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得许多男性僧侣宁愿无视于佛陀“众生平等”的究竟法义，而尽拾些充满性别偏见的典籍糟粕以为证据，用来压制女修道者的女性自觉。
南传佛教或藏传佛教，在这种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情境之下，女性修道人的传承断绝，是一点也不希奇的事。尚幸华人佛教虽未能完全规避“男性沙文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受到中国佛教“圆融”思想的影响，总算让比丘尼制度延续至今，不以任何“传承合法性”理由而拦腰斩截比丘尼的剃度受戒自由。否则若论究过往的受戒传承，依弘一大师的看法，连比丘传承也早已于宋朝以后就断绝了。“穷则变，变则通”，虽因时节因缘的限制，受戒传承不尽如法，但也好在古德不斤斤拘滞于传承，而使得华人佛教还能辈出僧尼，分工合作，住持佛法，发挥了济世利生的大用。笔者以为：只要比丘尼得以透过传戒轨范而存在下去，那么在僧团中“解构男性沙文主义”就不是一项奢望了！所以，当代佛教出家女性的希望何在？看来还是在汉传佛教，特别是比丘尼整体表现杰出的台湾佛教！
也因此，当达赖喇嘛口口声声要了解“中国比丘尼传承是否完全如法”时，笔者担心这会是保守喇嘛们封杀比丘尼制度的借口，立刻在联合报列举台湾比丘尼的优异表现，进而表示：
“这实质的表现，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实质的精神传承比形式的衣钵传承，更加可贵而重要？”30
笔者建议他，西藏佛教也可依于“众生平等”的佛法精神，帮那些西藏修道女性(所谓“安尼”)争取与男性僧侣相同的地位，唤起她们的女性自觉，俾其以自由自尊的心灵，发挥长才，造福人间。倘或如此，则达赖喇嘛在“考察传承制度”之外，不妨了解一下“比丘尼的台湾经验”。翌年十月至十一月间，达赖喇嘛特派专研比丘尼戒的僧官兼学者札西
慈仁格西来台考察台湾比丘尼制度，以作为西藏恢复比丘尼制度的参考，当时笔者的这些建议，他颇为重视，请笔者作一书面备忘，好让他转呈达赖喇嘛。笔者随后乃撰一函，提出六点跟戒学原理、文献知识与佛法精神有关的个人意见：
一、座谈会的重点，一直绕在“中国比丘尼制度传承是否曾有中断？传承是否清净？在一部僧中受比丘尼戒是否得戒？”等等的议题上打转，但是笔者以为：中国佛教的比丘尼延续至今，而且在台湾，比丘尼弘法利生的功效卓着，这已是传承有效的最佳证明。其他，在文献上找不找得到传承的谱系？那都是次要的。找不到谱系，并不表示传承曾断，只表示中国佛教未建立完整的传戒谱系，或是虽有而文献不全。
二、毗尼(vinaya)的内容有层次之分。佛制波罗提木叉(prAtimokSa)，都从“十种利益”提起。换言之，那就是学处背后的根本精神。“十种利益”中，第十是制戒的究竟理想，那就是“梵行得久住故，显扬正法，广利人天”(依《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大正二三
六二九中)。这也就是说：任一学处的制订，目的都是为了“梵行久住”。如今只因为传承断绝的缘故，就让西藏半数人口的女众，即使出家，亦无法受具足戒，这无异是与“梵行久住”的根本精神相抵触的。就如世间的法律，也有层次之分：由宪法产生民法、刑法，由民、刑二法产生子法，由子法衍生行政命令；是故，凡行政命令抵触子法者无效；依此类推，凡民、刑二法抵触宪法者无效。同理，凡诸僧团议决事项，或是异时异地之“随方毗尼”，合于毗尼之根本精神(十种利益)者有效，抵触之者无效。准此以观，假使是透过比丘僧团议决的方式，或是透过“僧团只有一部僧受戒不如法、不如律”的研讨方式来达成“不应建立比丘尼制度”的决定，那都是在以下游的子法抵触更高的母法(树立“十种利益”的佛门宪法)，而阻绝了女性修梵行的完整历程。
三、格西希望中国传承的做法可以找得到律典的根据，以证明其为“佛说”，重视教证理证的具足，这本来也没什么错。问题是：依文献知识，吾人都知“圣言量”有实际上的认定标准，所有经律均为佛灭后陆续结集而出者，此中不乏部派意见存在。故在《长阿含经》与《增一阿含》中，早有认定教法的标准，依四大广说，依经、依律、依法(此“法”应指三法印)以认定所言是否与法相违(大正一
十七下)。《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甚至说：
“当来之世，人多健忘，念力寡少，不知世尊于何方域城邑聚落，说何经典？……若说昔日因缘之事，当说何处？应云婆罗尼斯，王名梵授，长者名相续，邬波斯迦名长净：随时称说。”(大正二四
三二八下)
以此观之，古律典中凿凿而言“佛说”者，是否为佛亲口宣说？难以论断，只能就其是否合法合律，而断定该说可否采用。且格西固言：纵使藏传《根有律》无，汉传法藏部之《四分律》有尼律相关规定者，亦可采用。依文献认定之规则：某律有而他部律无者，适足以证明其说法可能晚出，又怎能以此论定厥为佛说？若只因《四分律》之结集在印度，而《四分律疏》的说法在中国，于是采用前者，不采用后者，那已不是“佛说不说”的问题，而是认定“印度律师比中国律师高明”的种族歧视了！
更何况，至今南传佛教犹言“大乘非佛说”，显教犹言“密乘非佛说”，若执“佛曾说未说”为采信与否之标准，笔者以为：可能只有使大乘乃至密乘之路愈走愈窄；反之，对诸方所流传之教典与祖师论着、制度，一律依三法印(修多罗中的宪法)或“十种利益”(毗奈耶中的宪法)加以裁夺去取，方为宽广深远、如法如律之作为。
四、倘如格西所言，此番回去经研究后，达赖喇嘛当召开南北传僧伽会议，以议决藏传比丘尼制度之是否赓续，我们切盼这样的会议上，硕果仅存的汉传比丘尼应受邀出席，而藏传系统尼众的心声应受最大的尊重。因为，比丘尼众的前途交付在比丘众的会议席上，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不是指藏传比丘特别小量，“天下乌鸦一般黑”，全世界的基督宗教亦面对相同处境--面对女性可否晋铎或封牧的议题，百般阻挠的永远是那些男众。
五、世界上凡是比丘尼传承中断的地区，我们可以这么说：那个地区的比丘要负重大责任。因为二部僧受戒的规定，赋与比丘僧辅助尼僧合法建立僧团的地位，但这些比丘僧团必然有漠视、打压、歧视尼僧存在的举措，否则比丘尼僧不会无故中断。历史告诉我们：凡是女性不受压抑的时代、地区，尼众的成就都是伟大的；佛世与当今台湾尼众的辉煌成就可为例证。反之，女性受到压抑，自可找出许多理由声称传承中断，而且可以找出许多理由以阻挠传承的延续，是则尼众连生存空间都极有限，更遑论发挥潜能，创造历史！
所以在我们看来，“解铃还需系铃人”，藏传比丘尼传承的重建，这不是藏传比丘在会议桌上发言定夺的权利，这是藏传比丘面对历史、面对戒律中“梵行久住”最高精神的义务与责任。
六、全世界的潮流已从“人权”(human right)的共同意识进化到谈“动物权”(animal right)的层次，这足以鉴知佛法的“众生平等”论实属先知。然而倘若藏传佛教的教团无法赋予女性一个公平的法定地位，势必很难面对世人如下的质疑：“你们宣称众生都平等了，为什么男女却不能平等？”就像天主教的教宗，每走一处，该处女性主义者就蜂涌而至，抗议不休。藏传佛教倘有悲心宏布世界，而不自我局限在印度、尼泊尔等地方，则势必要扬弃那些对女性不公道的，不了义的教法与制度，而发扬“众生平等”的了义教法，并由此以重新规范女众出家之地位。这才显示藏传佛教比丘的器度与胸襟，也不枉达赖喇嘛与格西重建比丘尼制度的一番苦心！
函中最后提到：我们衷心希望看到西藏的尼众姐妹也能如同台湾的比丘尼众，受到教界的肯定、社会的重视，这必有利于《根有律》所说的制戒理想：“梵行得久住故，显扬正法，广利人天”！
慈仁格西很重视此函，座谈会后未久，到双林寺与笔者逐一比对汉译《四分比丘尼戒经》与某位当代日籍藏传比丘所译《四分比丘尼戒经》，颇有诚意为藏传比丘尼制度预作准备。据到过达兰沙拉的澳籍藏传比丘尼心明与心海两位法师说：慈仁格西原是一位固执而充满偏见的比丘。但笔者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他访台期间，看到台湾比丘尼的杰出表现，基于一介学者的良知，他确实印象大为改观。在双林寺，连请他用餐，途经大门，都请心明、心海两位尼法师先行，让笔者忍不住大笑，调侃地说：西方人是lady first，而格西却受了我们“洗脑”，已力行bikkhunI first法。据说他回到达兰沙拉后，确实如其在台之所承诺，很帮女性讲话。
万分可惜的是，去(八十七)年八月三日至五日，西藏流亡政府宗教文化部奉达赖喇嘛之指示，邀请藏传、南传与汉传(也就是根本说一切有部、上座铜鍱部与法藏部)的男性法师们，于印度达兰沙拉(Dharamsara)附近的Norbulingka Institute召开第一次的“比丘尼受戒传承研讨会”，不知何故邀到一位素来在台强调女性卑贱而被笔者严词批判的比丘，一开口就极不公道地声称“台湾比丘尼的传承不如法”，遂予藏传保守势力之比丘以可趁之机，在原本极有可能改变藏传佛教女性命运的关键性时刻，“恢复比丘尼传承”的议案胎死腹中。
就这样，达赖喇嘛确认“不承认台湾比丘尼的传承”，这就把西藏半数人口的重大权益，轻轻搁置一旁了！可笑的是：西藏流亡政府至今也还未受到国际承认呢！“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受害者为何还不能将心比心，体惜一下受不平等制度之害所苦的女性同胞呢？
十四、结语
从古印度僧团到今日佛教，“法”(“缘起、无常、无我”的法则与“众生平等”为前提的轨范)，总是佛弟子正确思想与行为的根源。依笔者在佛教中二十余年的观察：凡是与“法”不相应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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