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見醜化異性，尚有失靈之時，而動物本能之超越，竟是何等艱钜之工程！故佛既然多爲比丘說法，經典又皆系比丘之所結集，是則“偏呵女色”亦屬正常。若佛系爲尼衆說法，當然也會“偏呵男色”，畢竟欲界男女同有“欲重”之病--這點也是“平等”的。”29

　　然而這些經典糟粕或製度陷阱，一般佛教徒自不易從佛法勝義、史學知識、社會學視野(後詳)與心理學角度看清楚其問題何在；所以它們在一般女衆的心理中，還是會引起深刻的自卑感，使其自願處于卑下的地位。

　　這一直要等到大乘佛教興起，無論是《維摩诘經》中論法並譏嘲舍利弗的天女，是《華嚴經》“入法界品”中許許多多少年善財所參訪的女性善知識，還是《勝鬘經》中氣定神閑作獅子吼的勝鬘夫人，都以女人身分，與上座比丘或男子們論究勝義，這可說是釋尊時代精神的複活！

　　然而我們仍可從其中嗅出比丘尼受到上座比丘打壓以後的寂寥--這些大乘經所記載的傑出女性，已全是在家女居士，我們再也沒機會從大乘文獻中看到傑出比丘尼的身影了！

　　在社會學方面，父權思想濃厚的社會集體意識，也給僧團中的“性別驕慢”提供了最好的溫床；因爲這些男性僧侶不但早已被父權思想所潛移默化，而且更因社會的推波助瀾，而易于將壓製女修道人之地位的行爲，加以合理化。例如：在女權意識低落的地區，不但男性僧侶藐視女修道人，就連“善男信女”也吝于給予她們精神上與物質上的支持與鼓勵。欠缺社會力量的奧援，這些女修道者的社會地位就顯得更沒有正當性了。

　　相對的，倘若一個社會的女性意識高張，那麼饒富女性意識的女修道人，就比較不易臣服于“性別驕慢”的意識形態，而會以其實力與學養，給驕慢的男性僧侶適度的壓力，使其不敢肆意發揮“男尊女卑”之論；另一方面，社會人士與“善男信女”對她們的肯定與支持，也使她們可以經濟獨立，行爲自主，而不必在現實壓力下成爲男性僧團的附庸。臺灣比丘尼之所以産生卓越的弘法成績與崇高的社會地位，應與上述兩項理由有關。

　　如果有人願意采用社會學的調查統計法，不妨實地調查一下臺灣各寺院比丘與比丘尼對“男女地位”的看法，再觀察他們所開展出來的弘法利生之格局，筆者相信：他們必然會以數據顯示出筆者所粗略觀察到的事實，那就是：在臺灣，大凡太過強調“男尊女卑”的比丘們，很難開展出大格局的氣象，真有一點筆者所說的：“關起山門做皇帝”的味道。縱使有一些比丘尼被他們馴服而奴化了，但大凡沒有自尊、自信的女性，自有其生命之重大局限，也就很難爲她們所獻以忠誠的對象，幫上什麼大忙。相反的，饒富“男女平等”意識的比丘們，卻容易因其平等心與親和力，而結合更多素質良好、自尊自信而有創發力的男、女、僧、信，共願同行。

　　十二、與南傳佛教會遇

　　南傳國家，除了斯裏蘭卡有極少數不被社會所重視的比丘尼之外，其他國家都只有剃光頭卻穿著粉紅色或白色修道服而不僧不俗的所謂“八戒女”；全球知名的緬甸帕奧禅師(Pha-Auk SayAdaw)則不忍女衆因戒法不具而受世人輕慢，仁慈地爲出家女衆授予十戒，令其穿上咖啡色袈裟，以資區別，這些尼師通稱“十戒女”(緬語稱作Shia-Lei)。

　　類似帕奧禅師如此仁慈而平等對待女性的男性僧侶，想來不是沒有，但似乎還是少了一些。筆者印象深刻的是：八十四年間，有一次，臺灣香光寺的傑出比丘尼見參法師，向筆者述說了一段她在泰國著名的阿姜查道場之所見所聞。當她看到那些八戒女從門口匍匐前進，向比丘行跪拜禮時，她說：

　　“我在她們身上，只看到了“卑微”兩個字！”

　　筆者以爲：女性地位如此卑微的現象，如果能讓那些比丘視若無睹，那麼，只有兩種可能：第一、他們或許是受到文化慣性的支配，以至于感官麻木，女性在地上如狗般在爬行時，他們也會如同看到狗爬一般，習慣成自然！倘若這樣，他們的言行心理，正好可以讓我們看到古印度保守僧團的圖像，他們正是古印度大比丘主義僧侶的“活化石”。第二、他們未能徹見法性，所以無法契會“衆生平等”之深義，礙于教條，而把所見不合理現象勉強加以合理化。

　　像去年來臺教授禅法的帕奧禅師，即使是與女衆說話，他永遠都表現得如此仁慈而謙和。即使高座在旁，他也自然席地而坐，與周遭晚輩們坐的高度相當。

　　那些自認爲“南傳”就代表“原始佛教”，以爲把南傳製度整套搬過來，就叫作“回歸原始佛教”的人，似乎沒想到：北傳佛教的臺灣比丘尼之勇健傑出，才是佛陀時代比丘尼精神的複活呢！

　　去(八十七)年六月下旬至七月初，筆者有一次短暫的緬甸之行(爲報答帕奧禅師去年叁至六月間來臺指導僧衆以禅法之恩，主辦單位弘誓文教基金會代表人的筆者，赴緬參加帕奧仰光禅修中心的落成典禮)。“提升女性地位”雖非此行之目的，但筆者竟也歪打正著地幫帕奧道場的女性，掙得了一個小小的突破。

　　原來帕奧道場采取“僧伽食”製度，住衆每日上午在回廊間托缽受食。因回廊狹窄，一向有由僧俗男衆托缽完畢，再輪僧俗女衆托缽的慣例。曾有國外參學之比丘尼向帕奧禅師提出異議，但禅師懇切告以“回廊狹窄，男女雜沓不便”，抗議聲遂作罷。

　　嗣因七月一日在仰光，慈悲而饒富平等心的SayAdaw接納筆者之意見，因此回帕奧之後，讓比丘尼與沙彌尼在優婆塞之前排隊托缽；SayAdaw還親自督陣，要依慣例欲在比丘尼前行的男衆稍待，讓所有女衆(包括女居士)先行。此一改變，開帕奧禅修中心之先例，以SayAdaw在緬甸聲望之崇隆，則此一改變，對南傳佛教女衆之處境，亦屬意義深長，並給某位一路隨行而強調“男尊女卑”，且以“帕奧托缽”爲證的，惡形惡狀的臺灣比丘一記悶棍！

　　該比丘原穿北傳服裝，嗣因向帕奧禅師習學禅法，禅法有否長進還不得而知，卻改穿起南傳袈裟。此一改裝，是否因爲南傳佛教的比丘較諸北傳佛教，在女性面前顯得更有地位？不得而知，筆者也不願隨意采用“動機論”。但是他在一群同行比丘尼面前，常常要擺老大，令筆者忍不住想起那“驕其妻妾”的齊人。他最欺人的莫過于：老是擺出“王朝馬漢在身邊”的架式，甚至刻意令隨行的兩位在家男衆，處處淩駕在比丘尼之前，連坐車都刻意搶女衆前面的座位坐。

　　其實，只要心中不存階級意識，一同出門，誰前誰後，也沒什麼好計較的。尤其筆者素有平等心，一向無“上中前法師”(坐位要上座，照相坐中間，走路在前面)之惡癖，哪會喜歡走到前頭？但比丘尼們很快就發現：這是該比丘存心打壓比丘尼衆的卑劣心思在作祟。當然，依筆者“抑強扶弱”的性格，是絕對不可能任其得逞的，所以在參加落成典禮的席間，以及瞻禮仰光佛塔的旅途中，筆者不但故意走在最前面，把那比丘甩在後頭，而且還在他耍身段時，口頭上重重“修理”了他幾次。兩位男居士受了他的洗腦，看到比丘尼就充滿著敵視的眼光，連落成典禮都要走在我們前面，被筆者發現，直接了當地當場诃退。

　　這位比丘懷恨在心，但素懔于筆者“強悍”之名，在筆者面前，也只能“敢怒不敢言”，卻在筆者背後揚言：要待大家到帕奧後，讓隨行居士托缽于比丘尼衆之前，以“讓昭慧知道比丘尼連一介男居士的地位都不如”！一位好心的男居士頗爲不忍、不平，遂將此事相告。

　　對一介佛門女性主義者而言，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筆者遂在聞言的第二天(從仰光要出發到帕奧前的當天上午)，在帕奧禅師跟前狠狠參他一本，不但將他的惡形惡狀提要相告，而且以別腳英文痛陳其敗行劣迹“不像比丘，而像國王”。嚴持戒律的禅師聞言不禁莞爾，也不以筆者大大“說比丘過，違八敬法”爲忤，並向筆者耐心解釋“回廊狹窄”之原因。他還安慰筆者：

　　“你放心，我最小！我托缽時，一向走在你們所有人的後面。”

　　“禅師您不同，大家都知道您是帕奧道場的領導人，您走在哪裏，無損于人們對您崇高地位的認知，但比丘尼不同，她們在此很弱勢，走在男衆後面，會讓可惡的男衆找到貶抑比丘尼地位的借口。”筆者說道：“禅師，我們是重視戒律的。依律四衆順序是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如今倘讓該比丘奸計得逞，以帕奧托缽的現實困難，曲意用來證明bhikhunI is nothing，那我甯願stop eating(絕食)，以維護戒律的尊嚴。”

　　禅師笑了！他很爽快地答應我：“回去立刻就改。”而且那是在他坐鎮監督下的大改變！那一次的帕奧之旅，筆者因爲“打了一場勝仗”，不但沒有stop eating，大概因爲有了“不讓無聊比丘得逞”的快慰，吃得比平常都多！

　　十叁、與藏傳佛教會遇

　　八十六年叁月間，藏傳佛教領袖達賴喇嘛自達蘭沙拉(Dharamsara)來臺。他不只一次聲稱：想要考察臺灣的比丘尼製度，惜其行程過于緊湊，所以在短短的訪臺期間，並未真正分享比丘尼的“臺灣經驗”，殊爲可惜！筆者認爲：達賴喇嘛倘能在有生之年，恢複西藏的比丘尼製度，則其功績實不下于完成“西藏獨立”的宏願，而且尤有過之。因爲政治上的分分合合，在曆史的洪流中是一次又一次的浪潮湧退，循替生滅，而作爲宗教領袖的達賴喇嘛，倘能恢複佛製“四衆”的圓滿教製，那無異是爲佛法的久住與推廣，完成了劃時代意義的工程。

　　今日佛教，無論是盛行于泰、緬、錫地區的南傳佛教，還是藏傳佛教，比丘尼都已絕迹。說是說“傳承斷絕”，但更大的問題是：歧視女性的文化因素作梗，使這些比丘樂得以“傳承斷絕”爲理由，來阻絕女性修道者成爲比丘尼的機會。否則“活佛轉世”或“僧皇製度”又何嘗有佛陀的“傳承”可言？還不是一樣存在于他們的社會，並獲得公然的承認？最大的問題是：歧視女性的文化因素作梗，使…

《佛教與女性 -- 解構佛門男性沙文主義》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