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會。會期終結後，我仍回南京策劃全國會務的進行。仁山法師和同學們，仍留金山，依照會中計劃，在寺內劃出一部分房子來作會所及開辦學校，積極進行。讵料在辛亥十二月二十外，金山寺暗中進行破壞的工作成熟，由庫房、客堂的職事爲領導，率著叁四十個工役，在半夜裏打進了佛教協進會會所；人少的僧師範同學，大半受了傷，仁山法師就是受重傷的一個。這場風波鬧得不算小，監院、知客、副寺和許多工役都被法院逮捕拘押。我事前毫無所聞，後來在報章上看到這種消息，佛教協進會受了這個打擊，無形中陷于停頓了。
我對于佛教協進會所定的章程及宣言，雖極和平，然有一次演說，曾對佛教提出了叁種革命：一、教理的革命；二、教製的革命；叁、教産的革命。第一、關于教理的革命，當時的佛學叢報曾加反對。我認爲今後佛教應多注意現生的問題，不應專向死後的問題上探討。過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禍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後則應該用爲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導世界人類向上發達而進步。總之、佛教的教理，是應該有適合現階段思潮底新形態，不能執死方以醫變症。第二、是關于佛教的組織，尤其是僧製應須改善。第叁、是關于佛教的寺院財産，要使成爲十方僧衆公有──十方僧物，打破剃派、法派繼承遺産的私有私占惡習，以爲供養有德長老，培育青年僧材，及興辦佛教各種教務之用。這些主張，在章程上都沒有明顯規定，但實含有此種趨向，可待時議決施行，惜該會不久即遽行夭折！
經過金山風潮後，江、浙諸山長老于上海發起組織中華佛教總會，由八指頭陀商量將佛教協進會並入中華佛教總會，因此中華佛教總會成了全國統一的佛教最高機關，轄有省支會二十多個，縣分會四百多個，佛教會、大同會等組織亦自行解散。總會辦有佛教月報，由我負責主編。元年冬天，八指頭陀爲保護寺産入北京請願，事未竟而圓寂，會長由冶開挂名，靜波、應幹等辦事不力，佛教月報僅出至四期便即停刊。佛教總會于民國叁年被靜波改爲中華佛教會，自任會長，會務無形陷于停頓。我于佛教月報停刊，早不預聞會務。到民叁歐戰起後，遂至普陀閉關，我的佛教改進運動，在此暫告一段落。至民四，由預備帝製自爲的袁世凱公布內務部所製寺廟管理條例叁十一條，明令取銷了佛教會，全國便沒有佛教改進運動可言。
第二期
甲 理論的集成
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的第二個時期，是從民國叁年至十七年間──二十六歲至四十一歲。民國叁年秋起，在普陀閉關的叁年中，一方面著重在個人身心──戒定慧──的修養工夫，同時對于律藏和小乘的經論，大乘曼殊、龍樹的一系經論，彌勒、天親一系的經論，以及臺、賢、淨、密、禅諸部，都一一作有系統的研究。我國固有的諸子百家底學說，和從西洋譯來的新文化，亦時加浏覽。由此種身心學術的修養而感發出來的思想，便演成了當時的各種著述。
從民國叁年至六年間，把我從前研究佛法的基礎，更擴大而深造了。過去我僅于禅宗、般若及天臺教理深有領悟，賢首、慈恩稍有涉獵；這時我卻把唯識、叁論精刻研究，在整個的大藏典籍中，對大小乘各宗加以比較和綜合。我經過這番鑽研的工夫後，所構成佛學整個體系思想，就和從前迥然不同了。
民國五年，我著有首楞嚴經攝論，佛學導言，這可以說是對于佛教大小乘的教義，有個大體的判定。中國原有的十叁宗，我把其中的小乘成實和俱舍歸附于大乘，並並合涅槃、攝論、地論總爲大乘八宗。在八宗的教理和曆史，作分別的綜合研究之後，在佛學的基本的宗旨上，一方面看到各宗的殊勝方便，一方面看到各宗都是究竟平等。對于中西古今的學術，亦多有說明，如著有古學的周易及荀、墨諸論，今學的破神執、訂天演、辨嚴譯與教育新見、哲學正觀各篇。
爲欲根據教理、教史以樹立佛教改進運動的理論，我又著「僧伽製度論”和較簡略的“人乘正法論”。僧伽製度論是對出家僧伽的集團生活，加以嚴密的修整，使其適應時勢所宜，成爲合理化的現代組織；建立真正住持佛教的僧團。這論所擬的整理計劃，全是根據原有住持叁寶的僧律儀演繹出來的，可以說是現代僧伽的規律。因爲、佛在世時製定的比丘律等，就是僧伽製度；故古代叢林創設的清規，也從佛陀所製的規律沿革而來，不過因爲風尚俗習不同的關系，古德根據佛陀製律的根本原則，另創適應當時當地環境需要的規矩。佛教從印度傳至錫蘭、緬甸等地，因錫蘭與印境毗連的原故，直至現在，尚多分保守佛陀原始所製的律儀；惟傳至西藏、中國、日本等地，就因氣候風俗等環境全然差異，佛製的律儀──除了根本──和僧伽生活的方式，不得不隨著而改變。由此可以證明佛教律儀每因其所流傳的地域而遷易，如中國的隋、唐間，僧伽律儀就演變到叢林和小廟的僧製，這也是說明當時須要這樣的僧團，方能住持當時的佛教。但這種製度，是只適宜于中國帝製時代的，一入民國，即不能不有所更改。
在整理僧伽製度論中，並附有佛教正信會的綱要。僧伽製度的整理，是在改組出家佛徒；而正信會綱要，是在組織在家佛徒。這綱要的提示，爲依著人乘正法的理論去實行，目的是使在家佛徒對佛法由真正的理解，而起正確的信仰──對叁寶起清淨的信德，明因果業報，實行五戒十善。這不僅應用于個人，而且應用于家庭乃至社會國家之間，建立人與人間的道德能力，以這道德能力改造社會國家──，構成佛化的倫理、政治、經濟的新社會。這就是以極普遍極廣泛的人群爲對象，依著大乘菩薩精神的組織──佛教正信會。
佛教在中國曆史上，曾有不少的演變。自從隋、唐一度的隆盛後，宋、元以降，漸漸就消沈下去；至清朝末年，更是佛教最衰頹的時期，也就是佛教興亡的一個重要關節。這也是由于國家政治底變革，致形成這種情況。辛亥革命成功，中國既成立了共和立憲的國家，僧伽製度也不得不依據佛製加以適時的改變，使成爲今此中國社會需要的佛教僧寺，這就是我作僧伽製度論的動機。在僧伽製度論，我一方面想對在家佛徒作個極普泛的大聯系，一方面致力于提高僧伽地位，這是我在當時對于佛教改進運動所發生的理論。關于住持佛教僧伽，要經過一個嚴格的長期訓練，養成高尚、優美、完善的德學，以佛法爲修學實習的中心；旁參以近代的思想學說，准備作宏揚佛法的僧伽，真正代表佛教的精神去救世救人。 而住持僧的數量不必多， 但求質的提高，然亦以爲無減少當時僧數的必要；我的計劃是要全國的僧衆，每個都真正有住持佛教的資格。正信會是以攝化在家信衆爲目的，重在將佛法普遍深入民間，使全世界的人類，都變爲佛陀的信徒。這和僧團組織大不相同，僧團是住持佛法，這是專爲佛教普及人類。我國古來的佛教製度，全以出家人爲代表，在家佛徒沒有獨立組織，要實行佛法即須出家，在家是不能的；而且素有學佛要待年老和擺脫家庭環境的思想，故在家衆沒有離開出家衆的製度。我覺得這是一種錯誤，故有在家與出家分別組織的製度；出家佛徒要提高其僧格和地位，能真正住持弘揚佛法，使人們崇仰爲導師；在家佛徒則使其由研究信解佛法的學理，行爲則以社會道德爲基本，實行五戒十善之人間道德，改良社會、政治、文化、教育、風俗、習慣。這種平易近人的道德規律，最易于實行和普及人間，使人人都可以學佛，都可以做一個佛教徒。當時我對于改進佛教製度，有這樣理論建立，我雖在閉關的時期沒有作其他的活動，卻集成了我對于改進佛教的理論。
民國六年出關後，下半年有人請我到臺灣講學，我順便往日本考察佛教，大概一個多月。所到的地方，只有神戶、大阪、和京都──京都是日本的西京，明治維新前的京城──，雖然沒有去到新都的東京， 但佛教的中心仍在西京， 故考察的結果，覺得日本佛教很多與我的僧伽製度論吻合之處。日本佛教各宗都有一個嚴密系統的組織，一宗有一宗的宗務院，管理全宗的行政；寺院分成大小等級，某種事應該是某種人去辦理，都能“人盡其材”去分配工作。各宗同樣辦有佛教教育，小學、中學是普通的，大學則專屬某宗，是某宗所辦；社會的文化慈善等事業，皆有多方活動。這些都和我的僧伽製度論所擬的計劃不謀而合。
但日本雖有各宗系統嚴密的組織，而沒有全國佛教最高的整個管轄機關。那時有一個佛教聯合會，可是在草創時期，且有幾個專尊自宗的宗寺反對參加。因爲、日本佛教是各宗各自爲政的，故力量分布在各宗的身上，形成了宗派的信仰，沒有整個佛教的信仰可言。關于分宗，各宗有各宗的宗寺等，我在僧伽製度論中亦有論及，但我主張有行教院和持教院及佛法僧園的總團體；且在家組織的正信會，對佛教要有統一的信仰，絕不能和僧寺一般的分宗，應以叁寶爲唯一信仰的對象。日本雖有佛教聯合會的組織，但甚松懈，未見健全，實不及我計劃的佛法僧園組織的嚴密。故覺得我的僧伽製度論，有其分宗的長處，無其分散信仰力量的短處。關于日本佛教教育，我亦作了一番的考察，備作回國後辦佛學院的參考。這就是我理論的建立，和從日本考察證明了我的理論底結果。
乙 運動的複活
從日本回國後，民國七年我在普陀山宣講佛學，由黃葆蒼──大慈、蔣作賓、陳裕時等聽講之結果，到上海聯合王一亭、章太炎、劉笠青、史裕如、張季直等，創辦覺社，刊刻關于我的著作，如楞嚴經攝論等；並編發覺社季刊，作文字的宣傳；一方面又隨時開會，演講佛學。而我的改進佛教運動，也就從此複活起來了。當時歐戰未停，很多人都感到科學愈昌明，物質愈進步，侵略者屠殺人類的利器亦愈猖獗，世界人類真正的和平幸福更得不到保障。覺社是以佛法來作救人救世的和平運動爲宗旨；這樣以佛法作口頭和文字的宣傳後，各地設會講經或講學的，盛極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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