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弘明集》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價值、地位及其現代意義
鞏本棟
[北京]中國典籍與文化，1998年第4期
47-52頁
《廣弘明集》是唐釋道宣編撰的一部佛教思想史料集。全書選收魏晉至唐初有關佛學的各類文章二百八十多篇，作者一百叁十余人。《廣弘明集》的版本，據唐宋以來的各種官私書目著錄，主要有兩種：一是叁十卷本，一爲四十卷本。宋、元和明吳惟明刊本(吳本即《四部叢刊》所據印之本)等單刻本，宋、金、元入《大藏經》本，如北宋《開寶藏》、南宋《資福藏》、宋元《碛砂藏》、金《趙城金藏》和據《開寶藏》翻刻的《高麗藏》、據宋元明諸藏刊刻的日本《弘教藏》、《大正藏》以及據《弘教藏》排印的《頻伽藏》本等，皆爲叁十卷本。明《洪武南藏》、《永樂北藏》和明《徑山藏》(即《嘉興藏》、《支那藏》)、清雍正年間重刊之《龍藏》以及中華書局據常州天甯寺刊本印行的《四部備要》本等，皆作四十卷。《廣弘明集》的這兩種版本，在內容上並沒有什麼不同。然此書自明代以來，之所以會出現一個四十卷本，主要是因爲叁十卷本中多有一卷篇幅過長的情形，刊刻者有意識地將一卷析爲兩卷或叁卷，于是便産生了四十卷本。
《廣弘明集》承《弘明集》而編，其編纂動因和宗旨是一致的。僧祐編纂《弘明集》，是有慨于佛教傳入中國不久，世人崇信者少而疑惑、排斥者多，尤其是來自道教的非難和攻擊較多，因而才“志深弘護，靜言浮俗，憤慨于心，遂以藥疾馀間，山棲馀暇，撰古今之明篇，總道俗之雅論”(《弘明集序》)，成《弘明集》十四卷。所謂“弘明”，就是要闡明佛學義理，弘揚佛教精神。而道宣編撰《廣弘明集》，同樣是不滿于“中原周魏，政襲昏明，重老輕佛，信毀交貿”的狀況。所以才在《弘明集》之外，更擴而大之，“尋條揣義，有悟賢明，孤文片記，撮而附列，名曰《廣弘明集》一部叁十卷”(《廣弘明集序》)。其弘法護教，揚佛抑道的旨義是十分明顯的。
《廣弘明集》與《弘明集》在編選內容上也是一脈相承的。《弘明集》收錄了自東漢至南朝梁代的許多重要的佛學論文。這些論文的主要內容，是討論當時佛學界和社會所關注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解答人們對佛教的種種疑惑，反駁儒道主要是來自道教對佛教的各種批評和非難，同時也涉及出家與在家、佛法與王法等佛教實踐方面的問題。《廣弘明集》的主要內容，亦大致爲上述幾個方面，其所收文章的時間斷限，與《弘明集》正相銜接，多爲梁代至隋唐時期的作品；在收文的範圍上，則較《弘明集》更爲廣泛，可補前者之不足。如齊梁時發生的那場激烈的關于神滅與神不滅的論爭，《弘明集》只收曹思文、蕭琛等人的《難範缜〈神滅論〉》，卻沒有收同時參加論爭的沈約的《形神論》，《神不滅論》和《難範缜〈神滅論〉》，這些文章今皆見于《廣弘明集》卷二十二。又如關于沙門應否敬王者的問題，《弘明集》收了東晉慧遠的《沙門不敬王者論並序》，《廣弘明集》則收錄唐初釋威秀、彥悰等人論述沙門不應拜俗的許多表狀書啓，道宣還詳述自魏晉以來關于此一問題論爭的情況，兩書並讀，方見始末。再如，論及佛教與政治關系的何尚之的《答宋文帝贊佛教事》一文，既見于《弘明集》卷十一，複見于《廣弘明集》卷一，更是二書在內容上相承的顯例。所以，道宣也說自己是“博訪前敘，廣綜《弘明》”(《廣弘明集序》)，“昔梁已敘其致，今唐更廣其塵，各有其志，明代代斯言之不絕”(《廣弘明集•法義篇序》)。
《廣弘明集》雖承《弘明集》而編撰，但從源到流，已有發展和變化。道宣本就以爲《弘明集》未能盡如其意，即所謂“有梁所撰，或未尋討”(《廣弘明集序》)，所以無論在編纂內容上還是在體例上，都已與《弘明集》有所不同。從內容上看，《弘明集》所有的，《廣弘明集》有而篇幅大爲增加。如曆代帝王興廢佛教的诏敕，《弘明集》所收極少，《廣弘明集》則所收甚多。關于佛道二教鬥爭的史料，《弘明集》所收已多，而《廣弘明集》所收更多，僅《辯惑》一篇，便多達十卷。這樣做自然是出于其弘教護法的編撰目的，但也與唐初佛道二教激烈鬥爭的實際有關，而在此之前，道宣已編有《集古今佛道論衡》四卷。與《弘明集》相應的內容，多見于《廣弘明集》的《歸正》、《辯惑》、《法義》、《僧行》數篇中，至于《佛德》、《慈濟》、《戒功》、《啓福》、《悔罪》和《統歸》諸篇的內容，則多爲《弘明集》所無。再從體例上看，《弘明集》並未分篇，《廣弘明集》卻將全書分爲十篇，每篇又分若幹卷。《弘明集》皆選古近人文章，僧祐所撰僅書前之序和卷尾《弘明論》，《廣弘明集》則除了卷首有總序外，每篇前又有小序，對設爲某篇的原因、主旨和內容等，分別加以說明；又在《辯惑篇》中以兩卷的篇幅收入其自撰的《列代王臣滯惑解》，在《僧行篇》中收錄了其上唐高宗及宰輔等論沙門不應拜君親的表啓。《弘明集》所收之文一般都不作刪節，然道宣對所選文章則有增刪，且在所選之文的前後，時時附記數筆，或交代文章的寫作背景，或提示文章內容，或作一作者小傳，或對原文略作補充說明和論述，無不鮮明地表現出其弘教護法的思想傾向。
《廣弘明集》在唐代即頗已流傳，成書于盛唐的釋智升的《開元釋教錄》中便有著錄，且稱道宣“凡所修撰，並行于代”(見卷八下)。北宋釋贊甯《宋高僧傳》卷十四《道宣傳》，亦稱“宣之編修，美流天下”。智升和贊甯所言，雖不專指《廣弘明集》，然也可略見此書在當時是很流行的。在《大藏經》中，《廣弘明集》與《弘明集》一起，被列爲“護教部”之首，爲後世此類佛學著述開了先河。像宋張商英的《護法論》、元子成的《析疑論》等，雖不必是受其影響而著，然究其源頭則不能不追溯到《廣弘明集》和《弘明集》。
《廣弘明集》的宗教價值，主要是弘教護法。而這一點，首先是通過所選收的文章本身來表現的。道宣廣采博收，分類彙編了大量的南北朝和隋唐時期的佛學論文、講疏、诏敕、表啓、書信、贊頌、詩賦等。這些文章或闡釋佛學義理，擬定佛教戒律；或頌揚佛祖功德，宣傳佛迹靈驗；或表彰名僧業績，勸誘世人向善；或表現皈依佛門之志，抒發對佛教崇信的情感，分別從不同側面和角度宣揚了佛學思想。其次，道宣針對中原地區自北朝以來“重老輕佛，信毀交貿，致使工言既申，佞倖斯及”的情況(《廣弘明集序》)，在編選節錄了許多排難解紛、反駁道教攻擊的論辯性文章的同時，還辟出相當一部分篇幅，評述曆代王公大臣崇揚或毀廢佛教的事迹並加以褒貶，此外，還通過分篇序文及附于所選之文前後的敘述、評論、說明和注解，對道教進行非難，對佛教加以維護。《廣弘明集》自唐代即有傳本，宋以後更入于《大藏經》，傳播極爲廣泛，屢爲世人稱引，從這方面看，其所起到的弘教護法的作用也是很大的。
《廣弘明集》又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並在中國佛教史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學術地位。首先，從佛學發展史上看，佛教作爲一種外來的思想文化，從初步傳入到逐漸紮根生長，枝繁葉茂；從附庸儒、道，進而獨立發展，蔚爲大觀，是經曆了一個與中國本土文化(主要是儒道思想)從沖突到融合的曲折過程的。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傳播地區和信仰之人都很有限。其時圖谶緯候之學盛行，世人因好黃老神仙而兼及佛教，以爲佛理清虛無爲，所謂如來亦不過神之一種，于是黃老浮屠並祠，佛教雜入神仙方技。這是一種融合。然而，當時亦有世人學士“雲其辭說廓落難用，虛無難信”，“多譏毀之”，言“視俊士之所規，聽儒林之所論，未聞修佛道以爲貴，自損容以爲上也”(《牟子理惑論》)。這又是一種矛盾和沖突。魏晉時期，玄學興盛，而佛教經典也已大量傳譯，爲中土士人所認識和接受，于是既有佛教信徒用老莊之旨，比般若之學，玄佛互證，以“無”談“空”，使佛學得以脫離方技而與老莊之學相輔而行，漸趨獨立和興盛，致有宋文帝欲“使率土之濱皆純此化”，以“坐致太平”(何尚之《答宋文皇帝贊佛故事》)；梁武帝四次舍身佛寺，宣布佛教爲國教，同時又有後期玄學由引入佛教般若學義理，而得到進一步發展，玄學與佛學相互吸收融彙。西晉時，道士王浮作《老子化胡經》，提出老子西出關，教化胡人，創立佛教。儒道兩家尤其是道與佛在教義上的矛盾和沖突，自此便從未停止。如本末之爭，神滅與神不滅之爭，夷夏之爭，沙門應否敬王之爭，等等。這種爭執一旦和政治權勢結合，宗教矛盾與政治沖突交織在一起，就會導致出現北魏、北周的毀教滅佛事件。從文化研究的視角看，一部中國佛教史，就是外來佛教文化與中國本土的儒道思想文化不斷相互碰撞，相互影響，以至彼此滲透，彙通交融的曆史。而《廣弘明集》正是繼梁釋僧祐《弘明集》之後，又一部收錄更爲廣泛，更全面集中地反映魏晉至唐初佛學義理，如何在儒釋道叁家錯綜複雜的關系中不斷演變發展的思想史料集。諸如神滅神不滅，大乘空宗理論中的二谛、法身、佛性等一系列當日佛教界內外激烈辯爭的問題，以及佛道兩教之間的相互攻讦非難的具體情形，曆代帝王對佛教所取的不同態度，我們都可以通過《廣弘明集》而得到清楚的了解。因此，本書在佛學思想史上的學術價值和地位，也自然是不可低估的。
再從書中所收的佛學文獻本身看，《廣弘明集》的學術價值也很明顯。比如，成佛成聖的問題，是東晉時期佛學界和整個思想界曾激烈爭論的問題之一，集中所收謝靈運的《辨宗論》和他與諸僧的問答以及竺道安的《答王衛軍問》，便是這一爭論的代表之作。儒家認爲聖人可學而不可至，佛教認爲聖人可學可至。竺道生折衷儒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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