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朝时期岭南的佛教及其与官僚士商的关系
丁邦友
[广州]广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60-64页
【作者简介】丁邦友(1963-)，男，安徽潜山县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广州 510405)
【内容提要】本文从岭南高僧、官僚士人及商人三个群体入手，简略考察了六朝时期佛教在岭南传播的情况。笔者认为，六朝时期岭南的高僧有着流动频繁、重译经创寺而不重佛教义理探讨的特点；岭南的官僚文人热心佛教的较少，而岭南商人则由于在从事海外贸易的过程中，最早接触佛教，对佛教在岭南的传播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商人阶层信奉佛教，主要出于功利目的。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当时岭南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不是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加上岭南地区传统的务实精神的影响，使涉足岭南的中外高僧难以长久停留，也使佛教在岭南地区难以向上流社会推进。
【摘 要 题】佛教研究
【关 键 词】六朝/岭南/佛教/官僚士人/商人
六朝时期，佛教在岭南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但由于岭南地区特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环境的影响，这个时期的岭南佛教深深烙上了岭南的标记，出现了一些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现象。本文拟就此谈点粗浅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 僧人的主要业绩及其频繁流动
六朝时期，中外高僧纷纷涉足岭南，而岭南本土也出现了一些高僧。与本土高僧相对应的外来高僧包含外国高僧和非岭南籍的国内高僧。外国高僧有由海路来的，也有由陆路来的。著名的有西晋时的耆域，东晋时的昙摩耶舍，刘宋的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功德贤)，梁朝的菩提达摩、求那僧伽跋多(智药)、拘那罗陀(真谛)等，国内高僧则大多由北方南下，著名者有东晋单道开，刘宋法勇、释昙弘、释昙超、释法安、释道亮、释智林、智斌、释法愿，梁朝释宝唱、智恺、慧恺等。岭南本土也出现了一些高僧，如孙吴时的康僧会，南齐时的释慧敏、释法献，梁陈时期的智敷等。(注：参见胡守为：《岭南古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4-369页。)六朝时期来到岭南的外国高僧对岭南佛教的贡献主要是译经和创建寺院。自西晋泰始二年(266年)外国沙门强梁娄至(真喜)在广州译出《十二游经》之后，来广州译经的外国高僧代有其人，贡献最大者当推名列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的拘那罗陀(真谛)。广州也因出经众多，而成为当时全国译经中心之一。到达岭南的国内高僧主要是协助外国高僧译经以及讲经说道、创建寺院。如释道亮于元嘉末年(453年)被徙往岭南，与弟子十二人“讲说导众，化陶岭外”。(注：慧皎：《高僧传》卷七“释道亮”，中华书局，1992年，第286页。)陈朝时智恺、僧宗、法忍等协助真谛等译《广义发门经》、《唯识论》、《摄大乘论》等经，智恺并宣讲《摄大乘论》和《俱舍论》。
这时期岭南本土高僧对岭南佛教发展的贡献主要是创建佛寺、营造塔像及一般性的弘法活动。如南朝齐时的释慧敏常以福业为务，“凡所之造，皆兴立塔像，助成众业。后还乡，复修理云峰、永安诸寺。后被敕为僧主，训领有功”。(注：慧皎：《高僧传》卷十三“释慧敏”，第487页。)再如释法献，南齐广州人。“始居北寺，寺岁久凋衰，献率化有缘，更加修葺，改曰延祥，后入藏微山创寺”。(注：慧皎：《高僧传》卷十三“释慧敏”，第487页。)六朝时期岭南本土高僧兴趣不在佛教义理的探讨上，而是在兴建寺院及一般的弘法活动上，因而，这就使得岭南本土没能产生出精于佛理的高僧。《广东通史》云：“尽管多有西土及本国岭北名僧到来译经传道，而广东本地还是少出深研经典，精通佛理的高僧”。(注：方志钦、蒋祖缘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上册》，广东高教出版社，1996年，第409页。)广东如此，六朝时岭南其他地区也大致如此。
国内高僧中虽有一些精于佛理的人到达岭南，他们在岭南讲经说法，如上述之释道亮、智恺及刘宋高僧智斌、慧琳等，但释道亮、智斌、慧琳都是被贬徙岭南，慧琳著《白黑论》，更是“乖于佛理”，(注：慧皎：《高僧传》卷七“释道渊”，第268页。)远徙至交州，又且他们在岭南时间不长，这些都限制了他们与岭南官僚士人深入交往及对佛理的研讨。对佛理进行深入探讨，必须融合儒玄，而外国高僧初达岭南，言语不通，一般只能从事译经工作。如此一来，佛教在岭南的传播就不会走上以建业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的道路——重视佛理的探讨。当然，这跟岭南地区的官僚士人也有极大的关系，容下详述。
六朝时期涉足岭南的高僧不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存在着流动频繁的现象，从海路而来的外国僧人，在岭南登岸后，大多会继续北上，他们或是经过短暂休整后即北上，或是在岭南译经、创寺、弘法数年后再北上。如求那跋摩于元嘉年间到达广州，宋文帝即敕州郡，令资发下京。求那跋摩在路经始兴时“经停岁许”，创建灵鹫寺，宋文帝又下旨催促，遂于元嘉八年(431年)正月达于建业；(注：慧皎：《高僧传》卷三“求那跋摩”，第107页。)再如求那跋陀罗元嘉十二年(435年)至广州，剌史韦朗(一说车朗)上表奏闻，宋文帝于是遣信迎接，遂至建业。(注：慧皎：《高僧传》卷三“求那跋陀罗”，第131页。)又如昙摩耶舍于晋隆安(397-401年)中，初达广州，在白沙寺译经弘法，义熙(405-418年)中，仍以90余高龄，北上长安。(注：慧皎：《高僧传》卷一，“昙摩耶舍”，第42页。)在岭南停留时间较长，且卒于岭南的真谛。其初达岭南时，也曾应梁武帝之请，北上建康，因遇侯景之乱，辗转东南各地后，欲回楞伽修国，但因风飘还广州，遂终老于岭南。(注：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拘那罗陀”(见《高僧传合集》第109-110页)。)真谛死后，其弟子又多散走各地。
国内的高僧到达岭南后，也大多是在岭南停留数年后，又转往他处。如前述释道亮、释智林师徒12人于元嘉末年被徙往岭南，他们在岭南停留了6年后于大明中回到建业。又如释法愿，于元嘉三十年(453年)随宗悫出镇广州，被奉为五戒之师。孝建三年(456年)，宗悫改任南预州剌史，法愿也离开了广州。(注：慧皎：《高僧传》卷十三“释法愿”，第517页。)
出生于岭南的僧尼，也有北上的。如康僧会，于孙吴赤乌十年(248年)到建业，创建初寺，后终于建业。(注：慧皎：《高僧传》卷一“康僧会”。)再如释慧敏，南朝齐南海人，“少游学荆楚”。(注：慧皎：《高僧传》卷十三“释慧敏”，第487页。)又如女尼慧琼，本姓钟，广州人，住广陵南安寺。(注：释宝唱：《比丘尼传》卷二“慧琼”，(见《高僧传合集》第96页)。)
僧人的流动，本是一件平常的事，但岭南地区流动范围广，有中外的流动，有国内南北的流动；有正向流动，又有反向流动。流动的频率也高，一般情况，僧人在岭南不过停留数月至数年。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地区还是少见的。并且如中原及江南僧人的流动往往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化，如战争、统治集团的内乱及毁佛等引起，而岭南高僧的流动基本上不是由上述原因导致的。
岭南高僧流动性强是与六朝时期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岭南不是政治中心，经济文化又比较落后，就佛教传播的大环境而言，比不上中原及江南地区。高僧们为了求得更好的传教环境，自然会流动，中原及江南地区凭借着皇帝及官僚士大夫的政治权力与经济势力，把众多的中外高僧吸引了过去。但岭南毕竟是海外高僧率先登岸之所，这对北方高僧自然有较大的吸引力，加之北方多事，所以北方高僧常常南下求经问道。
高僧的频繁流动，一方面强化了岭南地区在佛教传播中所起的沟通内外的桥梁作用，另一方面也使岭南佛教的发展缺乏如庐山慧远僧团那样稳定的重心。
二 岭南的官僚士人与佛教
通观整个六朝时期岭南佛教传播的进程，我们发现，岭南的官僚与士人，热心佛教的人不多。六朝时期，岭南官僚中最著名的奉佛者，首推陈朝的欧阳顾、欧阳讫父子，他们延请真谛译经讲学，对岭南佛教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岭南官僚中与佛教有关联的还有袁宏、张裕、蔡茂之、孔默之、宗悫、刘道锡、韦朗、萧勃等人。袁宏是东晋时的知名学者，性好佛理，他在南海太守任上，于兴宁元年(363年)与其弟永叔及沙门支法防共登罗浮山，见到卒于山中的僧人单道开遗骸及香火瓦器。(注：《高僧传》卷九“单道开”，第362页。)张裕，字茂度，吴郡人，家世事佛。张裕在东晋末任始兴相。当时正值卢循、徐道覆败亡，“廨宇焚烧，民物凋散，百不存一”。于是，他“创立城寺，吊死扶伤，收集离散，民户渐复”。(注：《宋书》卷五十三《张茂度传》，第1509页。)蔡茂之于元嘉六年(429年)前后任始兴太守。当求那跋摩奉宋文帝之请，由广州赴京途经始兴时，蔡茂之对跋摩“深加敬仰，时茂之将死，跋摩躬身往视，说法安慰”。(注：《高僧传》卷三“求那跋摩”，第107页。)宗悫，南阳人，宋孝武帝初出镇广州，携僧人释法愿南下，奉其为五戒之师。孔默之，鲁国人，他与女尼僧敬关系密切，元嘉六年(429年)任广州刺史时，携僧敬到广州赴任。僧敬在番禺30余年，“舍园宅施之者十有三家”，(注：《比丘尼传》卷三“僧敬”，见《高僧传合集》第979页。)创建众造寺。韦朗在元嘉十二年中天竺高僧求那跋陀罗从海上到达广州后，上表宋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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