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悟，任劳任怨做去，功德无量无边。
奉劝世间当老师的人，不论在城镇或乡村，最好能在课余时抽出一点时间，对这一班学生讲述做善人的根本道理；四书五经，广大精微，也要从最切实之处做起。凡是八、九岁到十七岁的学生，都应该讲述，并且要劝他们每天早晨读诵《感应篇》一遍，终身奉行，作为修身立业的助缘，这便是做老师的阴功积德，以后的福报没有穷尽。
慈溪县的秦三，家中存有《感应篇》已经历经好几代，常常为子孙讲解，世代子孙都很有善根，代代也都很昌盛，生活平安快乐。现在做父兄的人，想要子弟贤明，保护身家，得到富贵，应该时常讲解《感应篇》、《阴骘文》、《觉世经》，以及其它善书给他们听，使子子孙孙，个个好善积德，这样就能造源远流长的福报。讲解的时候，或是同族的人，或是邻居，来听的人多了，那么一发起良善之气来流通，这样善的力量就会更为广大。
《感应篇》自己读诵之后，更要劝别人读诵；自己讲述后，更要劝别人讲述。在讲解时，务必详慎推求，痛痛快快，不厌其详，至诚恳切，使人听了踊跃改正品行，以收实际的效果。
【附录】
弘护正蒙教育 培植佛门龙象
⊙慕华
国家之治乱，民族之兴衰，关键在于人心之邪正清浊。人心若能常保清正，虽未施行法治，也不至于乱；假使人心邪浊，纵然施以重典刑罚，恐亦难收治功！欲使人心清正，则须建立在教育的基础上，教育的成败，直接影响国民的品行，是国家兴衰的征兆。是故，《论语》中孔子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我中华民族过去的教育，率皆秉承“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教育原则，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以明人伦、敦善行为基本修养；一般人只要“肯接受”任何经典、古训的教化，即能如曾子所谓“吾日三省吾身”般地自我敦品励行、变化气质，达者便能兼善天下，穷者亦可自守其身。这正是中华民族万古常新、历久不衰的主要因素。因此，古来即有“遗子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之佳言传世。
自从欧风东渐，学人竞相崇尚西法，废除传统文化，漠视养德教育，从此人心逐渐腐化，衍生严重的家庭问题，进而影响社会治安、国家稳定。欲救此弊，舍恢复传统文化、落实人格教化，难以达成！而人格之养成，则是奠基于童年，及早让儿童接受优良文化薰陶的教育，即是趁其心灵最纯净、记忆力最强的阶段，让他接触最有价值的作品，在幼小的心灵中，不断地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而渐渐地陶冶其性情、培养其福慧，成为一生高远见识、优美人格的源头活水。
儿童读经教育与佛门兴衰关连甚大，印光大师曾对儿童的教育问题做了很切实的开示，其大意为：儿童于知识未开时(一般为十三岁之前)，当教其读诵《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圣人经籍，以资薰陶心性德能；待其知识渐开(十三岁之后)，则须以《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等教导之，使其明白因果报应之事理而断恶修善，型塑健全身心；更当教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以求消灾免难、增长福慧。大师特为此一教育，立名为“正蒙教育”—源于《易经．蒙卦》：“蒙以养正，圣功也。”
太虚大师说：“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李炳南教授亦有：“宗教不能与民族文化脱节”、“古来由儒入佛者较多”之语。自古以来，各宗各派之祖师大德，大都因为少时即已饱读诗书，受到圣人文化薰陶，奠定了深厚的人格基础，以及古文读写能力，故于究竟了义之大乘佛法一触即悟，进而发扬光大。迨至民国，学者竞尚西学，竟将立国的命脉—民族文化，彻底摧残，致使现在一般人，非但看不懂古书，并种下“杀父弑母”等“父不父、子不子”之祸端。再观现今自诩为三宝弟子的我们，文学与人格之素养如何，大家心知肚明。此皆少时未读古书、未受圣教之过也。净空老法师常于讲筵中提及：“文言文是开启三藏教典的钥匙，想要获得这把钥匙，最简便之法就是“读经”。”老人家曾举其师李炳南教授对于学习古文的开示说：“能背五十篇古文，就可以看得懂古书；能背一百篇，就有能力写古文。”
由此可见，不管是要奠定人格基础或古文能力，“背经”可说是最理想的捷径，而且要趁十三岁以前记忆力的颠峰时期好好培养，才能有事半功倍之效。《礼记》云：“时过而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昔时贤文》说：“桑条从小矫，长大矫不屈。”此教育若能复兴，则尔后三藏教典才不再尘封楼阁，佛门中也才会有更多因缘，出现如 印光大师这种“儒佛会通”的“佛门龙象”。因此，净空老法师于全球弘扬佛法的同时，也极力地倡导“儿童孝廉读经”。另外，台湾日常法师及台中莲社诸善知识，各自开办了读经学校，为日后大乘佛法之弘扬奠下深基，成效卓著；此一宏观远见，实在令人赞叹。
然而坊间之读经教材“善本难求”，目前台湾所流通的《四书》读诵本，大都采用南宋朱熹《四书集注》为底本，其后遗症可谓“恶劣异常”，谨述管见以供参酌：
其一、朱熹擅自将《大学》原文变动，造成经文紊乱，开启“改经”恶风；此种作法，历来受到许多名家、学者们的严厉批判。民初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更是大加挞伐，现居香港的南怀瑾老教授也极力反对。试想，倘若大家皆依己见而擅改经文，最后肯定将其改得支离破碎，还能流传千古、利益众生吗？现今台湾某“附佛外道”，即以扶鸾方式，假托“仙佛”之言，擅改《四书》内容，丝毫不解孔子所谓“敬鬼神而远之”之深意，可谓颠倒至极！彼等更依其教邪见，大肆窜改佛经，妄言“释迦退位，弥勒掌天盘”、“六祖以后道降火宅，僧人已无道”……等大妄语。实则，彼等既非正法传承，又无教典，专以窃改五教经典来掩人耳目，遂其传播邪见、毁灭正法之私。其所谓“仙佛”者，若非鬼神冒充，即为狂人伪装；盖此行径已严重违反正道，实乃“仙佛”所不为也！试想，倘若经文有误，汉唐高士早予校正，何须留待二千年后，方由人眼难及之“仙佛”指正呢？此种痴人妄举，不知因果可畏，悲哉！
其二、朱熹为学，多参佛门圣典，稍有所得；然而，“为使后世学人毕生不闻佛名，使自身立名于儒门宗庙”(此乃印祖之语)，不惜违昧良心，多方诽谤佛、道二家因果轮回之说，致使后世学人受其邪说影响甚钜。朱熹更于《四书集注》中，引程子辟佛之说，攻击佛法为“异端”，煽动学人视若“淫声美色”予以排斥。民初主导“五四运动”、高喊“礼教吃人”、摧毁传统文化、动摇国本的激进学者胡适之，就是受到“理学家”邪说的影响，变成狂妄无礼之徒。在胡适之的《四十自述》中说，本来他也是很怕死后会下地狱，但自从接受理学家“人死如灯灭”的思想，从此以后什么都不怕了！甚至见到观音菩萨圣像，也要将其丢入茅厕(孔子四十而不惑，但胡适之到了不惑之年，却还为其幼时狂态而沾沾自喜)。到了晚年，他目睹社会风气败坏、文化水准低落的惨状，不禁发出“当时太年轻了”的感慨。然悔之晚矣！这就是印祖为何再三严斥“学说害人”的缘故。
程朱理学之祸害无穷，倘非蕅益、印光两位大师，慧眼洞见而一语道破，吾辈凡夫殊难觉察其弊；假使现在继续让小孩子由读《四书集注》之版本入门，将来势必会有更多人涉入理学家的思想领域；末法众生障深慧浅，必有不少人受其影响，而成为邪知邪见之徒。愿诸同伦，善体祖师大德苦心示现的深意，莫致贻祸后世，成为儒佛之罪人。
基于此项因素，正蒙教育中心特依“古本原文”，整编了一套四书、老庄、了凡四训等繁、简二类大字注音读经教材，提供海内外儿童学习之用，希望对于蒙童的教化，能有些许助益。
教育乃百年大计，儿童学习任何一种学问，都应该要有师长的指导、带动，与家长之督促、鼓励，方能产生事半功倍之效。为发扬优良文化传统，培育德智兼备的经世大材，企盼贤明的家长们，咸发至诚之心，共同推动这项益国利民的千秋大业—正蒙教育．儿童孝廉读经。古语云：“半部论语治天下。”我们殷切地期望，此一风气若能持续下去，这个世界能成为“人文与科技融汇，慈悲与智慧相生”的人间净土，大乘佛法之复兴，亦指日可待矣！
《集福消灾之道—感应篇汇编白话精简本》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