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民国七、八、九年，我在武汉、北平、上海、广州等地讲经讲佛学。在这种风气和提倡之下，各地都有佛教讲学会和讲经会的设立，而许多佛教团体的组织，如上海佛教居土林等，亦乘时出现。
在过去讲经的法会，局在寺院一隅，祗讲给出家的僧众、和少数的在家信徒听。但自觉社风气一开之后，社会群众对于佛学起了研究的兴趣。我提倡这种讲学的目的，是想以佛法真正应用到救人救世上， 即我所说的由正信佛教以实行“人乘正法”；但仍不忘另一方面的重要作用──僧寺制度改革，使僧寺真成为弘法利生的机关，养成真能住持佛法的僧材。整理僧伽制度论，曾在民国九年的海潮音印行。但仍不过是一种理论的公布，尚无任何根据地去实行。那时、全国既无一个有系统组织的佛教机关，连各地方的僧众团体也没有，有的只是“各家打扫门前雪”的寺院而已。政府对于僧寺，也祗有寺庙管理条例的具文。因此、我对于僧寺的改进，当时只想就原有的一个僧寺而先行著手整理。
民国十年春初，我接管净慈寺，这是杭州有名的古刹。虽是一个丛林，但内里情形非常腐败。我接管此寺的动机，是深想以此为实行著手改革僧制的根据地。在初到的数月间，即竭力著手内部的整理，费了不少的力，才稍为有点头绪。因净慈寺是永明寿禅师的道场，我把禅堂改为禅净双修的角虎堂，并筹设永明精舍，以作研究佛学，栽培弘法人材的地方。当时的风气不比现在，因为整理净慈寺的关系，引起杭州诸山僧的忌嫉，他们怕我把净慈寺整理好了，使他们相形见绌。而寺中囿于恶习不甘拘束的退居与老班首等，勾结了诸山寺僧及豪绅军人，到六月间，便假借名目，向我大肆攻击。但当地的官绅，也多对我同情而拥护的。秋天、我到北京讲经，京人士亦多遥为声援，大有相持不下之概。在这种恶势力之下争持，我觉得有点徒耗精神力量；次年就让出净慈寺，这是我著手实际改革僧寺得到的障碍。
又我曾以“人工与佛学”一文发表在海潮音，内容是说僧众对于资生事业，在不违背佛法原则上，都可以工作， 不妨仿效半工半读的性质， 并引百丈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劳作精神，证明我们要以自己的劳力取得工资，把剩余的时间来研究实行高深的佛学。当时因苏俄革命成功，共产党的思想很流行中国，如果自己不有生产工作就等于灭亡，故僧众都感到有工作的需要。由于我这样的提倡，遂生了后来所谓农禅、工禅的流行语。在另一个时候，我又发了“职业与志业”一文，说明分开职业与志业的重要性。这是专对一般广泛的佛教徒而言的，要他们不要存学了佛不做事的念头，要一方面勤于职业，一方面研究佛法。这篇文章也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有过一班职业青年组织了佛教利济会，曾作过热烈的运动。
依照当时各行有各行的行会设立，我又提倡“僧自治会”。意思是说：僧众应该实行独立自治，自己管理自己，不受地方豪绅的压迫。当时地方人士，往往利用“十方”二字发生干涉，连法院的法官也弄不清，都以为“十方”僧寺是指地方人民而言，故时有自称“十方”驱僧提产的事件发生。他们实不知道“十方”是指的十方常住僧伽，故我针对他们的误解而有组织“僧自治会”的提议，但这理论始终未见实行。
民国十二年，我著有“志行自述”，讲我作改进佛教运动，著重整理僧伽制度和大乘菩萨行。这篇文章的内容，就是后来常为人引用的“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这两句话。
民国十二、三年，同时有实际行动的，就是在庐山建设大林寺的讲堂。初时的组织极简单，在一间木屋里，陈了一些桌椅，不特没有举行什么佛教仪式，就是连佛像也没有；但干起事来却极有精神，因为那里是国际避暑区，中外人士大都信仰基督教，差不多是耶教徒的势力范围。我们在庐山演讲佛学，无异走进了基督教区宣传佛法；当时来听讲的，也有外国洋人的耶教牧师。于是我就很想联合世界佛徒，作国际佛教的运动，使各国人士都能信受佛法，就创组世界佛教联合会。十三年，不特日本派代表来参加讲演，就是德、美及芬兰等也有佛学家来加入，这是一种广泛轻松的运动，不能说是佛教国际的组织，只可说是国际佛教徒的聚集。
日本参加了世界佛教联合会后，要求第二年在日本开会。后来经过双方──中、日──讨论，把范围缩小了，改为东亚佛教大会。为著要派代表去日本出席，觉得全国无一个代表佛教的最高组织，我国代表实无从派遣。故民国十四年上半年，我在北平讲经时，提倡组织中华佛教联合会，即进行章程备案，江、浙、赣、鄂、川、湘等省，亦起而组织省联合会，但未能每省都有，故不能全国整齐划一。由此，下半年出席日本的东亚佛教大会代表，推派了二十八个。
民国十五年，国民革命军从广东打到湘、鄂而至赣、皖、江、浙。因为那时国民党容共的关系，故共党宣传社会革命的工作非常活跃，大有实行共产的危险，所以僧众大起恐慌。同时、开封有破坏僧寺的举动，当时很多受过僧教育及未受过僧教育的人，纷纷来问我有何对付之策，故我有“僧制新论”之作，因觉得前著僧伽制度论已有些不能适应那时的环境。新论说明中国只有二十万僧众，以当时趋势而论，若不注重生产事业，光受别人供养自己，那是靠不住的；故就二十万僧众中，以十六万或十八万作生产事业，选出二万或四万作修学及弘扬佛法的住持僧，这是适应当时环境而发的理论。及民国十六年，国共分裂后，国家社会对于佛教情形渐好，寺产亦渐可保障，僧众不像以前那样惊慌了。但在国民革命的趋势上说来，主张革命民权，不革命者无权，革命空气仍极浓厚，大有不革命不能生存之概！故僧众亦觉得有革命的需要，曾受过僧教育的僧众，咸以为：佛教不革命就不能适存，非来个佛教革命不可。可是只有空论而无系统的组织行动，甚至有离开了佛教立场，成为俗化以革掉佛教整个生命的；也有以佛教没有办法，随著旧势力而意志消沉的。当时我就作了一篇革命僧的训辞：“中国的佛教革命，决不能抛弃有二千年历史为背景的僧寺，若抛弃了僧寺以言广泛的学术化、社会化的佛教革命，则如抛弃了民族主义而言世界革命一样危险”！
我举出了他们的弊病和佛教革命俗化的危险后 ， 就指出一个佛教革命的根本办法：
最根本者，为革命僧团之能有健全的组织。其宗旨为：1.革除：甲、君相利用神道设教的迷信；乙、家族化剃派、法派的私传产制。2.革改：甲、遁隐改精进修习，化导社会；乙、度死奉事鬼神，改资生服务人群。3.建设：甲、依三民主义文化建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乙、以人生佛教建中国僧寺制；丙、收新化旧成中国大乘人生的信众制；丁、以人生佛教成十善风化的国俗及人世。
这其中，关于佛教革命的僧制，则为佛僧主义；至于佛教普及到民间的，则为佛化主义，佛国主义；文虽简略，义甚扼要。僧制论、 正信会理论的精要， 都含摄其中。当时唯一希求，是要有主干的组织去依次进行。
我作这篇训辞的本旨，不是公开发表，是给与从事改进佛教运动的现代僧伽社去作实际运动。可惜大醒、芝峰在现代僧伽发表了我的训辞，以致成为文字上的东西。而现代僧伽社亦仅改为一个月刊社，不能组织成革命僧团。那时、我因预备好欧、美之行，故对于此事亦未能顾及，而十八年冬演为会觉、慈航等在安庆迎江寺昙华一现的失败行动。而我发表人工与佛学，志行的自述，僧自治会等言论，与提倡世界的中华的佛教联合会之组织，亦为此期运动的波澜。
丙 学院的创建
十一年春，我到武汉讲经，商量改进佛教，须有基本干部人材的养成。得著李开侁居士等援助，平空产生了武昌佛学院。课程参取日本佛教大学，而管理参取丛林规制，学生在家出家兼收。第一期是造就师范人材，毕业后，出家的实行整理僧伽制度，分赴各地去做改进僧寺及办理僧教育的工作；在家的依著人乘正法论去组织佛教正信会，推动佛教到人间去。这就是改进佛教理论底进一步的实施，也就是改进僧制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关键。
武昌佛学院以前，虽有观宗寺的宏法社及月霞法师华严大学的设立，但这不过是养成讲说天台宗或华严宗的讲经法师而已！干脆说一句：就是讲经法师的养成所，与我造就改进整个佛教的人材相差得很远。后来各地创办仿效武院的佛学院渐渐多了，如常惺法师在安徽、闽南、杭州、北平等地办的佛学院等，都受了武院风气宗旨的影响。从我造就出去的人材中，办开封、九华、岭东、普陀等佛学院，和武院有连带的关系，更不待言了。
在我办佛学院的本意，是想第一届在二年中速成了一班师范人材后，优秀者留院深造研究，而第二届专招出家众以律仪为训练，俾佛学院成为新的僧寺。民国十三年，我把宗旨提出之后，院董多未赞成，希望仍照第一届作广泛的佛教徒教育。第二届新生开始上课后，我因前期讲学操劳过度，得了胃病，又因未全照我的办法去行，故托善因法师代理了我的职务，回到浙江休养。在这休养数月中，著成人生观的科学，大乘与人间两般文化，大乘起信论唯识释等书。次春回过武院，一切仍继续办去，但因我不长驻院讲学的关系，精神比前松懈得多。又因民国十五年国民革命军进抵武昌，武院受战事的影响而陷于停顿，至民国十七、八年，方渐渐恢复起来。但从我十六年主持南普陀后，重心反移在闽南佛学院了。
第三期
甲 世苑的创设
民国十七年至二十七年──四十一岁到五十一岁，是我佛教改进运动的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的发动，应该从世界佛教运动说起。世界佛教运动，即是佛法救世运动。这种运动，是我佛教运动中一贯的宗旨，在前二期中早就有这种趋势，不过当时我想先把中国的佛教复兴起来，用作世界佛教运动的中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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