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民國七、八、九年，我在武漢、北平、上海、廣州等地講經講佛學。在這種風氣和提倡之下，各地都有佛教講學會和講經會的設立，而許多佛教團體的組織，如上海佛教居土林等，亦乘時出現。
在過去講經的法會，局在寺院一隅，祗講給出家的僧衆、和少數的在家信徒聽。但自覺社風氣一開之後，社會群衆對于佛學起了研究的興趣。我提倡這種講學的目的，是想以佛法真正應用到救人救世上， 即我所說的由正信佛教以實行“人乘正法”；但仍不忘另一方面的重要作用──僧寺製度改革，使僧寺真成爲弘法利生的機關，養成真能住持佛法的僧材。整理僧伽製度論，曾在民國九年的海潮音印行。但仍不過是一種理論的公布，尚無任何根據地去實行。那時、全國既無一個有系統組織的佛教機關，連各地方的僧衆團體也沒有，有的只是“各家打掃門前雪”的寺院而已。政府對于僧寺，也祗有寺廟管理條例的具文。因此、我對于僧寺的改進，當時只想就原有的一個僧寺而先行著手整理。
民國十年春初，我接管淨慈寺，這是杭州有名的古刹。雖是一個叢林，但內裏情形非常腐敗。我接管此寺的動機，是深想以此爲實行著手改革僧製的根據地。在初到的數月間，即竭力著手內部的整理，費了不少的力，才稍爲有點頭緒。因淨慈寺是永明壽禅師的道場，我把禅堂改爲禅淨雙修的角虎堂，並籌設永明精舍，以作研究佛學，栽培弘法人材的地方。當時的風氣不比現在，因爲整理淨慈寺的關系，引起杭州諸山僧的忌嫉，他們怕我把淨慈寺整理好了，使他們相形見绌。而寺中囿于惡習不甘拘束的退居與老班首等，勾結了諸山寺僧及豪紳軍人，到六月間，便假借名目，向我大肆攻擊。但當地的官紳，也多對我同情而擁護的。秋天、我到北京講經，京人士亦多遙爲聲援，大有相持不下之概。在這種惡勢力之下爭持，我覺得有點徒耗精神力量；次年就讓出淨慈寺，這是我著手實際改革僧寺得到的障礙。
又我曾以“人工與佛學”一文發表在海潮音，內容是說僧衆對于資生事業，在不違背佛法原則上，都可以工作， 不妨仿效半工半讀的性質， 並引百丈禅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勞作精神，證明我們要以自己的勞力取得工資，把剩余的時間來研究實行高深的佛學。當時因蘇俄革命成功，共産黨的思想很流行中國，如果自己不有生産工作就等于滅亡，故僧衆都感到有工作的需要。由于我這樣的提倡，遂生了後來所謂農禅、工禅的流行語。在另一個時候，我又發了“職業與志業”一文，說明分開職業與志業的重要性。這是專對一般廣泛的佛教徒而言的，要他們不要存學了佛不做事的念頭，要一方面勤于職業，一方面研究佛法。這篇文章也發生了很大的作用，當時有過一班職業青年組織了佛教利濟會，曾作過熱烈的運動。
依照當時各行有各行的行會設立，我又提倡“僧自治會”。意思是說：僧衆應該實行獨立自治，自己管理自己，不受地方豪紳的壓迫。當時地方人士，往往利用“十方”二字發生幹涉，連法院的法官也弄不清，都以爲“十方”僧寺是指地方人民而言，故時有自稱“十方”驅僧提産的事件發生。他們實不知道“十方”是指的十方常住僧伽，故我針對他們的誤解而有組織“僧自治會”的提議，但這理論始終未見實行。
民國十二年，我著有“志行自述”，講我作改進佛教運動，著重整理僧伽製度和大乘菩薩行。這篇文章的內容，就是後來常爲人引用的“志在整理僧伽製度，行在瑜伽菩薩戒本”這兩句話。
民國十二、叁年，同時有實際行動的，就是在廬山建設大林寺的講堂。初時的組織極簡單，在一間木屋裏，陳了一些桌椅，不特沒有舉行什麼佛教儀式，就是連佛像也沒有；但幹起事來卻極有精神，因爲那裏是國際避暑區，中外人士大都信仰基督教，差不多是耶教徒的勢力範圍。我們在廬山演講佛學，無異走進了基督教區宣傳佛法；當時來聽講的，也有外國洋人的耶教牧師。于是我就很想聯合世界佛徒，作國際佛教的運動，使各國人士都能信受佛法，就創組世界佛教聯合會。十叁年，不特日本派代表來參加講演，就是德、美及芬蘭等也有佛學家來加入，這是一種廣泛輕松的運動，不能說是佛教國際的組織，只可說是國際佛教徒的聚集。
日本參加了世界佛教聯合會後，要求第二年在日本開會。後來經過雙方──中、日──討論，把範圍縮小了，改爲東亞佛教大會。爲著要派代表去日本出席，覺得全國無一個代表佛教的最高組織，我國代表實無從派遣。故民國十四年上半年，我在北平講經時，提倡組織中華佛教聯合會，即進行章程備案，江、浙、贛、鄂、川、湘等省，亦起而組織省聯合會，但未能每省都有，故不能全國整齊劃一。由此，下半年出席日本的東亞佛教大會代表，推派了二十八個。
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從廣東打到湘、鄂而至贛、皖、江、浙。因爲那時國民黨容共的關系，故共黨宣傳社會革命的工作非常活躍，大有實行共産的危險，所以僧衆大起恐慌。同時、開封有破壞僧寺的舉動，當時很多受過僧教育及未受過僧教育的人，紛紛來問我有何對付之策，故我有“僧製新論”之作，因覺得前著僧伽製度論已有些不能適應那時的環境。新論說明中國只有二十萬僧衆，以當時趨勢而論，若不注重生産事業，光受別人供養自己，那是靠不住的；故就二十萬僧衆中，以十六萬或十八萬作生産事業，選出二萬或四萬作修學及弘揚佛法的住持僧，這是適應當時環境而發的理論。及民國十六年，國共分裂後，國家社會對于佛教情形漸好，寺産亦漸可保障，僧衆不像以前那樣驚慌了。但在國民革命的趨勢上說來，主張革命民權，不革命者無權，革命空氣仍極濃厚，大有不革命不能生存之概！故僧衆亦覺得有革命的需要，曾受過僧教育的僧衆，鹹以爲：佛教不革命就不能適存，非來個佛教革命不可。可是只有空論而無系統的組織行動，甚至有離開了佛教立場，成爲俗化以革掉佛教整個生命的；也有以佛教沒有辦法，隨著舊勢力而意志消沈的。當時我就作了一篇革命僧的訓辭：“中國的佛教革命，決不能抛棄有二千年曆史爲背景的僧寺，若抛棄了僧寺以言廣泛的學術化、社會化的佛教革命，則如抛棄了民族主義而言世界革命一樣危險”！
我舉出了他們的弊病和佛教革命俗化的危險後 ， 就指出一個佛教革命的根本辦法：
最根本者，爲革命僧團之能有健全的組織。其宗旨爲：1.革除：甲、君相利用神道設教的迷信；乙、家族化剃派、法派的私傳産製。2.革改：甲、遁隱改精進修習，化導社會；乙、度死奉事鬼神，改資生服務人群。3.建設：甲、依叁民主義文化建由人而菩薩、而佛的人生佛教；乙、以人生佛教建中國僧寺製；丙、收新化舊成中國大乘人生的信衆製；丁、以人生佛教成十善風化的國俗及人世。
這其中，關于佛教革命的僧製，則爲佛僧主義；至于佛教普及到民間的，則爲佛化主義，佛國主義；文雖簡略，義甚扼要。僧製論、 正信會理論的精要， 都含攝其中。當時唯一希求，是要有主幹的組織去依次進行。
我作這篇訓辭的本旨，不是公開發表，是給與從事改進佛教運動的現代僧伽社去作實際運動。可惜大醒、芝峰在現代僧伽發表了我的訓辭，以致成爲文字上的東西。而現代僧伽社亦僅改爲一個月刊社，不能組織成革命僧團。那時、我因預備好歐、美之行，故對于此事亦未能顧及，而十八年冬演爲會覺、慈航等在安慶迎江寺昙華一現的失敗行動。而我發表人工與佛學，志行的自述，僧自治會等言論，與提倡世界的中華的佛教聯合會之組織，亦爲此期運動的波瀾。
丙 學院的創建
十一年春，我到武漢講經，商量改進佛教，須有基本幹部人材的養成。得著李開侁居士等援助，平空産生了武昌佛學院。課程參取日本佛教大學，而管理參取叢林規製，學生在家出家兼收。第一期是造就師範人材，畢業後，出家的實行整理僧伽製度，分赴各地去做改進僧寺及辦理僧教育的工作；在家的依著人乘正法論去組織佛教正信會，推動佛教到人間去。這就是改進佛教理論底進一步的實施，也就是改進僧製過程中一個重要的關鍵。
武昌佛學院以前，雖有觀宗寺的宏法社及月霞法師華嚴大學的設立，但這不過是養成講說天臺宗或華嚴宗的講經法師而已！幹脆說一句：就是講經法師的養成所，與我造就改進整個佛教的人材相差得很遠。後來各地創辦仿效武院的佛學院漸漸多了，如常惺法師在安徽、閩南、杭州、北平等地辦的佛學院等，都受了武院風氣宗旨的影響。從我造就出去的人材中，辦開封、九華、嶺東、普陀等佛學院，和武院有連帶的關系，更不待言了。
在我辦佛學院的本意，是想第一屆在二年中速成了一班師範人材後，優秀者留院深造研究，而第二屆專招出家衆以律儀爲訓練，俾佛學院成爲新的僧寺。民國十叁年，我把宗旨提出之後，院董多未贊成，希望仍照第一屆作廣泛的佛教徒教育。第二屆新生開始上課後，我因前期講學操勞過度，得了胃病，又因未全照我的辦法去行，故托善因法師代理了我的職務，回到浙江休養。在這休養數月中，著成人生觀的科學，大乘與人間兩般文化，大乘起信論唯識釋等書。次春回過武院，一切仍繼續辦去，但因我不長駐院講學的關系，精神比前松懈得多。又因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進抵武昌，武院受戰事的影響而陷于停頓，至民國十七、八年，方漸漸恢複起來。但從我十六年主持南普陀後，重心反移在閩南佛學院了。
第叁期
甲 世苑的創設
民國十七年至二十七年──四十一歲到五十一歲，是我佛教改進運動的第叁個時期。這個時期的發動，應該從世界佛教運動說起。世界佛教運動，即是佛法救世運動。這種運動，是我佛教運動中一貫的宗旨，在前二期中早就有這種趨勢，不過當時我想先把中國的佛教複興起來，用作世界佛教運動的中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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