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及种种私心杂念，激励不怕牺牲、勇猛无畏的精神，具备革命所需要的道德。
章太炎还认为，佛教最重平等，符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平等原则，“与恢复民权的话相合”，提倡佛学有助于推动民主革命的开展。对此，他明确指出：
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满洲政府待我汉人种种不平，岂不应该攘逐？且如婆罗门教分出四性阶级，在佛教中最所痛恨。如今清人待我汉人，比那刹帝利种虐待首陀更要利害十倍。照佛教说，逐满复汉，正是分内的事。又且佛教最恨君权，大乘戒律都说：“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当废黜。”又说：“杀了一人，能救众人，这就是菩萨行。”其余经论，王贼两项，都是并举。所以佛是王子，出家为僧，他看做王就与做贼一样，这更与恢复民权的话相合[5](P275)。
相反，他却批评基督教反对民主平等，“一切哲学都不许讲，使人人自由思想，一概堵塞不行，以至学问日衰，政治日敝”。他以平等的原则作为评判宗教高下的标准，认定只有佛教才能够普度众生，解救天下人的苦难，佛教必将普及平民，成为最有生命力的宗教。他说，“晚近独逸诸师，亦于内典有所摭拾。则继起之宗教，必释教无疑也。他时释迦正教，普及平民，非今世所能臆测”[5](P419)。出于为国计民生考虑，他提出建立以佛教为基础的新宗教的主张，指出“宗教之高下胜劣，不容先论。要以上不失真，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为其准的”[5](P408)；并强调，“吾所谓主张佛教者，特欲发扬芳烈，使好之者轻去而齐死生，非欲人人皆归蓝若”。也就是说，习佛是为了激扬人们的社会道德，为正义的事业去奋斗，而非要人人都入佛门，习佛必须找对门径。他谈到明末王学士人尽管习佛，以禅宗为依归，但结果流弊很大，“急功近利，不避声色，则阳明学为之厉阶。顾宁人欲以礼教改易天下，势有不能”。这并不是佛法有误，而是习佛的路数不对。如果改习大乘宗(法相宗)，情况就不同了，“夫礼教不如戒律之安稳，王学不如大乘之精严，固可知矣。人果学佛，蹈汤赴火，必有王学之长，而放诞诪张之病，庶其获免。作民德者，舍此无他术也”[13](P396-397)。
其二、佛教与儒学等学术有相通之处，有可资用来构造新哲学的成分。
章太炎考察了中国、印度和西方的文化学术历史，认为宗教与学术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之间可以相互影响、相互辅助。他在《建立宗教论》一文中谈到宗教与学术相互补充、相互辅助的问题：
若中国之孔、老，希腊之琐格拉底、柏拉图辈，皆以哲学而为宗教之代起者。琐氏、柏氏之学，缘生基督，孔子、老子之学，迁为汉儒，则哲学复成宗教。至于今斯二教者，亦骎骎普及于国民矣。一自培庚、笛加尔辈，一自程、朱、陆、王诸儒，又复变易旧章，自成哲学。程、朱、陆、王，故以禅宗为其根本[5](P418)。
宗教与学术的相辅相成，推动了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他还认为，佛教理论高深，其宗旨是求智，应与哲学无异，以至于把佛教视为哲学，提出“佛法只与哲学家为同聚”的观点。对此，他专门作了论证：
试看佛陀菩提这种名号，译来原是“觉”字。般若译来原是“智”字。一切大乘的目的，无非是“断而知障”、“成就一切智者”，分明是求智的意思，断不是要立一个宗教，劝人信仰。细想释迦牟尼的本意，只是求智，所以发明一种最高的哲理出来。发明以后，到底还要亲证，方才不是空言。……试想种种物理，无不是从实验上看出来，不是纯靠理论。哲学反纯靠理论，没有实验，这不是相差很远么？佛法的高处，一方在理论极成，一方在圣智内证。岂但不为宗教起见，也并不为解脱生死起见，不为提倡道德起见，只是发明真如的见解，必要实证真如。发明如来藏的见解，必要实证如来藏。与其称为宗教，不如称为“哲学之实证者”[14](P300)。
章太炎还认为，佛学和儒学有一致之处，佛学可以用来补充儒学、发展儒学。章氏平生崇信儒学，尤其精通训诂、考据等一套汉学的治学方法，而佛教法相宗也强调用相应的概念范畴对世界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作理论上、逻辑上的分析，最后得出“万法唯心”、“万法唯识”的结论，也有一套逻辑思维的方法。在他看来，汉学的治学原则和佛教法相宗的思维方法是一致的，可以相互借鉴，“此一术(按：指法相宗)也，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入之涂，与平生朴学相似，易于契机，解此以还，乃达大乘深趣”[13](P734)。他还从学术发展趋势的角度强调了佛学(主要是法相宗)与儒学互补的必然性，指出：
盖近代学术，渐趋实事求是之途，自汉学诸公分条析理，远非明儒所能企及。逮科学萌芽，而用心益复缜密矣。是故法相之学，于明代则不宜，于近代则甚适，由学术所趋然也[5](P370)。
基于这种认识，章太炎把佛学融入了自己对诸子百家的研究之中，融入了哲学体系的构造之中，写出了体现合佛学与老庄为一的《齐物论释》等著作，提出追求“真如”的哲学理论，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独树一帜。
其三、习佛可以实现人生更高的精神追求。
章太炎认为，人与动物不同，除有为生存需要所必须的本能活动之外，还有更高层次的精神活动，不断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在世间各种学说、信仰中，只有佛学的理论、佛教的境界最高尚、最纯正，优于其他各种学说，可以满足人们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他说，“佛法的高处，一方在理论极成，一方在圣智内证”，它的终极作用“不为解脱生死起见，不为提倡道德起见”，而在发明“真如”这个宇宙万物本体的内涵真蕴，即“只是发明真如的见解，必要实证真如”[14](P300)。所谓“真如”，是佛教唯识宗的一个概念。章太炎对这个概念作了新的解释：
夫此圆成实自性云者，或称真如，或称法界，或称涅槃。而柏拉图所谓伊跌耶者，亦往往近其区域。佛家以为正智所缘，乃为真如；柏拉图以为明了智识之对境为伊跌耶[5](P404)。
他把“真如”与柏拉图哲学的最高范畴“伊跌耶”(idea)相比拟，视为一种高深莫测的哲学理念和精神境界。达到“真如”境界，就能真正实现“依自不依他”，即使人的精神获得彻底自由，不受外界环境的制约和束缚，不为花花世界所诱惑，做到人我合一、无私勇猛、应世自如。在他看来，佛教对人们在精神境界追求方面是其他宗教和学派难以比拟的。基督教“亦几可斫雕为朴矣，然义趣单纯，好思者多不乐此，又与老、庄旧说，过相违戾”；儒学过于注重功名利禄，尤其“自宋世昌言理学，君臣之义日重，虽古之沮、溺、荷 ，以贬斥以为不仕无义，世载其风，逸民日乏”[13](P394)；老、庄之说也不圆满。因此，以佛学融合其他学说来解决人们精神追求的问题，乃是最好的选择。
三、章太炎对佛学思想的阐发
章太炎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巨大贡献，其中就包括对佛学思想、佛教文化所作的大量阐发。他不仅从学理上对佛教哲学的许多基本观点作了新的发挥，而且还评判中国佛教流派、考辨佛教历史、呼吁佛教改革，为佛教在近代中国的复兴而奔走呼号。
(一)阐发佛教学理
与禅宗相比，法相宗有一套精密的理论体系和烦琐的逻辑方法，思辨色彩较强。这无疑是章太炎对法相宗的兴趣所在。章太炎以渊博的学识对法相宗的理论作了深入阐发，在本体论、阿赖耶识论等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需要指出的是，章太炎对佛理的阐述是与论述哲学问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确切地说，他阐发的是佛教哲学。
本体论是指哲学上研究世界的本原或本性问题的根本范畴。无论是哲学家，还是宗教家，都把这个问题作为头等重要的问题来对待。章太炎说：“言哲学创宗教者，无不建立一物以为本体。”[5](P404)然而，建立本体并非易事，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很容易出现认识偏差。章太炎说：“自来哲学宗教诸师，其果于建立本体者，则于本体之中，复为之构画内容，较计差别。而不悟其所谓有者，乃适成遍计所执之有，于非有中起增益执，其本体即不成本体矣。”意思是说，以往的哲学家、宗教家都把“非有”看作为“有”，所认定的“本体”实际并非真正的“本体”。那么，宇宙世界的真正本体是什么呢？他说：“顾以为必有本体，名曰物如。”[5](P404)何谓“物如”？按照他的理解，“物如”就是“真如”。“真如”是佛教法相宗的一个重要范畴，与“唯识实性”具有同等意义，即一切现象之本质之谓。他在思想上认同了法相宗的观点，把“真如”视为宇宙万有的真正本体。这种本体具有普遍性：“五尘固幻有也，而必有其本体；法尘亦幻有也，宁得谓无本体？”[5](P405)
章太炎如何理解“真如”呢？他解释说：“佛法虽称无我，只就藏识生灭说耳。其如来藏自性不变，即是佛性，即是真我，是实，是遍，是常。”[15](P4)这里说的“如来藏”即是“真如”。在他看来，“真如”具有实在性、普遍性、永恒性，没有任何事物可与它相并列。而且“真如”也没有形象，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用他的话来说是“无境界可言”[5](P487)。总之，无论是佛教所说的“真如”，还是章太炎提出的“真如”，都是一种超自然的、神秘的精神本体，处于虚无死寂的状态，与宇宙万有没有任何共同点。
章太炎还对阿赖耶识作过深入阐发。他基本上接受了法相宗关于阿赖耶识的学说，同时也吸收其他学说予以参合，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在《建立宗教论》一文中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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