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己强烈的反对意见。
五、 结 语
玄奘的戒律观，这是过往所未专论的议题，而且较诸玄奘在义学方面的见地，既有文献中玄奘戒学论述之相关内容并不太多。但是无论如何，经过这一番文献回顾，我们可清晰归纳以下四点：
一、玄奘面对异国风土民情，会宽容地看待因时因地制宜的“随方毘尼”，如改变安居月份、改变僧团序次形式等，他都不以为忤，不会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淖。
二、另一方面，何者可以开缘，何者不可开缘，不能随个人自由心证，而应有凌驾于戒条之上的原理、原则以为依凭，这是”随方毘尼”的分际。作者认为，虽然在既有文献中，欠缺玄奘在这方面的完整观点，但是从他对许多案例所下的断语，可归纳出这样的结论：“令正法久住”与“护生”这两大原则，正是他作律学判断或掌握行为分际时的最高依凭。因此无论如何入境随俗，他总是坚持不食酒肉。
三、作为一位大乘行人，他面对部派僧团的教条主义现象，会直下以判教的方式，将它视为不究竟的“渐教”。显然“渐教”的影响层面，不只是教义而已。
四、他一生风云际会，见过中、印两大强国与许多小邦国的帝王，而且都受到备极崇高的礼遇，但是他不落骄慢，不慕俗誉，一心一意求法、学法、弘法、译经。对于佛教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则相当介意，念兹在兹，据理力争，以维护僧伽尊严。他虽深受帝王、师长的知遇之恩，但在谦恭感念的同时，依然不忘却牢牢掌握住“令正法久住”与“护生”的原理、原则，倾全力于弘法度生的崇高志业。
至于依现有文献所无法精细判断的议题，诸如玄奘面对各方僧伽规制或生活习惯的差异，如何拿捏其分际？他在中土与众僧共住以从事译业，是完全依于中土旧惯来处理僧事呢，还是多少受到留学见闻的影响，而调整了若干的寺院规制与生活方式？这些只能暂先阙疑，以俟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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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慧立本，彦悰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正五○，二四七中。
[2]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大正五○，二二六下～二二七上)。
[3] 作”破恶见论」经过，详见《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四，大正五○，二四四下～二四五下。
[4]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大正五○，二四八上。
[5]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大正五○，二四六上～中)
[6] 道宣，《续高僧传》卷四，大正五○，四四六下。
[7] 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八，大正五五，五六一中。
[8] 道宣，《释门章服仪》：“木兰一染，此方有之。赤多黑少，若干陀色。”(大正四五，八三七中)。
[9] “草系比丘”，语出《大庄严论经》卷三：“有诸比丘，旷野中行，为贼剽掠，剥脱衣裳。时此群贼惧诸比丘往告聚落，尽欲杀害。贼中一人先曾出家，语同伴言：“今者何为尽欲杀害？比丘之法不得伤草。今若以草系诸比丘，彼畏伤故，终不能得四向驰告。”贼即以草而系缚之，舍之而去。诸比丘等既被草缚，恐犯禁戒，不得挽绝。身无衣服，为日所炙，蚊虻蝇蚤之所唼娆，从旦被缚，至于日中，转到日没，晦冥大闇。夜行禽狩，交横驰走，野狐群鸣，鸱枭雊呼，恶声啼叫，甚可怖畏。……我等今者更无所趣。唯当护戒至死不犯。”(大正四，二六八下)
[10] 五篇七聚，是戒经中依于重、轻罚则而归纳条文的分类法。五篇即五类罚则：波罗夷(梵 parajika)、僧残(梵 samghavawesa)、波逸提(梵 payattika)、波罗提提舍尼(梵 pratidewaniya)、突吉罗(梵 duskrta)。五篇加上偷兰遮(梵 sthulatyaya，即未遂罪)，再将突吉罗(恶作)另行开立恶说，即成七聚。
[11] 慧立本，彦悰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大正五○，二二二中。
[12]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大正五○，二二七中。
[13]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大正五○，二五三中。
[14]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大正五○，二五五上～下。
[15] 以上初次晋见太宗情节，详见《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大正五○，二五三上～下。
[16] 《四分律》卷十五，大正二二，六六九下。
[17] 《四分律》卷十五：”不犯者，若比丘有事往，若被请去，或力势者将去；若先前行军，后至下道避；若水陆道断，贼难、恶兽难、水大涨；若为势力所系缚去；或命难、梵行难不下道无犯。」(大正二二，六六九下～六七○上)。
[18]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大正五○，二七○上。
[19]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大正五○，二七○上。
[20]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大正五○，二七○上。
[21]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大正五○，二七○上～中。
[22] 二表内容，详见《寺沙门玄奘上表记》，大正五二，八二三中～八二四上)。
[23] 《四分律》卷四二，大正二二，八七二中。
[24] 《大唐西域记》卷一，大正五一，八七○上。
[25] 《大唐西域记》卷一，大正五一，八七○上。
[26]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大正五○，二二六下。
[27] 《大唐西域记》卷九，大正五一，九二五中。
[28] 《大唐西域记》卷十，大正五一，九二八上。但《西域记》称羯罗拏苏伐剌那国有“伽蓝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慈恩传》卷四则记作“伽蓝十余所，僧徒三百余人”(大正五○，二四○下)，人数略有出入。
[29] 《弥沙塞部和酰五分律》卷三○，大正二二，一九一中。“小小戒”，《四分律》名之为“杂碎戒”。如说：“自今已去，为诸比丘舍杂碎戒。”(《四分律》卷五四，大正二二，页九六七中)
[30]《弥沙塞部和酰五分律》卷三○，大正二二，页一九一下。
[31]《弥沙塞部和酰五分律》卷三○，大正二二，页一九一下。
[32] 《五分律》 卷二二，大正二二，一五三上。
[33] 《大唐西域记》卷一，大正五一，八七二上。
[34] 《释氏要览》卷下，大正五四，三○三中。
[35] 《大唐西域记》卷三，大正五一，八八六上～中。
[36] 《高僧法显传》，大正五一，八五七中。
[37] 《大唐西域记》卷四，大正五一，八九五下。
[38] 《大唐西域记》卷四，大正五一，八九三上。
[39] 《大唐西域记》卷十，大正五一，九三○上。
[40] 《大唐西域记》卷五，大正五一，八九五下。
[41] 《大唐西域记》卷二，大正五一，八七九上～中。
[42] 《大唐西域记》卷十，大正五一，九二三下。
《玄奘的戒学生活、伽蓝见闻与律学观点》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