，台湾香光寺的杰出比丘尼见参法师，向笔者述说了一段她在泰国着名的阿姜查道场之所见所闻。当她看到那些八戒女从门口匍匐前进，向比丘行跪拜礼时，她说：
“我在她们身上，只看到了“卑微”两个字！”
笔者以为：女性地位如此卑微的现象，如果能让那些比丘视若无睹，那么，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他们或许是受到文化惯性的支配，以至于感官麻木，女性在地上如狗般在爬行时，他们也会如同看到狗爬一般，习惯成自然！倘若这样，他们的言行心理，正好可以让我们看到古印度保守僧团的图像，他们正是古印度大比丘主义僧侣的“活化石”。第二、他们未能彻见法性，所以无法契会“众生平等”之深义，碍于教条，而把所见不合理现象勉强加以合理化。
像去年来台教授禅法的帕奥禅师，即使是与女众说话，他永远都表现得如此仁慈而谦和。即使高座在旁，他也自然席地而坐，与周遭晚辈们坐的高度相当。
那些自认为“南传”就代表“原始佛教”，以为把南传制度整套搬过来，就叫作“回归原始佛教”的人，似乎没想到：北传佛教的台湾比丘尼之勇健杰出，才是佛陀时代比丘尼精神的复活呢！
去(八十七)年六月下旬至七月初，笔者有一次短暂的缅甸之行(为报答帕奥禅师去年三至六月间来台指导僧众以禅法之恩，主办单位弘誓文教基金会代表人的笔者，赴缅参加帕奥仰光禅修中心的落成典礼)。“提升女性地位”虽非此行之目的，但笔者竟也歪打正着地帮帕奥道场的女性，挣得了一个小小的突破。
原来帕奥道场采取“僧伽食”制度，住众每日上午在回廊间托钵受食。因回廊狭窄，一向有由僧俗男众托钵完毕，再轮僧俗女众托钵的惯例。曾有国外参学之比丘尼向帕奥禅师提出异议，但禅师恳切告以“回廊狭窄，男女杂沓不便”，抗议声遂作罢。
嗣因七月一日在仰光，慈悲而饶富平等心的SayAdaw接纳笔者之意见，因此回帕奥之后，让比丘尼与沙弥尼在优婆塞之前排队托钵；SayAdaw还亲自督阵，要依惯例欲在比丘尼前行的男众稍待，让所有女众(包括女居士)先行。此一改变，开帕奥禅修中心之先例，以SayAdaw在缅甸声望之崇隆，则此一改变，对南传佛教女众之处境，亦属意义深长，并给某位一路随行而强调“男尊女卑”，且以“帕奥托钵”为证的，恶形恶状的台湾比丘一记闷棍！
该比丘原穿北传服装，嗣因向帕奥禅师习学禅法，禅法有否长进还不得而知，却改穿起南传袈裟。此一改装，是否因为南传佛教的比丘较诸北传佛教，在女性面前显得更有地位？不得而知，笔者也不愿随意采用“动机论”。但是他在一群同行比丘尼面前，常常要摆老大，令笔者忍不住想起那“骄其妻妾”的齐人。他最欺人的莫过于：老是摆出“王朝马汉在身边”的架式，甚至刻意令随行的两位在家男众，处处凌驾在比丘尼之前，连坐车都刻意抢女众前面的座位坐。
其实，只要心中不存阶级意识，一同出门，谁前谁后，也没什么好计较的。尤其笔者素有平等心，一向无“上中前法师”(坐位要上座，照相坐中间，走路在前面)之恶癖，哪会喜欢走到前头？但比丘尼们很快就发现：这是该比丘存心打压比丘尼众的卑劣心思在作祟。当然，依笔者“抑强扶弱”的性格，是绝对不可能任其得逞的，所以在参加落成典礼的席间，以及瞻礼仰光佛塔的旅途中，笔者不但故意走在最前面，把那比丘甩在后头，而且还在他耍身段时，口头上重重“修理”了他几次。两位男居士受了他的洗脑，看到比丘尼就充满着敌视的眼光，连落成典礼都要走在我们前面，被笔者发现，直接了当地当场诃退。
这位比丘怀恨在心，但素懔于笔者“强悍”之名，在笔者面前，也只能“敢怒不敢言”，却在笔者背后扬言：要待大家到帕奥后，让随行居士托钵于比丘尼众之前，以“让昭慧知道比丘尼连一介男居士的地位都不如”！一位好心的男居士颇为不忍、不平，遂将此事相告。
对一介佛门女性主义者而言，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笔者遂在闻言的第二天(从仰光要出发到帕奥前的当天上午)，在帕奥禅师跟前狠狠参他一本，不但将他的恶形恶状提要相告，而且以别脚英文痛陈其败行劣迹“不像比丘，而像国王”。严持戒律的禅师闻言不禁莞尔，也不以笔者大大“说比丘过，违八敬法”为忤，并向笔者耐心解释“回廊狭窄”之原因。他还安慰笔者：
“你放心，我最小！我托钵时，一向走在你们所有人的后面。”
“禅师您不同，大家都知道您是帕奥道场的领导人，您走在哪里，无损于人们对您崇高地位的认知，但比丘尼不同，她们在此很弱势，走在男众后面，会让可恶的男众找到贬抑比丘尼地位的借口。”笔者说道：“禅师，我们是重视戒律的。依律四众顺序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如今倘让该比丘奸计得逞，以帕奥托钵的现实困难，曲意用来证明bhikhunI is nothing，那我宁愿stop eating(绝食)，以维护戒律的尊严。”
禅师笑了！他很爽快地答应我：“回去立刻就改。”而且那是在他坐镇监督下的大改变！那一次的帕奥之旅，笔者因为“打了一场胜仗”，不但没有stop eating，大概因为有了“不让无聊比丘得逞”的快慰，吃得比平常都多！
十三、与藏传佛教会遇
八十六年三月间，藏传佛教领袖达赖喇嘛自达兰沙拉(Dharamsara)来台。他不只一次声称：想要考察台湾的比丘尼制度，惜其行程过于紧凑，所以在短短的访台期间，并未真正分享比丘尼的“台湾经验”，殊为可惜！笔者认为：达赖喇嘛倘能在有生之年，恢复西藏的比丘尼制度，则其功绩实不下于完成“西藏独立”的宏愿，而且尤有过之。因为政治上的分分合合，在历史的洪流中是一次又一次的浪潮涌退，循替生灭，而作为宗教领袖的达赖喇嘛，倘能恢复佛制“四众”的圆满教制，那无异是为佛法的久住与推广，完成了划时代意义的工程。
今日佛教，无论是盛行于泰、缅、锡地区的南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比丘尼都已绝迹。说是说“传承断绝”，但更大的问题是：歧视女性的文化因素作梗，使这些比丘乐得以“传承断绝”为理由，来阻绝女性修道者成为比丘尼的机会。否则“活佛转世”或“僧皇制度”又何尝有佛陀的“传承”可言？还不是一样存在于他们的社会，并获得公然的承认？最大的问题是：歧视女性的文化因素作梗，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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