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六朝時期嶺南的佛教及其與官僚士商的關系
丁邦友
[廣州]廣州大學學報，2001年第1期
60-64頁
【作者簡介】丁邦友(1963-)，男，安徽潛山縣人，廣州大學人文學院曆史系副教授，曆史學碩士，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史研究。(廣州 510405)
【內容提要】本文從嶺南高僧、官僚士人及商人叁個群體入手，簡略考察了六朝時期佛教在嶺南傳播的情況。筆者認爲，六朝時期嶺南的高僧有著流動頻繁、重譯經創寺而不重佛教義理探討的特點；嶺南的官僚文人熱心佛教的較少，而嶺南商人則由于在從事海外貿易的過程中，最早接觸佛教，對佛教在嶺南的傳播與發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但商人階層信奉佛教，主要出于功利目的。出現這些現象的原因在于，當時嶺南經濟文化比較落後，不是南方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加上嶺南地區傳統的務實精神的影響，使涉足嶺南的中外高僧難以長久停留，也使佛教在嶺南地區難以向上流社會推進。
【摘 要 題】佛教研究
【關 鍵 詞】六朝/嶺南/佛教/官僚士人/商人
六朝時期，佛教在嶺南得到了較爲廣泛的傳播。但由于嶺南地區特定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環境的影響，這個時期的嶺南佛教深深烙上了嶺南的標記，出現了一些有別于其他地區的獨特現象。本文擬就此談點粗淺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 僧人的主要業績及其頻繁流動
六朝時期，中外高僧紛紛涉足嶺南，而嶺南本土也出現了一些高僧。與本土高僧相對應的外來高僧包含外國高僧和非嶺南籍的國內高僧。外國高僧有由海路來的，也有由陸路來的。著名的有西晉時的耆域，東晉時的昙摩耶舍，劉宋的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羅(功德賢)，梁朝的菩提達摩、求那僧伽跋多(智藥)、拘那羅陀(真谛)等，國內高僧則大多由北方南下，著名者有東晉單道開，劉宋法勇、釋昙弘、釋昙超、釋法安、釋道亮、釋智林、智斌、釋法願，梁朝釋寶唱、智恺、慧恺等。嶺南本土也出現了一些高僧，如孫吳時的康僧會，南齊時的釋慧敏、釋法獻，梁陳時期的智敷等。(注：參見胡守爲：《嶺南古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4-369頁。)六朝時期來到嶺南的外國高僧對嶺南佛教的貢獻主要是譯經和創建寺院。自西晉泰始二年(266年)外國沙門強梁婁至(真喜)在廣州譯出《十二遊經》之後，來廣州譯經的外國高僧代有其人，貢獻最大者當推名列中國佛教四大譯經家之一的拘那羅陀(真谛)。廣州也因出經衆多，而成爲當時全國譯經中心之一。到達嶺南的國內高僧主要是協助外國高僧譯經以及講經說道、創建寺院。如釋道亮于元嘉末年(453年)被徙往嶺南，與弟子十二人“講說導衆，化陶嶺外”。(注：慧皎：《高僧傳》卷七“釋道亮”，中華書局，1992年，第286頁。)陳朝時智恺、僧宗、法忍等協助真谛等譯《廣義發門經》、《唯識論》、《攝大乘論》等經，智恺並宣講《攝大乘論》和《俱舍論》。
這時期嶺南本土高僧對嶺南佛教發展的貢獻主要是創建佛寺、營造塔像及一般性的弘法活動。如南朝齊時的釋慧敏常以福業爲務，“凡所之造，皆興立塔像，助成衆業。後還鄉，複修理雲峰、永安諸寺。後被敕爲僧主，訓領有功”。(注：慧皎：《高僧傳》卷十叁“釋慧敏”，第487頁。)再如釋法獻，南齊廣州人。“始居北寺，寺歲久凋衰，獻率化有緣，更加修葺，改曰延祥，後入藏微山創寺”。(注：慧皎：《高僧傳》卷十叁“釋慧敏”，第487頁。)六朝時期嶺南本土高僧興趣不在佛教義理的探討上，而是在興建寺院及一般的弘法活動上，因而，這就使得嶺南本土沒能産生出精于佛理的高僧。《廣東通史》雲：“盡管多有西土及本國嶺北名僧到來譯經傳道，而廣東本地還是少出深研經典，精通佛理的高僧”。(注：方志欽、蔣祖緣主編《廣東通史•古代上冊》，廣東高教出版社，1996年，第409頁。)廣東如此，六朝時嶺南其他地區也大致如此。
國內高僧中雖有一些精于佛理的人到達嶺南，他們在嶺南講經說法，如上述之釋道亮、智恺及劉宋高僧智斌、慧琳等，但釋道亮、智斌、慧琳都是被貶徙嶺南，慧琳著《白黑論》，更是“乖于佛理”，(注：慧皎：《高僧傳》卷七“釋道淵”，第268頁。)遠徙至交州，又且他們在嶺南時間不長，這些都限製了他們與嶺南官僚士人深入交往及對佛理的研討。對佛理進行深入探討，必須融合儒玄，而外國高僧初達嶺南，言語不通，一般只能從事譯經工作。如此一來，佛教在嶺南的傳播就不會走上以建業爲中心的江南地區的道路——重視佛理的探討。當然，這跟嶺南地區的官僚士人也有極大的關系，容下詳述。
六朝時期涉足嶺南的高僧不論中國的還是外國的，都存在著流動頻繁的現象，從海路而來的外國僧人，在嶺南登岸後，大多會繼續北上，他們或是經過短暫休整後即北上，或是在嶺南譯經、創寺、弘法數年後再北上。如求那跋摩于元嘉年間到達廣州，宋文帝即敕州郡，令資發下京。求那跋摩在路經始興時“經停歲許”，創建靈鹫寺，宋文帝又下旨催促，遂于元嘉八年(431年)正月達于建業；(注：慧皎：《高僧傳》卷叁“求那跋摩”，第107頁。)再如求那跋陀羅元嘉十二年(435年)至廣州，剌史韋朗(一說車朗)上表奏聞，宋文帝于是遣信迎接，遂至建業。(注：慧皎：《高僧傳》卷叁“求那跋陀羅”，第131頁。)又如昙摩耶舍于晉隆安(397-401年)中，初達廣州，在白沙寺譯經弘法，義熙(405-418年)中，仍以90余高齡，北上長安。(注：慧皎：《高僧傳》卷一，“昙摩耶舍”，第42頁。)在嶺南停留時間較長，且卒于嶺南的真谛。其初達嶺南時，也曾應梁武帝之請，北上建康，因遇侯景之亂，輾轉東南各地後，欲回楞伽修國，但因風飄還廣州，遂終老于嶺南。(注：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一“拘那羅陀”(見《高僧傳合集》第109-110頁)。)真谛死後，其弟子又多散走各地。
國內的高僧到達嶺南後，也大多是在嶺南停留數年後，又轉往他處。如前述釋道亮、釋智林師徒12人于元嘉末年被徙往嶺南，他們在嶺南停留了6年後于大明中回到建業。又如釋法願，于元嘉叁十年(453年)隨宗悫出鎮廣州，被奉爲五戒之師。孝建叁年(456年)，宗悫改任南預州剌史，法願也離開了廣州。(注：慧皎：《高僧傳》卷十叁“釋法願”，第517頁。)
出生于嶺南的僧尼，也有北上的。如康僧會，于孫吳赤烏十年(248年)到建業，創建初寺，後終于建業。(注：慧皎：《高僧傳》卷一“康僧會”。)再如釋慧敏，南朝齊南海人，“少遊學荊楚”。(注：慧皎：《高僧傳》卷十叁“釋慧敏”，第487頁。)又如女尼慧瓊，本姓鍾，廣州人，住廣陵南安寺。(注：釋寶唱：《比丘尼傳》卷二“慧瓊”，(見《高僧傳合集》第96頁)。)
僧人的流動，本是一件平常的事，但嶺南地區流動範圍廣，有中外的流動，有國內南北的流動；有正向流動，又有反向流動。流動的頻率也高，一般情況，僧人在嶺南不過停留數月至數年。這樣的情況在其他地區還是少見的。並且如中原及江南僧人的流動往往由于政治局勢的變化，如戰爭、統治集團的內亂及毀佛等引起，而嶺南高僧的流動基本上不是由上述原因導致的。
嶺南高僧流動性強是與六朝時期嶺南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密切相關的。嶺南不是政治中心，經濟文化又比較落後，就佛教傳播的大環境而言，比不上中原及江南地區。高僧們爲了求得更好的傳教環境，自然會流動，中原及江南地區憑借著皇帝及官僚士大夫的政治權力與經濟勢力，把衆多的中外高僧吸引了過去。但嶺南畢竟是海外高僧率先登岸之所，這對北方高僧自然有較大的吸引力，加之北方多事，所以北方高僧常常南下求經問道。
高僧的頻繁流動，一方面強化了嶺南地區在佛教傳播中所起的溝通內外的橋梁作用，另一方面也使嶺南佛教的發展缺乏如廬山慧遠僧團那樣穩定的重心。
二 嶺南的官僚士人與佛教
通觀整個六朝時期嶺南佛教傳播的進程，我們發現，嶺南的官僚與士人，熱心佛教的人不多。六朝時期，嶺南官僚中最著名的奉佛者，首推陳朝的歐陽顧、歐陽訖父子，他們延請真谛譯經講學，對嶺南佛教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此外，嶺南官僚中與佛教有關聯的還有袁宏、張裕、蔡茂之、孔默之、宗悫、劉道錫、韋朗、蕭勃等人。袁宏是東晉時的知名學者，性好佛理，他在南海太守任上，于興甯元年(363年)與其弟永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見到卒于山中的僧人單道開遺骸及香火瓦器。(注：《高僧傳》卷九“單道開”，第362頁。)張裕，字茂度，吳郡人，家世事佛。張裕在東晉末任始興相。當時正值盧循、徐道覆敗亡，“廨宇焚燒，民物凋散，百不存一”。于是，他“創立城寺，吊死扶傷，收集離散，民戶漸複”。(注：《宋書》卷五十叁《張茂度傳》，第1509頁。)蔡茂之于元嘉六年(429年)前後任始興太守。當求那跋摩奉宋文帝之請，由廣州赴京途經始興時，蔡茂之對跋摩“深加敬仰，時茂之將死，跋摩躬身往視，說法安慰”。(注：《高僧傳》卷叁“求那跋摩”，第107頁。)宗悫，南陽人，宋孝武帝初出鎮廣州，攜僧人釋法願南下，奉其爲五戒之師。孔默之，魯國人，他與女尼僧敬關系密切，元嘉六年(429年)任廣州刺史時，攜僧敬到廣州赴任。僧敬在番禺30余年，“舍園宅施之者十有叁家”，(注：《比丘尼傳》卷叁“僧敬”，見《高僧傳合集》第979頁。)創建衆造寺。韋朗在元嘉十二年中天竺高僧求那跋陀羅從海上到達廣州後，上表宋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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