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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民國十叁、十四之後，我的思想上有點轉動，覺得中國革命了十多年，政局一點也不能安定下來，因此政治沒有一定的軌道，社會沒有一點的趨向；中國的佛教之設立團體，也不過做些應付當時環境的事情，沒有確定實際辦法可以建樹；所以民國叁四年間造的僧伽製度論，已經不適用于當時了。
由于國家沒有一定的政治和社會製度可依據，想複興中國佛教，整理中國僧寺，是不可能的。中國各派政治的興仆，都是受了國際思潮的遷動，故我當時有應先著手世界佛教運動的理想，先使歐西各國優秀人士信解于佛法，把他們做人立國的思想和方法都有所改變，中國的政治和社會才可安定，中國的民衆亦因歐美的信仰佛法而信仰。如果這個從大處著手的運動成功，那麼建立中國的佛教就有辦法了。在民國初年，中國隨世界各國走上了民主立憲的陣線，所以中國大衆都共認爲要建立一個民治的國家，就可馬上複興起來，什麼問題都解決了！但到了民國七、八年至十叁、四年間就不然了，新的主義紛紛擡頭，如蘇聯則爲共産主義國家，義大利則有法西斯主義的産生，德國、日本也走上了法西斯主義的趨勢，中國則被各種不同的政見牽動了，有主張改采共産主義的，有主張仍行民主主義的，也有主張采取法西斯主義的，中國政治既然隨著世界各國政治的趨向而飄搖不穩，想改進佛教，自然也找不著一個適應的辦法。
在各種不同主義中，孫中山先生的叁民主義不但能夠適應中國的環境、風土和民情，同時能采各主義的長處，舍去他的短處，民權主義采有民主主義的優點，民族主義采有國族主義的長處，民生主義采有社會主義的思想。可惜因當時局面的紛亂，叁民主義的範圍僅局于廣東一隅，未能在中國普遍實行，而其他各黨各派的紛歧思想，形成了互相仇視、互相傾軋爭奪的趨勢。
當時、我覺得無論那種思想也好，不外乎社會主義──共産、全體主義──法西斯、個人主義──民主。在主義雖各有不同，但都各有一共通點，無論做人立國，自個人階級至民族國家，總爲一種鬥爭，發展自己而統製他人，以自己的階級獲得了政權而統治其他一切階級；以發展自己的國家民族而統製別的國家民族；以個人或團體的資本，壓迫剝削他人而獲取自己的利益。無論做人立國，都以自己利益爲前提而竭力侵略他人，結果只有走上戰爭一途。如果這種國際趨勢不改變，中國想實行叁民主義是很難的；在世界這樣的紛擾不定中，中國想得到安甯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把佛教傳到世界各國，能夠從做人立國的思想根本改造，使他們知道萬有皆從衆緣所成，沒有孤立存在的個體，想得到個人的利益，要從大衆的利益做起，大家得到利益則個人自然亦得利益；不特人與人間要相資相成，階級與階級、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間，也要相助相益，不應有你死我活的爭鬥。要是以這種真理去感化世界人心，感化有思想學問的領袖，改變他們做人立國之道路，從這做人立國的思想，解除了世界紛亂的因素，取得真正的世界和平，中國才可以安甯，佛教才有昌明的日子。在這種意義之下，我就准備到歐、美去一趟，一方面實地考察歐美的政治、經濟、宗教等狀況，一方面向思想界的領袖學者們宣講佛學。故當時曾集有幾個人研習英文，打算組織一個團體同去，後來因爲機緣不就，故改爲設法以我個人先去出國。民十四年間，我就作著這種准備；民國十五年到南洋，就有由南洋以赴西洋的企圖，後來得了熱病回滬。國民革命軍已到了長江流域，在時局動蕩之下，仍作赴歐美之准備。十六年，曾得胡子笏、楊性誠居士贊助；秋間蔣委員長短期下野，回到奉化休養，約我到雪窦寺住了幾日，我順便把出國的意思告訴他，承他力予資助。十七年春，我就把住持不久的廈門南普陀寺與閩南佛學院交由芝峰、大醒代理，到夏間就放洋去外國了。在那時候，國內經國民革命之後，佛教時在風雨飄搖中。出國前，蔣委員長約我到南京會見，由他介紹的關系，訪過黨國當局多人，我覺得全國應該有個佛教會之類的組織。但當時的蔡元培先生等，認爲民初的信教自由，此時已失其效，對于宗教不便提倡，以先設佛學會爲宜，因爲佛學會是研究學術的機關。我在南京許多要人提倡中，講了叁天佛陀學綱，乃發起成立中國佛學會，並設立佛教辦事人員訓練班，預備我第二年返國後，應發表次年召開全國佛教代表大會，把中國佛教會組織起來。把佛學會的會務辦得有點頭緒之後，即回上海作歐、美之遊。我此行重在考察與宣傳，這在海潮音及寰遊記中已說得很清楚。在法國巴黎時，發起世界佛學苑，發表宣言書及組織計劃，在英、德、義各地都設有通訊處。法國朝野人士頗熱心贊助，在德國柏林時，法國電邀我回到巴黎，商議在巴黎送一地皮與我作世苑的苑址，建築和開辦費等由我擔任籌集。當時因經濟尚無把握，聲明待返國後再作接收與否之決定，遂由法而渡美。
民國十八年回國後，曾爲世苑籌備經費之規劃，因機緣相左，經過數年，尚無頭緒。于是把巴黎的捐地辭卻，想先在中國建立世苑的中心，將來慢慢才推廣歐、美去；但最大的困難，還是經濟問題。
民國二十年在南京接管佛國寺，打算以該寺爲世苑的地址，曾和戴院長等商及，極蒙贊成；曾與在坐的李子寬居士等，印布籌集基金捐冊，進行稍有頭緒。不幸長江大水災發生，又繼以“九一八”的事件，國內情形驟然起了很大的變化，政局因之分裂動搖，蔣委員長又作短時下野，世苑經費的籌備亦無形中就陷于停頓了。從此，曆年都在暴力侵略之下，更加無從建立，決意先爲局部的籌設。整個世苑底目的，在綜合世界的佛教，研究成世界的佛學，實現爲世界的新佛教，故有依教、理、行、果四門的計劃：一、教：從佛陀所遺留下來的佛寺塔像及文字經典，向東西各國搜集，設立法物館、圖書館，作爲研究所根據的教。二、理：如南方的小乘教理，西藏的大乘教理，中國的綜合教理，歐美以新方法研究的佛學，都一一加以分類的、比較的研究。叁、行：包括律、禅、密、淨諸修行的法門。四、果：果是依教理而修行所得的結果，如信果的信衆，和戒果的僧衆，以及定慧果的賢聖衆。故世苑是把世界凡足以爲研究根據的教理，依之修行證果，而樹立世界的佛教爲目的。從這整個計劃爲局部進行，曾在冠以世界佛學院的名稱下，擬以雪窦寺爲禅觀林，北平柏林佛學院爲中英文系，閩南佛學院爲華日文系以資聯絡；而實屬世苑系統的，惟專爲研究漢藏文佛學的漢藏教理院，及武昌佛學院改設之世苑圖書館。
漢藏院的發起，系十九年我來朝峨眉的時候，劉軍長有派僧入藏留學之議，我主張與其派僧入藏，不如就地設立漢藏文佛學院招僧學習爲宜。至二十年，就正式提出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名義，積極籌備。至二十一年秋季來舉行第一班開學禮，同時、武昌佛學院改爲世苑的圖書館，亦在是秋開幕。這就是我關于世界佛學苑的世界佛教運動。
乙 教會的演變
前面我已經說過，在民十七出國之前，我先在南京設立佛學會，並發表在次年開全國佛教代表會議，組織中國佛教會。那曉得在我未回國前，內政部長薛笃弼，訂立了管理寺廟條例二十一條，對于佛教有如日本對中國所提出的二十一條的苛刻，有把廟産全部充辦社會公益的趨勢。故由代我經辦南京之中國佛學會的謝健、黃忏華等居士，會同上海的江浙佛教聯合會，商議火速把中國佛教會組織起來。當時在佛教存亡的生死關頭之下，全國僧衆都感到有整興佛教的需要，如印光法師等也擬出整理僧伽製度的方案。
在我未返國前，已在上海草草開了一個佛教代表會議，到有十七省代表，都由在上海的各省佛徒集合而成，擬定章程，呈請黨部及內政部備案。但在當時的情形，很難有批准的希望，故以王一亭居士和我的聯名函，由王一亭居士親見蔣主席，批交行政院譚延闿院長，命令內政部准予備案，但仍未得黨部批准；中國佛教會起初是如此勉強成立的。成立會雖然開過，我回國後開執監會議，被推爲九個常委中的一人。從十八年下半年至二十年上半年，爲我參加中佛會的時期。中佛會成立後，呈請把內政部的管理寺廟條例，改由立法院另議條例；當時立法院法製委員長焦易堂氏，曾征詢我的意見，我主張以佛教會爲整理振興佛教的機關，草有“佛寺管理條例”，作爲立法院的參考。可惜立法委員中明了佛法及我的佛教改進建議者甚少，經過幾次開會的結果，大都認爲佛教是封建迷信的遺物，以暫讓他自生自滅的意思，而製定爲寺廟監督條例，經立法院叁讀通過，于十九年公布，取銷了內政部的管理條例。此監督條例的內容，一方面將佛教原有的習慣保存，一方面責令興辦社會慈善事業。我初時看到法製委員會的條例草案，每條中都有教會二字，逮議決時，都把教會二字眼取消了；後來公布的不知怎樣又有一條留著教會二字，中國佛教會方有了一點根據。監督條例公布後，廟産興學仍熱烈進行著，中央大學的教授們，有組織廟産興學委員會的，發表宣言作公開活動。全國僧衆在監督條例保障之下，仍惶恐不安，故十九年冬，我在中國佛教會決議，二十年夏召開擴大的代表大會，不特包括各省區代表，且蒙藏佛教領袖，及四大名山、佛教學院等都派代表出席。這次盛大會議的結果，我有幾個重要提案得到通過，即席籌定經費。辦事處由我與仁山法師、王一亭、謝健居士等接管，搬去南京，並籌備佛教辦事人員訓練班，我就在南京常駐會辦事，一方面宣講佛學，一方面進行向黨部立案及保護與改革的運動，辦理二個月，已有相當的基礎。當時首都開國民大會，我擬就了保護寺産的提議，由班禅所派代表在會中提出，獲得通過，送由國府蔣主席公布施行。內中有雲：“ 凡寺産任何機關團體不得侵占，如有侵占，即以法律製裁”。
因此、廟産興學即無形打消。可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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