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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民国十三、十四之后，我的思想上有点转动，觉得中国革命了十多年，政局一点也不能安定下来，因此政治没有一定的轨道，社会没有一点的趋向；中国的佛教之设立团体，也不过做些应付当时环境的事情，没有确定实际办法可以建树；所以民国三四年间造的僧伽制度论，已经不适用于当时了。
由于国家没有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可依据，想复兴中国佛教，整理中国僧寺，是不可能的。中国各派政治的兴仆，都是受了国际思潮的迁动，故我当时有应先著手世界佛教运动的理想，先使欧西各国优秀人士信解于佛法，把他们做人立国的思想和方法都有所改变，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才可安定，中国的民众亦因欧美的信仰佛法而信仰。如果这个从大处著手的运动成功，那么建立中国的佛教就有办法了。在民国初年，中国随世界各国走上了民主立宪的阵线，所以中国大众都共认为要建立一个民治的国家，就可马上复兴起来，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但到了民国七、八年至十三、四年间就不然了，新的主义纷纷抬头，如苏联则为共产主义国家，义大利则有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德国、日本也走上了法西斯主义的趋势，中国则被各种不同的政见牵动了，有主张改采共产主义的，有主张仍行民主主义的，也有主张采取法西斯主义的，中国政治既然随著世界各国政治的趋向而飘摇不稳，想改进佛教，自然也找不著一个适应的办法。
在各种不同主义中，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不但能够适应中国的环境、风土和民情，同时能采各主义的长处，舍去他的短处，民权主义采有民主主义的优点，民族主义采有国族主义的长处，民生主义采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可惜因当时局面的纷乱，三民主义的范围仅局于广东一隅，未能在中国普遍实行，而其他各党各派的纷歧思想，形成了互相仇视、互相倾轧争夺的趋势。
当时、我觉得无论那种思想也好，不外乎社会主义──共产、全体主义──法西斯、个人主义──民主。在主义虽各有不同，但都各有一共通点，无论做人立国，自个人阶级至民族国家，总为一种斗争，发展自己而统制他人，以自己的阶级获得了政权而统治其他一切阶级；以发展自己的国家民族而统制别的国家民族；以个人或团体的资本，压迫剥削他人而获取自己的利益。无论做人立国，都以自己利益为前提而竭力侵略他人，结果只有走上战争一途。如果这种国际趋势不改变，中国想实行三民主义是很难的；在世界这样的纷扰不定中，中国想得到安宁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把佛教传到世界各国，能够从做人立国的思想根本改造，使他们知道万有皆从众缘所成，没有孤立存在的个体，想得到个人的利益，要从大众的利益做起，大家得到利益则个人自然亦得利益；不特人与人间要相资相成，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间，也要相助相益，不应有你死我活的争斗。要是以这种真理去感化世界人心，感化有思想学问的领袖，改变他们做人立国之道路，从这做人立国的思想，解除了世界纷乱的因素，取得真正的世界和平，中国才可以安宁，佛教才有昌明的日子。在这种意义之下，我就准备到欧、美去一趟，一方面实地考察欧美的政治、经济、宗教等状况，一方面向思想界的领袖学者们宣讲佛学。故当时曾集有几个人研习英文，打算组织一个团体同去，后来因为机缘不就，故改为设法以我个人先去出国。民十四年间，我就作著这种准备；民国十五年到南洋，就有由南洋以赴西洋的企图，后来得了热病回沪。国民革命军已到了长江流域，在时局动荡之下，仍作赴欧美之准备。十六年，曾得胡子笏、杨性诚居士赞助；秋间蒋委员长短期下野，回到奉化休养，约我到雪窦寺住了几日，我顺便把出国的意思告诉他，承他力予资助。十七年春，我就把住持不久的厦门南普陀寺与闽南佛学院交由芝峰、大醒代理，到夏间就放洋去外国了。在那时候，国内经国民革命之后，佛教时在风雨飘摇中。出国前，蒋委员长约我到南京会见，由他介绍的关系，访过党国当局多人，我觉得全国应该有个佛教会之类的组织。但当时的蔡元培先生等，认为民初的信教自由，此时已失其效，对于宗教不便提倡，以先设佛学会为宜，因为佛学会是研究学术的机关。我在南京许多要人提倡中，讲了三天佛陀学纲，乃发起成立中国佛学会，并设立佛教办事人员训练班，预备我第二年返国后，应发表次年召开全国佛教代表大会，把中国佛教会组织起来。把佛学会的会务办得有点头绪之后，即回上海作欧、美之游。我此行重在考察与宣传，这在海潮音及寰游记中已说得很清楚。在法国巴黎时，发起世界佛学苑，发表宣言书及组织计划，在英、德、义各地都设有通讯处。法国朝野人士颇热心赞助，在德国柏林时，法国电邀我回到巴黎，商议在巴黎送一地皮与我作世苑的苑址，建筑和开办费等由我担任筹集。当时因经济尚无把握，声明待返国后再作接收与否之决定，遂由法而渡美。
民国十八年回国后，曾为世苑筹备经费之规划，因机缘相左，经过数年，尚无头绪。于是把巴黎的捐地辞却，想先在中国建立世苑的中心，将来慢慢才推广欧、美去；但最大的困难，还是经济问题。
民国二十年在南京接管佛国寺，打算以该寺为世苑的地址，曾和戴院长等商及，极蒙赞成；曾与在坐的李子宽居士等，印布筹集基金捐册，进行稍有头绪。不幸长江大水灾发生，又继以“九一八”的事件，国内情形骤然起了很大的变化，政局因之分裂动摇，蒋委员长又作短时下野，世苑经费的筹备亦无形中就陷于停顿了。从此，历年都在暴力侵略之下，更加无从建立，决意先为局部的筹设。整个世苑底目的，在综合世界的佛教，研究成世界的佛学，实现为世界的新佛教，故有依教、理、行、果四门的计划：一、教：从佛陀所遗留下来的佛寺塔像及文字经典，向东西各国搜集，设立法物馆、图书馆，作为研究所根据的教。二、理：如南方的小乘教理，西藏的大乘教理，中国的综合教理，欧美以新方法研究的佛学，都一一加以分类的、比较的研究。三、行：包括律、禅、密、净诸修行的法门。四、果：果是依教理而修行所得的结果，如信果的信众，和戒果的僧众，以及定慧果的贤圣众。故世苑是把世界凡足以为研究根据的教理，依之修行证果，而树立世界的佛教为目的。从这整个计划为局部进行，曾在冠以世界佛学院的名称下，拟以雪窦寺为禅观林，北平柏林佛学院为中英文系，闽南佛学院为华日文系以资联络；而实属世苑系统的，惟专为研究汉藏文佛学的汉藏教理院，及武昌佛学院改设之世苑图书馆。
汉藏院的发起，系十九年我来朝峨眉的时候，刘军长有派僧入藏留学之议，我主张与其派僧入藏，不如就地设立汉藏文佛学院招僧学习为宜。至二十年，就正式提出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名义，积极筹备。至二十一年秋季来举行第一班开学礼，同时、武昌佛学院改为世苑的图书馆，亦在是秋开幕。这就是我关于世界佛学苑的世界佛教运动。
乙 教会的演变
前面我已经说过，在民十七出国之前，我先在南京设立佛学会，并发表在次年开全国佛教代表会议，组织中国佛教会。那晓得在我未回国前，内政部长薛笃弼，订立了管理寺庙条例二十一条，对于佛教有如日本对中国所提出的二十一条的苛刻，有把庙产全部充办社会公益的趋势。故由代我经办南京之中国佛学会的谢健、黄忏华等居士，会同上海的江浙佛教联合会，商议火速把中国佛教会组织起来。当时在佛教存亡的生死关头之下，全国僧众都感到有整兴佛教的需要，如印光法师等也拟出整理僧伽制度的方案。
在我未返国前，已在上海草草开了一个佛教代表会议，到有十七省代表，都由在上海的各省佛徒集合而成，拟定章程，呈请党部及内政部备案。但在当时的情形，很难有批准的希望，故以王一亭居士和我的联名函，由王一亭居士亲见蒋主席，批交行政院谭延闿院长，命令内政部准予备案，但仍未得党部批准；中国佛教会起初是如此勉强成立的。成立会虽然开过，我回国后开执监会议，被推为九个常委中的一人。从十八年下半年至二十年上半年，为我参加中佛会的时期。中佛会成立后，呈请把内政部的管理寺庙条例，改由立法院另议条例；当时立法院法制委员长焦易堂氏，曾征询我的意见，我主张以佛教会为整理振兴佛教的机关，草有“佛寺管理条例”，作为立法院的参考。可惜立法委员中明了佛法及我的佛教改进建议者甚少，经过几次开会的结果，大都认为佛教是封建迷信的遗物，以暂让他自生自灭的意思，而制定为寺庙监督条例，经立法院三读通过，于十九年公布，取销了内政部的管理条例。此监督条例的内容，一方面将佛教原有的习惯保存，一方面责令兴办社会慈善事业。我初时看到法制委员会的条例草案，每条中都有教会二字，逮议决时，都把教会二字眼取消了；后来公布的不知怎样又有一条留著教会二字，中国佛教会方有了一点根据。监督条例公布后，庙产兴学仍热烈进行著，中央大学的教授们，有组织庙产兴学委员会的，发表宣言作公开活动。全国僧众在监督条例保障之下，仍惶恐不安，故十九年冬，我在中国佛教会决议，二十年夏召开扩大的代表大会，不特包括各省区代表，且蒙藏佛教领袖，及四大名山、佛教学院等都派代表出席。这次盛大会议的结果，我有几个重要提案得到通过，即席筹定经费。办事处由我与仁山法师、王一亭、谢健居士等接管，搬去南京，并筹备佛教办事人员训练班，我就在南京常驻会办事，一方面宣讲佛学，一方面进行向党部立案及保护与改革的运动，办理二个月，已有相当的基础。当时首都开国民大会，我拟就了保护寺产的提议，由班禅所派代表在会中提出，获得通过，送由国府蒋主席公布施行。内中有云：“ 凡寺产任何机关团体不得侵占，如有侵占，即以法律制裁”。
因此、庙产兴学即无形打消。可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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