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观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文明的发展。然而，对斯里兰卡社会的东西方宗教的矛盾而言，是不是由于“理性”和“人性”思想的不同而引起的呢？我们认为，对此应该有一个再认识的必要。佛教在斯里兰卡的衰落，应该有二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佛教内部缺少创新，僧伽素质低下，难于有一个新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从15世纪以来，斯里兰卡一直处于分裂和战争时期，内有各种派别争权夺利，外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断入侵，百姓和僧伽始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内忧外患使得岛国的佛教无法发展。斯里兰卡是东方封建专制型的国家，佛教历来受到了各朝君主的支持，由兹繁兴。但到了近代以后，侍奉佛教的封建王朝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西方殖民政权。在西方教会办的学校中，必备有宗教课程，讲授基督教知识。荷兰殖民政府曾规定凡要当公务员的人必须是基督教徒，佛教的势力锐减。很多人都信仰基督教，佛教受到了重创。不过这些改信基督教的人都是出于某种实际的利益需要，不久又改回原有的信仰。[1]基督教在斯里兰卡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是得到了岛上殖民政府的支持，但在广大的农村，仍然是佛教的地盘。20世纪初是斯里兰卡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时期，信仰佛教的僧诃罗族人主要从事农耕的种植园农业，他们处于贫穷的社会底层，经济实力十分有限。而有钱人大多数都是白人庄园主，他们是基督教会的强有力的支持者，能够为教会的活动提供强有力的经济后援，所以基督教会可以指责佛教缺少办社会服务的力量。不过“在锡兰，占优势的宗教还是佛教”，[2]虽然它不再受到统治者的支持，其影响还是可观的。基督教的教育虽然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令人遗憾的是，能够享有这种接触机会的人却太少了。”[3]所以基督教会要诋毁佛教。而以杰雅提拉克为首的一些居士之所以要发起反对基督教的运动，其目的还是为了争取“宪法改革”，在议会中提高僧诃罗人的地位，争取更多权利。所以，佛教徒回应基督教徒，开办社会服务事业，并不是出于受到“理性”或“人性”的影响。杰雅提拉克曾经到过那些边远的地区，目睹了这些地方的人民生活困苦、缺医少药的令人心酸的情景，认为政府“要支援消灭地方病，如疟疾、伤寒、钩虫和偏执狂(parangi)等。因为贫穷村庄已经丢失了健康和强壮。所有这些，只能由良好的预防措施来解决。所以道路必须改善，食物必须充足，行贿和腐败必须被消灭。”[1]他感慨“数世纪来，锡兰的村庄被剥削和被疏忽的太厉害了。”[2]因此他提出了“社会服务”的口号，并发起了一场运动，试图用这种手段引起官方的最大注意，从而改变这种“疏忽”。“事实上，所提出的发展问题，就是重建和恢复古代的村庄。”[3]这也是佛教民族主义不断深化的表现，表明佛教民族主义存在的这个不可忽略的事实。

　　 　　二

　　 1910年7月杰雅提拉克第一次到英国。8月5日又接着到德国柏林参加“第五届世界自由基督徒大会”。在这次会上，他作为东方国家非基督徒的代表，作了“基督教与佛教”的演讲。[4]杰雅提拉克的演讲主要谈到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佛教的创立及其作用。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佛教的传教及其影响。第三个问题是基督教的传教与佛教的关系。

　　 关于佛教的创立及其作用。他说：

　　 “(这次会上)我给你们讲一些有关“涅槃的信息”，这是25个世纪前在恒河河谷创立的。也许它不能受到与会的西方宗教自由思想家们的欢迎。我最大的目的是要从神的统治教义下将人类解放出来，并引起人们对佛教这个宗教智慧的注意。在所有宗教的创立者中，圣者佛陀——意识到这一点，第一次提出了不再按照教条式的教师、书本或传统来指导生活，而是按照善心或真心来支配生活。佛教没有空洞的理论，没有用于实际生活的空想。实际上，佛教伦理的系统，引导着人们开发平和的心、高等的智慧、完成涅槃。

　　 杰雅提拉克是以佛教徒的身分参加基督教徒大会的。这一时期，正是斯里兰卡乃至整个东方世界处于西方基督教与东方宗教和传统文化发生激烈冲突的时代。西方教会的传教活动已经“强调重点由个人向社会转移”，[5]基督教势力又有了新的扩张。东方的斯里兰卡摩诃菩提会活动活跃。一批“锡兰知识界”的政治家们正在发起宪法改革的攻势，要求争取更多的权利。总督亨利•布莱克曾对1909年科伦坡大车工人罢工的事件无不担心地写道：“看来这个运动是当前整个东方普遍感到不安地浪潮的继续，而在锡兰，这种不安又受到一种名为《锡兰独立报》的晨报的鼓动，该报的读者大都是说英语的锡兰人。”[6]当时担任殖民部次官的温斯顿•邱杰尔也曾在审查斯里兰卡新工会成立的宣言一文时说道：“在我看来，应该认真地理解本地老百姓的观点，衡量他们的负担，并体会他们在外来民族统治下的心情。”[1]杰雅提拉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参加基督教徒大会的。

　　 杰雅提拉克在出国前曾经谈到他的工作情况和出国学习目的。他说“为了教育和佛教事业，我正在努力地、全身心地工作。我的朋友也和我一样。我们知道我们不得不面对斗争和困难。但是最后我们会取得成功。它是我的未来。到牛津学习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我信仰的宗教和僧诃罗人民。我的成功将依靠的是我的强有力地心理素质。虽然我已经42岁了，但我并不老。如果我成功了，我保证将更好地工作，为我所信仰的宗教和我的民族作出更多的贡献。”[2]佛教这时正为西方人士开始了解的阶段，除了在学术圈内为西方人士所知之外，大部分人对此还是很陌生的。杰雅提拉克是一个佛教民族主义者，是带着佛教的情结去参加大会的，因此他在发言伊始，就担心他的发言“也许它不能受到与会的西方宗教自由思想家们的欢迎”。他认为一神论的基督教教义有禁锢人性的倾向，所以要把“涅槃”单独提出讲说，以此作为与基督教一神论教义抗衡的理论基石，试图“从神的统治教义下将人类解放出来，并引起人们对佛教这个宗教智慧的注意。”所以在这个前提下，他提出佛教是一个开发自性，增长智慧的伦理宗教。它的作用就是“引导着人们开发和平的心、高等的智慧、完成涅槃”。

　　 关于佛教传教及其影响的问题。他说：

　　 圣者佛陀之前，在印度和其它地方，还有二种宗教的福音。但是他们的最大影响仅仅在本地区范围，他们的信息仅达于近邻或真正的宗族成员。佛教的创立者首次把握了世界宗教的思想。“绝对清净”的道路首先是由释迦牟尼提出来的。它打开了每个人所渴望进入的那个——不分人种和种姓的平等世界。他的革命是针对全世界的。

　　 圣者佛陀生活在贝纳勒斯(Benares)附近的巴特纳(Isiptana)城，进入这个城市，有他第一次说法的地方。据佛典记载，叫做“初转*轮”。一小批人，大约有60名弟子聚集在他的周围。他告诉他们：“弟子们，去吧。为了拯救众生和传教的事业，去巡游世界。让世界没有欲望，有好的生活，使上帝和众生得到幸福。”这就是在世界首次开始的传教工作。

　　 “法”是“圣师”在世时在印度圣城华氏城宣说的，由弟子们后来传播的。这时已是佛灭2世纪以后，进入世界著名的、最伟大的阿育王统治时期，佛教宣教师被遣往世界各地。历史告诉我们，这次传教活动取得了成功。一个又一个的国家被神圣的佛法覆盖，还有无数的地区感受到他的教法的影响。那里没有火与剑的冲击，整个国家充满了涅槃清净的气氛。整个佛教传教活动中没有流过一次血。佛教使用的武器是说服，这在宗教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于是我们可以这样说，佛教成为人们的一种最好的精神食粮，人在生命中拥有它，也就有了新的意义，妇女的地位也被提高了，国家也减少了痛苦。“在忧苦中谁来帮助，帮助我。”圣师如是说。的确，他的教法产生了丰硕的果实。

　　 杰雅提拉克认为佛陀创教具有“世界革命”的意义。不过，杰雅提拉克在这里提到的“二种宗教的福音”，可能是指的印度远古时期存在的原始士著达罗毗荼人的原始宗教崇拜和后来进入印度恒河的雅利安人在汲取了达罗毗荼人原始崇拜之后建立的吠陀教。因为只有这二种比较早期的宗教“影响仅仅在本地区影响，他们的信息仅达于近邻或真正的宗族成员”。在佛教创立之前，吠陀教已经发展成婆罗门教，在古印度社会占据主要地位，它也已经超出了地区范围，发生了全面的影响。而在佛陀创教时，各种宗教并出，不同流派敷演，重要的有佛教、耆那教、顺世论、生活派、不可知论“六师思潮”，还有其它的小教小派，据说有96种外道之多。释迦牟尼“首次把握了世界宗教的思想”这个“世界宗教的思想”是什么？就是“绝对清净”，即佛教三法印之一的“涅槃寂静”的思想。由于追求“涅槃寂静”的道路是依靠自修自悟、自己得度的方式来取得的，因而在佛法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可能“进入的那个——不分人种和种姓的平等世界”，这就是杰雅提拉克所说的“世界宗教的思想”内在逻辑的发展，也是释迦牟尼有针对性地进行“世界革命”的理论依据和历史使命。

　　 杰雅提拉克尤其强调了佛教在传教过程中“没有流过一次血”，佛教传教“使用的武器是说服”，并认为“这在宗教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举动。这实际上已经隐含了佛教是“和平的宗教”这一看法。古代印度是一个充满深邃思想的国度，早在佛教创立之前的婆罗门教时代，印度人民就一直在思考着人与自然的协调问题，他们认为自然界的大宇宙是一个“大我”，人的自身是一个小宇宙，即“小我”，因此人所要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大宇宙的“大我”和小宇宙的“小我”融合一体，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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