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弘明集》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价值、地位及其现代意义
巩本栋
[北京]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4期
47-52页
《广弘明集》是唐释道宣编撰的一部佛教思想史料集。全书选收魏晋至唐初有关佛学的各类文章二百八十多篇，作者一百三十余人。《广弘明集》的版本，据唐宋以来的各种官私书目著录，主要有两种：一是三十卷本，一为四十卷本。宋、元和明吴惟明刊本(吴本即《四部丛刊》所据印之本)等单刻本，宋、金、元入《大藏经》本，如北宋《开宝藏》、南宋《资福藏》、宋元《碛砂藏》、金《赵城金藏》和据《开宝藏》翻刻的《高丽藏》、据宋元明诸藏刊刻的日本《弘教藏》、《大正藏》以及据《弘教藏》排印的《频伽藏》本等，皆为三十卷本。明《洪武南藏》、《永乐北藏》和明《径山藏》(即《嘉兴藏》、《支那藏》)、清雍正年间重刊之《龙藏》以及中华书局据常州天宁寺刊本印行的《四部备要》本等，皆作四十卷。《广弘明集》的这两种版本，在内容上并没有什么不同。然此书自明代以来，之所以会出现一个四十卷本，主要是因为三十卷本中多有一卷篇幅过长的情形，刊刻者有意识地将一卷析为两卷或三卷，于是便产生了四十卷本。
《广弘明集》承《弘明集》而编，其编纂动因和宗旨是一致的。僧祐编纂《弘明集》，是有慨于佛教传入中国不久，世人崇信者少而疑惑、排斥者多，尤其是来自道教的非难和攻击较多，因而才“志深弘护，静言浮俗，愤慨于心，遂以药疾馀间，山栖馀暇，撰古今之明篇，总道俗之雅论”(《弘明集序》)，成《弘明集》十四卷。所谓“弘明”，就是要阐明佛学义理，弘扬佛教精神。而道宣编撰《广弘明集》，同样是不满于“中原周魏，政袭昏明，重老轻佛，信毁交贸”的状况。所以才在《弘明集》之外，更扩而大之，“寻条揣义，有悟贤明，孤文片记，撮而附列，名曰《广弘明集》一部三十卷”(《广弘明集序》)。其弘法护教，扬佛抑道的旨义是十分明显的。
《广弘明集》与《弘明集》在编选内容上也是一脉相承的。《弘明集》收录了自东汉至南朝梁代的许多重要的佛学论文。这些论文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当时佛学界和社会所关注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解答人们对佛教的种种疑惑，反驳儒道主要是来自道教对佛教的各种批评和非难，同时也涉及出家与在家、佛法与王法等佛教实践方面的问题。《广弘明集》的主要内容，亦大致为上述几个方面，其所收文章的时间断限，与《弘明集》正相衔接，多为梁代至隋唐时期的作品；在收文的范围上，则较《弘明集》更为广泛，可补前者之不足。如齐梁时发生的那场激烈的关于神灭与神不灭的论争，《弘明集》只收曹思文、萧琛等人的《难范缜〈神灭论〉》，却没有收同时参加论争的沈约的《形神论》，《神不灭论》和《难范缜〈神灭论〉》，这些文章今皆见于《广弘明集》卷二十二。又如关于沙门应否敬王者的问题，《弘明集》收了东晋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并序》，《广弘明集》则收录唐初释威秀、彦悰等人论述沙门不应拜俗的许多表状书启，道宣还详述自魏晋以来关于此一问题论争的情况，两书并读，方见始末。再如，论及佛教与政治关系的何尚之的《答宋文帝赞佛教事》一文，既见于《弘明集》卷十一，复见于《广弘明集》卷一，更是二书在内容上相承的显例。所以，道宣也说自己是“博访前叙，广综《弘明》”(《广弘明集序》)，“昔梁已叙其致，今唐更广其尘，各有其志，明代代斯言之不绝”(《广弘明集•法义篇序》)。
《广弘明集》虽承《弘明集》而编撰，但从源到流，已有发展和变化。道宣本就以为《弘明集》未能尽如其意，即所谓“有梁所撰，或未寻讨”(《广弘明集序》)，所以无论在编纂内容上还是在体例上，都已与《弘明集》有所不同。从内容上看，《弘明集》所有的，《广弘明集》有而篇幅大为增加。如历代帝王兴废佛教的诏敕，《弘明集》所收极少，《广弘明集》则所收甚多。关于佛道二教斗争的史料，《弘明集》所收已多，而《广弘明集》所收更多，仅《辩惑》一篇，便多达十卷。这样做自然是出于其弘教护法的编撰目的，但也与唐初佛道二教激烈斗争的实际有关，而在此之前，道宣已编有《集古今佛道论衡》四卷。与《弘明集》相应的内容，多见于《广弘明集》的《归正》、《辩惑》、《法义》、《僧行》数篇中，至于《佛德》、《慈济》、《戒功》、《启福》、《悔罪》和《统归》诸篇的内容，则多为《弘明集》所无。再从体例上看，《弘明集》并未分篇，《广弘明集》却将全书分为十篇，每篇又分若干卷。《弘明集》皆选古近人文章，僧祐所撰仅书前之序和卷尾《弘明论》，《广弘明集》则除了卷首有总序外，每篇前又有小序，对设为某篇的原因、主旨和内容等，分别加以说明；又在《辩惑篇》中以两卷的篇幅收入其自撰的《列代王臣滞惑解》，在《僧行篇》中收录了其上唐高宗及宰辅等论沙门不应拜君亲的表启。《弘明集》所收之文一般都不作删节，然道宣对所选文章则有增删，且在所选之文的前后，时时附记数笔，或交代文章的写作背景，或提示文章内容，或作一作者小传，或对原文略作补充说明和论述，无不鲜明地表现出其弘教护法的思想倾向。
《广弘明集》在唐代即颇已流传，成书于盛唐的释智升的《开元释教录》中便有著录，且称道宣“凡所修撰，并行于代”(见卷八下)。北宋释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四《道宣传》，亦称“宣之编修，美流天下”。智升和赞宁所言，虽不专指《广弘明集》，然也可略见此书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在《大藏经》中，《广弘明集》与《弘明集》一起，被列为“护教部”之首，为后世此类佛学著述开了先河。像宋张商英的《护法论》、元子成的《析疑论》等，虽不必是受其影响而著，然究其源头则不能不追溯到《广弘明集》和《弘明集》。
《广弘明集》的宗教价值，主要是弘教护法。而这一点，首先是通过所选收的文章本身来表现的。道宣广采博收，分类汇编了大量的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佛学论文、讲疏、诏敕、表启、书信、赞颂、诗赋等。这些文章或阐释佛学义理，拟定佛教戒律；或颂扬佛祖功德，宣传佛迹灵验；或表彰名僧业绩，劝诱世人向善；或表现皈依佛门之志，抒发对佛教崇信的情感，分别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宣扬了佛学思想。其次，道宣针对中原地区自北朝以来“重老轻佛，信毁交贸，致使工言既申，佞倖斯及”的情况(《广弘明集序》)，在编选节录了许多排难解纷、反驳道教攻击的论辩性文章的同时，还辟出相当一部分篇幅，评述历代王公大臣崇扬或毁废佛教的事迹并加以褒贬，此外，还通过分篇序文及附于所选之文前后的叙述、评论、说明和注解，对道教进行非难，对佛教加以维护。《广弘明集》自唐代即有传本，宋以后更入于《大藏经》，传播极为广泛，屡为世人称引，从这方面看，其所起到的弘教护法的作用也是很大的。
《广弘明集》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并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学术地位。首先，从佛学发展史上看，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从初步传入到逐渐扎根生长，枝繁叶茂；从附庸儒、道，进而独立发展，蔚为大观，是经历了一个与中国本土文化(主要是儒道思想)从冲突到融合的曲折过程的。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传播地区和信仰之人都很有限。其时图谶纬候之学盛行，世人因好黄老神仙而兼及佛教，以为佛理清虚无为，所谓如来亦不过神之一种，于是黄老浮屠并祠，佛教杂入神仙方技。这是一种融合。然而，当时亦有世人学士“云其辞说廓落难用，虚无难信”，“多讥毁之”，言“视俊士之所规，听儒林之所论，未闻修佛道以为贵，自损容以为上也”(《牟子理惑论》)。这又是一种矛盾和冲突。魏晋时期，玄学兴盛，而佛教经典也已大量传译，为中土士人所认识和接受，于是既有佛教信徒用老庄之旨，比般若之学，玄佛互证，以“无”谈“空”，使佛学得以脱离方技而与老庄之学相辅而行，渐趋独立和兴盛，致有宋文帝欲“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以“坐致太平”(何尚之《答宋文皇帝赞佛故事》)；梁武帝四次舍身佛寺，宣布佛教为国教，同时又有后期玄学由引入佛教般若学义理，而得到进一步发展，玄学与佛学相互吸收融汇。西晋时，道士王浮作《老子化胡经》，提出老子西出关，教化胡人，创立佛教。儒道两家尤其是道与佛在教义上的矛盾和冲突，自此便从未停止。如本末之争，神灭与神不灭之争，夷夏之争，沙门应否敬王之争，等等。这种争执一旦和政治权势结合，宗教矛盾与政治冲突交织在一起，就会导致出现北魏、北周的毁教灭佛事件。从文化研究的视角看，一部中国佛教史，就是外来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思想文化不断相互碰撞，相互影响，以至彼此渗透，汇通交融的历史。而《广弘明集》正是继梁释僧祐《弘明集》之后，又一部收录更为广泛，更全面集中地反映魏晋至唐初佛学义理，如何在儒释道三家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不断演变发展的思想史料集。诸如神灭神不灭，大乘空宗理论中的二谛、法身、佛性等一系列当日佛教界内外激烈辩争的问题，以及佛道两教之间的相互攻讦非难的具体情形，历代帝王对佛教所取的不同态度，我们都可以通过《广弘明集》而得到清楚的了解。因此，本书在佛学思想史上的学术价值和地位，也自然是不可低估的。
再从书中所收的佛学文献本身看，《广弘明集》的学术价值也很明显。比如，成佛成圣的问题，是东晋时期佛学界和整个思想界曾激烈争论的问题之一，集中所收谢灵运的《辨宗论》和他与诸僧的问答以及竺道安的《答王卫军问》，便是这一争论的代表之作。儒家认为圣人可学而不可至，佛教认为圣人可学可至。竺道生折衷儒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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