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会。会期终结后，我仍回南京策划全国会务的进行。仁山法师和同学们，仍留金山，依照会中计划，在寺内划出一部分房子来作会所及开办学校，积极进行。讵料在辛亥十二月二十外，金山寺暗中进行破坏的工作成熟，由库房、客堂的职事为领导，率著三四十个工役，在半夜里打进了佛教协进会会所；人少的僧师范同学，大半受了伤，仁山法师就是受重伤的一个。这场风波闹得不算小，监院、知客、副寺和许多工役都被法院逮捕拘押。我事前毫无所闻，后来在报章上看到这种消息，佛教协进会受了这个打击，无形中陷于停顿了。
我对于佛教协进会所定的章程及宣言，虽极和平，然有一次演说，曾对佛教提出了三种革命：一、教理的革命；二、教制的革命；三、教产的革命。第一、关于教理的革命，当时的佛学丛报曾加反对。我认为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该用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总之、佛教的教理，是应该有适合现阶段思潮底新形态，不能执死方以医变症。第二、是关于佛教的组织，尤其是僧制应须改善。第三、是关于佛教的寺院财产，要使成为十方僧众公有──十方僧物，打破剃派、法派继承遗产的私有私占恶习，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育青年僧材，及兴办佛教各种教务之用。这些主张，在章程上都没有明显规定，但实含有此种趋向，可待时议决施行，惜该会不久即遽行夭折！
经过金山风潮后，江、浙诸山长老于上海发起组织中华佛教总会，由八指头陀商量将佛教协进会并入中华佛教总会，因此中华佛教总会成了全国统一的佛教最高机关，辖有省支会二十多个，县分会四百多个，佛教会、大同会等组织亦自行解散。总会办有佛教月报，由我负责主编。元年冬天，八指头陀为保护寺产入北京请愿，事未竟而圆寂，会长由冶开挂名，静波、应干等办事不力，佛教月报仅出至四期便即停刊。佛教总会于民国三年被静波改为中华佛教会，自任会长，会务无形陷于停顿。我于佛教月报停刊，早不预闻会务。到民三欧战起后，遂至普陀闭关，我的佛教改进运动，在此暂告一段落。至民四，由预备帝制自为的袁世凯公布内务部所制寺庙管理条例三十一条，明令取销了佛教会，全国便没有佛教改进运动可言。
第二期
甲 理论的集成
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的第二个时期，是从民国三年至十七年间──二十六岁至四十一岁。民国三年秋起，在普陀闭关的三年中，一方面著重在个人身心──戒定慧──的修养工夫，同时对于律藏和小乘的经论，大乘曼殊、龙树的一系经论，弥勒、天亲一系的经论，以及台、贤、净、密、禅诸部，都一一作有系统的研究。我国固有的诸子百家底学说，和从西洋译来的新文化，亦时加浏览。由此种身心学术的修养而感发出来的思想，便演成了当时的各种著述。
从民国三年至六年间，把我从前研究佛法的基础，更扩大而深造了。过去我仅于禅宗、般若及天台教理深有领悟，贤首、慈恩稍有涉猎；这时我却把唯识、三论精刻研究，在整个的大藏典籍中，对大小乘各宗加以比较和综合。我经过这番钻研的工夫后，所构成佛学整个体系思想，就和从前迥然不同了。
民国五年，我著有首楞严经摄论，佛学导言，这可以说是对于佛教大小乘的教义，有个大体的判定。中国原有的十三宗，我把其中的小乘成实和俱舍归附于大乘，并并合涅槃、摄论、地论总为大乘八宗。在八宗的教理和历史，作分别的综合研究之后，在佛学的基本的宗旨上，一方面看到各宗的殊胜方便，一方面看到各宗都是究竟平等。对于中西古今的学术，亦多有说明，如著有古学的周易及荀、墨诸论，今学的破神执、订天演、辨严译与教育新见、哲学正观各篇。
为欲根据教理、教史以树立佛教改进运动的理论，我又著「僧伽制度论”和较简略的“人乘正法论”。僧伽制度论是对出家僧伽的集团生活，加以严密的修整，使其适应时势所宜，成为合理化的现代组织；建立真正住持佛教的僧团。这论所拟的整理计划，全是根据原有住持三宝的僧律仪演绎出来的，可以说是现代僧伽的规律。因为、佛在世时制定的比丘律等，就是僧伽制度；故古代丛林创设的清规，也从佛陀所制的规律沿革而来，不过因为风尚俗习不同的关系，古德根据佛陀制律的根本原则，另创适应当时当地环境需要的规矩。佛教从印度传至锡兰、缅甸等地，因锡兰与印境毗连的原故，直至现在，尚多分保守佛陀原始所制的律仪；惟传至西藏、中国、日本等地，就因气候风俗等环境全然差异，佛制的律仪──除了根本──和僧伽生活的方式，不得不随著而改变。由此可以证明佛教律仪每因其所流传的地域而迁易，如中国的隋、唐间，僧伽律仪就演变到丛林和小庙的僧制，这也是说明当时须要这样的僧团，方能住持当时的佛教。但这种制度，是只适宜于中国帝制时代的，一入民国，即不能不有所更改。
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并附有佛教正信会的纲要。僧伽制度的整理，是在改组出家佛徒；而正信会纲要，是在组织在家佛徒。这纲要的提示，为依著人乘正法的理论去实行，目的是使在家佛徒对佛法由真正的理解，而起正确的信仰──对三宝起清净的信德，明因果业报，实行五戒十善。这不仅应用于个人，而且应用于家庭乃至社会国家之间，建立人与人间的道德能力，以这道德能力改造社会国家──，构成佛化的伦理、政治、经济的新社会。这就是以极普遍极广泛的人群为对象，依著大乘菩萨精神的组织──佛教正信会。
佛教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不少的演变。自从隋、唐一度的隆盛后，宋、元以降，渐渐就消沉下去；至清朝末年，更是佛教最衰颓的时期，也就是佛教兴亡的一个重要关节。这也是由于国家政治底变革，致形成这种情况。辛亥革命成功，中国既成立了共和立宪的国家，僧伽制度也不得不依据佛制加以适时的改变，使成为今此中国社会需要的佛教僧寺，这就是我作僧伽制度论的动机。在僧伽制度论，我一方面想对在家佛徒作个极普泛的大联系，一方面致力于提高僧伽地位，这是我在当时对于佛教改进运动所发生的理论。关于住持佛教僧伽，要经过一个严格的长期训练，养成高尚、优美、完善的德学，以佛法为修学实习的中心；旁参以近代的思想学说，准备作宏扬佛法的僧伽，真正代表佛教的精神去救世救人。 而住持僧的数量不必多， 但求质的提高，然亦以为无减少当时僧数的必要；我的计划是要全国的僧众，每个都真正有住持佛教的资格。正信会是以摄化在家信众为目的，重在将佛法普遍深入民间，使全世界的人类，都变为佛陀的信徒。这和僧团组织大不相同，僧团是住持佛法，这是专为佛教普及人类。我国古来的佛教制度，全以出家人为代表，在家佛徒没有独立组织，要实行佛法即须出家，在家是不能的；而且素有学佛要待年老和摆脱家庭环境的思想，故在家众没有离开出家众的制度。我觉得这是一种错误，故有在家与出家分别组织的制度；出家佛徒要提高其僧格和地位，能真正住持弘扬佛法，使人们崇仰为导师；在家佛徒则使其由研究信解佛法的学理，行为则以社会道德为基本，实行五戒十善之人间道德，改良社会、政治、文化、教育、风俗、习惯。这种平易近人的道德规律，最易于实行和普及人间，使人人都可以学佛，都可以做一个佛教徒。当时我对于改进佛教制度，有这样理论建立，我虽在闭关的时期没有作其他的活动，却集成了我对于改进佛教的理论。
民国六年出关后，下半年有人请我到台湾讲学，我顺便往日本考察佛教，大概一个多月。所到的地方，只有神户、大阪、和京都──京都是日本的西京，明治维新前的京城──，虽然没有去到新都的东京， 但佛教的中心仍在西京， 故考察的结果，觉得日本佛教很多与我的僧伽制度论吻合之处。日本佛教各宗都有一个严密系统的组织，一宗有一宗的宗务院，管理全宗的行政；寺院分成大小等级，某种事应该是某种人去办理，都能“人尽其材”去分配工作。各宗同样办有佛教教育，小学、中学是普通的，大学则专属某宗，是某宗所办；社会的文化慈善等事业，皆有多方活动。这些都和我的僧伽制度论所拟的计划不谋而合。
但日本虽有各宗系统严密的组织，而没有全国佛教最高的整个管辖机关。那时有一个佛教联合会，可是在草创时期，且有几个专尊自宗的宗寺反对参加。因为、日本佛教是各宗各自为政的，故力量分布在各宗的身上，形成了宗派的信仰，没有整个佛教的信仰可言。关于分宗，各宗有各宗的宗寺等，我在僧伽制度论中亦有论及，但我主张有行教院和持教院及佛法僧园的总团体；且在家组织的正信会，对佛教要有统一的信仰，绝不能和僧寺一般的分宗，应以三宝为唯一信仰的对象。日本虽有佛教联合会的组织，但甚松懈，未见健全，实不及我计划的佛法僧园组织的严密。故觉得我的僧伽制度论，有其分宗的长处，无其分散信仰力量的短处。关于日本佛教教育，我亦作了一番的考察，备作回国后办佛学院的参考。这就是我理论的建立，和从日本考察证明了我的理论底结果。
乙 运动的复活
从日本回国后，民国七年我在普陀山宣讲佛学，由黄葆苍──大慈、蒋作宾、陈裕时等听讲之结果，到上海联合王一亭、章太炎、刘笠青、史裕如、张季直等，创办觉社，刊刻关于我的著作，如楞严经摄论等；并编发觉社季刊，作文字的宣传；一方面又随时开会，演讲佛学。而我的改进佛教运动，也就从此复活起来了。当时欧战未停，很多人都感到科学愈昌明，物质愈进步，侵略者屠杀人类的利器亦愈猖獗，世界人类真正的和平幸福更得不到保障。觉社是以佛法来作救人救世的和平运动为宗旨；这样以佛法作口头和文字的宣传后，各地设会讲经或讲学的，盛极一时。…
《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