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東晉清談的積極意義
王曉毅
[開封]史學月刊，2001年第4期
43-47頁
【作者簡介】王曉毅(1954年—)，男，山東五蓮縣人，曆史學博士，山東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從事魏晉南北朝思想史研究。山東大學 曆史文化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內容提要】西晉末年社會大崩潰引發了信仰危機，士族社會的精神“彼岸”隨之倒塌，傳統的價值系統失去了最後依托。辨名析理的清談活動，對東晉社會的穩定，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一方面，清談所洋溢的人文關懷，使“永嘉南奔”中陷入絕望的精英階層，感到生命的尊嚴和文化的價值，振奮了低落的士氣；另一方面，清談創造了自由爭鳴的學術氛圍，使佛教哲學得以滲入中國思想文化的深層，在儒家倫理與佛教輪回報應之間架起了橋梁，爲中華民族終極關懷找到了新的支點。
【關 鍵 詞】清談/東晉/玄學/佛教
魏晉清談名聲不佳，“清談誤國”是曆代學術評價的主旋律。改革開放以來，從文化禁锢中走出的中國學者，理解了魏晉士人的痛苦和歡樂，指出了清談玄言對當時思想解放的巨大意義。但是，學者們對早期清談——正始之音和竹林之遊的學術價值予以肯定，而對東晉南朝時期的清談，則視爲追求“理中之談”，屬于高級智力遊戲，因爲這一時期的玄學，已無重大的理論建樹。筆者也曾持這一觀點。然而，如果跳出狹窄的哲學理論角度，從更廣闊的視野——營造人文環境和學術轉型的角度觀察，清談對東晉的社會穩定，具有明顯的積極意義。
一
永嘉之亂的戰火，使洛陽化爲廢墟，中原地區陷入了全面動亂，北方世家大族開始了大規模南渡，去投奔在江南已站住腳的司馬睿政權，史稱“永嘉南奔”，魏晉清談風尚也隨之南遷。琅邪王氏家族的王導、王敦兄弟，不僅使當時名位尚微的司馬睿在江南站住腳，對東晉王朝的中興，起了決定性作用，而且在玄風南渡的過程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永嘉南奔”分東西兩條路線：一是東路，大致相當于沿今天的津浦鐵路從青、兖、徐、揚諸州逃往建康；王導是東晉第一重臣，被譽爲“江東管夷吾”，在建康(南京)主持朝政。二是西路，大致相當于沿今天的京漢鐵路逃往武昌(或再順江東下去建康)；王敦以征南大將軍坐鎮武昌，長期負責長江中遊軍政。王導和王敦分別在建康和武昌的幕府，分別聚集了沿兩條路線南下的北方名士，它們既是最重要的兩個政治軍事中心，也是僅存的兩個玄學清談中心。落荒南逃的士族名流投奔到王氏兄弟那裏，生命安全有了保障，政治上被重用，形成了締造東晉王朝的所謂“中興名士”。
早在西晉元康時期，王導與王敦作爲王衍的族弟，與這位清談領袖的關系十分密切，不但是其一手提拔起來的政治嫡系，而且積極追隨王衍參加清談，是元康時期清談場上的後期之秀。《世說新語•容止》記載，有人去王衍處，恰逢琅邪王氏家庭的精英王戎、王衍、王敦、王導、王诩、王澄同聚一堂，不禁贊歎：“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王敦與王澄、謝鲲、阮修是王衍最要好的四個朋友“四友”；王導在洛陽玄學界，與王承(字安期)、阮瞻(字千裏)齊名。若幹年後，王敦、王導已成爲東晉開國元勳，仍時時以參加西晉元康玄談爲最大光榮。王導多次提及當年他在洛陽的表現，“王丞相雲：“雒下論以我比安期、千裏。””[1]某次，他將這段曆史作爲資本，奚落政敵蔡谟。“我與安期、千裏共遊洛水邊，何處聞有蔡克兒！”[1](輕诋)也許王導過于重視元康名士對他的評價，以致成爲經常性話題，引起了羊曼的詫異，說這已是公論，爲何反複稱說。“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裏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複爾”？”王導回答，是因爲清談名士瓜果飄零，盛況難再，“不可得耳”。[1](企羨)
兩晉之際的北方戰亂，具有民族仇恨和階級鬥爭的性質，其酷烈程度遠遠超過了漢魏之際的軍閥角逐。中原世家大族南下時的絕望心態，在後來並列“中興名士第一”的衛玠、王承身上，可見一斑(注：衛玠在豫章行營中名列第一，而王承在首都建康爲第一，《晉書•衛玠傳》：“于時中興名士，唯王承及玠爲當時第一。”當時排名第一的，應爲王承。《晉書•王承傳》：“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永嘉四年，洛陽陷落前，衛玠看到天下即將大亂，攜母離開了這座危城，沿西路舉家南遷，輾轉千裏經江夏赴豫章，面對茫茫江水，百感交加。“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顇，語左右雲：“見此芒芒，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複誰能遣此！””[1](言語)王承永嘉後期任東海太守，他棄官南逃時，走的是東路，經下邳、臨淮到建康。“尋去官，東渡江……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2](王承傳)
在建康和豫章的“中興名士”中，一度彌漫著失敗主義情緒，例如，王敦軍府的幕僚中出現了縱欲狂飲現象，避亂渡江的名士胡毋輔之、謝鲲、阮放、畢卓、羊曼、桓彜、阮孚、光逸八人，“散發裸裎，閉室酣飲……不舍晝夜，時人謂之“八達”。”[2](光逸傳)建康的名士較爲文雅，但同樣被傷感籠罩，發生了“新亭對泣”的故事：風和日麗的某天，過江的名士相聚新亭宴飲，周顗觸景生情，忽然歎息道：“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名士們皆相視流淚。王導不愧中流砥柱，“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複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1](言語)
在這種情況下，與消極緩解國破家亡痛苦的飲酒放縱相比，辨名析理的清談活動，無疑有積極意義，它能使人感到生命的尊嚴和文化的價值，起了振奮士人精神的作用。因此，清談之玄風沈寂多年後在江南複蘇了，首先在王敦府中，發生了繼往開來的衛玠 “談道”。衛玠是衛瓘的孫子，樂廣的女婿，元康清談中呼聲最高的少年才子，與琅邪王氏關系密切。心氣甚高的王澄(字平子)，聽衛玠清談析理到精妙處，竟佩服得連續叁次倒在座位上。“每聞玠之語議，至于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辄絕倒于坐。前後叁聞，爲之叁倒。時人遂曰：“衛君談道，平子絕倒。””(注：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賞譽》注引《玠別傳》，中華書局1983年。)永嘉六年(312)，衛玠到達了武昌(注：《世說新語•賞譽》和《晉書•衛玠傳》均記載這次清談發生在豫章，時間是一整天；而《世說新語•賞譽》注引《玠別傳》則認爲是武昌，時間是一天兩夜“彌日信宿”。從《玠別傳》說。)，與闊別多年的名士朋友相會。這位身體已極度虛弱的才子回光返照，精神抖擻地與王敦、謝鲲等清談，持續了兩夜一天，爾後便大病不起。但是，這次清談使久違此道的名士們興奮異常，王敦快樂得不能自製，他作了一個精彩的即興發言，如此評價衛玠的論道：“昔王輔嗣吐金聲于中朝，此子今複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緒，絕而複續。不悟永嘉之中，複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複當絕倒。”(注：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賞譽》注引《玠別傳》，中華書局1983年。)
對玄風南渡貢獻最大的自然是王導。當時，有些儒家人物將西晉社會崩潰的原因歸結爲玄談，據《資治通鑒》記載，早在永嘉五年，陳頵寫信給主持政務的王導，要求取締“莊老之俗”學風，結果被王導作了冷處理，不予理睬。因爲王導不僅是位經邦治國的高手，而且也是個大清談家，老莊哲學的信仰者。在主持軍政要務的閑暇時間，他最喜歡的娛樂便是清談，擅長的論題是嵇康的《聲無哀樂論》、《養生論》和歐陽建的《言盡意論》。他能靈活運用這叁論中的哲學原理，參與幾乎所有論題的辯論。“舊雲：“王丞相過江，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論”叁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1](文學)史書中王導最著名的一次清談，發生在衛玠武昌談道的二十多年後，王導已是六十多歲的老人，身爲宰相，而與其對壘的辯手殷浩和觀戰者桓溫、王濛、王述、謝尚等人，都是二叁十歲的青年。當時，殷浩作爲庾亮的幕僚常住武昌，某次出差到京師，應王導之邀在丞相府中論戰至夜半叁更。像王敦當年武昌遇衛玠一樣，王導高興之至，認爲論題與勝負並不重要，最有意義的是論辯過程，這是正始之音的魅力之所在。
殷中軍爲庾公長史，下都，王丞相爲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麈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叁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余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于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1](文學)
據唐翼明先生考證，這次清談盛會發生于公元334-337年之間。[3]在兩晉之際玄學清談史上具有承上啓下的象征意義：標志著玄學清談的接力棒由中興名士傳遞到青年一代手中。幾年後的鹹康五年(339)，王導逝世，殷浩、王濛等成爲東晉前期最重要的清談領袖，在永和前後，迎來了魏晉清談的第叁個高潮。
二
經過東晉建國初期的幾次軍事動蕩，自蘇峻之亂平定後，政局相對穩定，外無強敵，內無大亂。東晉年輕一代士人，在父輩“中興名士”的熏陶下成長，走上了曆史舞臺。從鹹康年間起(335-342)，清談風氣再次興起，到永和(345-356)時期達到鼎盛，此後綿延不絕，其規模超過了正始和元康，成爲清談史上最大的也是最後一次高潮。
東晉時期是士族名士生活的黃金時代。在這個時期，他們結束了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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