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回国一行，世尊就回到迦毗罗城为亲族说法。阿难陀，阿加律诸王子都随世尊出了家。
后来世尊之子罗喉罗也剃度出家，世尊因他年岁过小，就为他制定了沙弥十戒，这是僧团中有沙弥的开始。
世尊如是前后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会，度人无算，到了世寿八十岁的时候，这时三藏教典已经尽备，四众弟子普沐教泽，度生之事渐毕，就在拘尸那伽罗城外希连若跋提河畔示疾，择在娑罗双树间，命阿难敷高床座，示以即将涅槃。
这时诸大弟子都伤感无已，就推阿难向世尊请示四事：“一、佛灭后依谁为师？二、依何安居？三、如何调伏恶性比丘？四、如何结集经典令人证信？世尊指示说：“第一依戒为师；第二依四念处为安住；第三恶性比丘默摈；第四在经典前冠以“如是我闻”四字令人证信。”这时有外道婆罗门须跋陀罗赶来求度，为世尊最后的度化弟子。
二月十五日中夜月圆时分，世尊右胁而卧，汩然入寂。后来诸弟子将世尊圣体于拘尸那揭罗城的天冠寺中荼毗，所遗舍利由摩揭陀等八国分别供养。这时是西历纪元前五四四年，民国纪元前二四五五年，当周景王元年的时候。
六、三藏结集
世尊灭度后，僧团中有不守戒律者，摩诃迦叶诸大弟子深以为忧，为防止此等垢渎佛法的事情继续发生，遂有集众编纂佛语，流传后世之议，于是在佛灭后数月，于摩揭陀国王舍城外的毕钵罗窟内，由摩诃迦叶会集上座比丘五百人，结集三藏圣教。其时由佛弟子多闻第一的阿难诵出经藏，由持律第一的优波离诵出律藏，由说法第一的富楼那诵出论藏。复经大众同意，定为佛说。前后历时七月，完成结集。由于这次结集在毕波罗窟内，后人称此为窟内结集，或上座部结集。
窟内结集仅五百上座比丘参加，尚有未参加斯选的佛弟子众，亦别为集会，以婆师婆为上首，结集五藏。五藏者，有经藏、律藏、论藏、杂藏、咒禁藏。因其结集在毕波罗窟外，后人称此为窟外结集或大众部结集。
佛灭之后百年，有比丘苦于戒律太严，倡议重订者，长者耶舍乃邀请大比丘七百人，于毗舍离城重勘律文，结果上座保守派胜利，否决从宽之议，仍恪遵释尊遗制。后人称此为七百结集，或第二次结集。
佛灭之后二百三十余年，阿育王笃信佛法，对僧众供养极为优厚，外道徒众有穷于衣食者，乃作比丘形，混入僧团，改窜佛典，拢乱佛义，佛徒被诱入邪见者甚众，这时阿育王亲迎目犍连帝须尊者为上首，选出精通三藏之比丘千人，集于波咤利佛域整集正法，淘汰魔僧，此为第三次结集。
佛灭后四百年，印度犍驮罗国迦腻色迦王崇信佛法，极力弘布，日请一僧入宫说法，同一经题，说者多有相异之处，王以问胁尊者，尊者说：“去佛日远，诸师渐以己见渗入教典，现当重新结集，以定其义。”王接受尊者的建议，乃招大德尊者五百人于迦湿弥罗城，从事三藏注释，历时十二年。造经律论三藏注解各十万颂。此即有名之大毗婆娑论。此为第四次结集。
释迦世尊的遗教，经过数次结集后，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我国的经典，汉魏六朝唐宋各代均有翻译，至今日所传之藏经，或五千余卷，或八千余卷。世界上的宗教、言经典之丰富，教理之圆融，实未有超出乎佛教之右者。
第四章 佛教在华弘传概要
一、大法东来
佛教起源于印度，创自释迦世尊，已如前章所述。释尊灭度后，两千余年来，渐次向外传播，南则由锡兰而缅甸，暹罗，南洋，北则由中亚而中国，西藏，朝鲜，日本。近年来更遍及于英美德法诸国。然而其中弘传最广，变迁最著，而史实足徵者，则首推中国。
佛教东来，相传始于汉明帝永平十年(西历六十七年)，然而永平之前，早有佛法东来的史迹，如列子仲尼第四谓：“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此似是孔子已知佛为大圣。
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载：“……又始皇时，有诸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始皇不从，遂禁利防，夜有金刚丈六来破狱出之，始皇惊怖，稽首谢焉。”按此说在佛祖统记中亦有记载，但释利防名为室利房。
魏书释老志载：“汉武元狩中，霍去病获毗邪王及金人，率长丈余，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烧香礼拜，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此中所谓丈余金人，可能是指佛像而说。
佛祖统记载：“……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
以上诸说，虽以视作永平以前佛教已东来中国之证迹，但皆为片断史料，无其他可徵文献足资证明，而在史书上可资徵信者，为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载楚王英喜为浮屠斋戒祭祀事。传谓“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喜为浮屠斋戒祭祀。”八年(永平)，诏司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仿奉黄缣三十匹，诣相国曰：“托在藩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衍罪。相国以闻，诏报曰：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沙门之盛馔。”
该诏书赐于永平八年，书中有浮屠(即佛寺之义)，伊蒲塞：(今名优婆塞，为佛门在家信众)，沙门(即出家僧众)等译名，可见当时不但已有佛教之仪式，即翻译事业已略具端倪。按汉代中国与西域交通而言，汉武时张骞使西域，交通已通，其后霍去病击匈奴，李广利伐大宛，自敦煌至盐泽皆为汉有。宣帝时命郑吉为西域都护，天山南北及葱岭以东诸国，悉为汉属。其时交通既已通达，则佛法东传，自属可能，不过一般公认者，系汉明帝永平十年传入我国。
我国正史所载，后汉书西域传谓：“……明帝夜梦金人，长大，项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
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七谓：“初帝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书及沙门以来。”
以上二说，略而不详，佛祖统记中有较详尽之记载，且亦为一般所采信者，谓：“……(永平)七年帝梦金人丈六，项佩日光，飞行殿庭，旦问群臣，莫能对，太史傅毅进曰：臣闻周昭之时，西方有圣人者出，其名曰佛。帝乃遣中郎将蔡 ，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使西域，寻求佛道。
十年，蔡 等于中天竺大月支，遇迦叶摩腾 ，竺法兰，得佛倚像梵本经六十万言，载以白马，达洛阳，兰以沙门服谒见，馆于鸿胪寺。
十一年，敕洛阳西雍门外立白马寺，摩腾始译四十二章经，藏梵本于兰台石室，图佛像于西阳城门及显节陵上。”
综上所述，佛教来华，当在汉武之后，至明帝时天竺沙门来华，朝廷尊之，遂载之史籍，传于后世。其后西域译经大师相继东来，宣译佛经，华土有志之士也相继西行求法，于是释迦世尊的经教就渐渐在中国弘传流布了。
二、佛经翻译
东汉末年，西域沙门相继东来，弘传世尊之教。然而佛法弘扬，以书籍经典为媒介，故我国早期佛教，恒视译经为一重大事业。我国上自晚汉，下迄中唐，前后七百年间，佛经翻译工作未尝间断。今日大藏经所传，数逾八千余卷，是皆为古德筚路篮褛之下所遗留的智慧结晶。
佛经的翻译，可略分为三个时期；自东汉至西晋可称为前期；自东晋至南北朝可称中期；自隋统一至中唐可称为后期。宋元以降，虽亦偶有译者，然不过补苴而已。
国人之知有佛经，早在西历纪元之前。魏书释老志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是为国人闻佛经之始，然此仅为口传，并无笔译——事实上，释迦世尊的经教，最初结集的时候，都是暗诵口传，并无笔录记载。至佛灭数百年后，随声教所被，各土渐有佛经写本。我国最早的译经，相传为迦叶摩腾译的《四十二章经》。而佛教史上最早的译经事业，除摩腾外，当以安世高，支娄迦谶来华为始。
安世高，安息国(今波斯地)人，早岁出家，博探经藏。弘化四方，遍历诸国。以汉桓帝初来华，至洛阳，未久通华语，宣译众经，改梵本为汉语。其后二十余年间，译出《安息守意经》等三十九部。高僧传称其所译之经：“义理明析，广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
支娄迦谶，月支人，汉桓帝末抵洛阳，于灵帝光和中平间，译出《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等十四部。
在前期译经事业中，除安，支二公外，尚有支谦及竺法护者，贡献亦多，支谦本月支人，从支娄迦谶弟子支亮受业，汉献帝末年，避乱入吴，孙权拜为博士，自吴黄武初至建兴中，译出《维摩》、《大般泥洹》、《法句》等经数十种，江左译经风气，实由谦启之。
竺法护者，系出月支，世居敦煌，八藏从外国沙门竺高座遍历西域诸国，通三十六国言语文字，西晋秦始二年，大赍梵本，自敦煌至长安，复入洛阳，再至江左，沿途传译，未尝 间断，曾译出《光赞般若》、《维摩》、《正法华》、《无量寿》等经一百五十余部，其时佛典广为流传，护力居多。
自后汉历曹魏孙吴，以讫西晋，二百五十年中，共译出佛经七百余部，一千四百余卷，译经缁素计三十余人，除前述数人外，尚有安玄，严佛调，支壤梁接，竺法兰等译经师多人。此时期内，译出的佛经数量上虽颇可观，但多是零品断简，少有整部全品的。因之所译的经典，文体既未能确立，内容亦不成系统。故而译经事业真正大规的开始，乃在鸠摩罗什大师来华之后。
鸠摩罗什大师，为印度大乘佛教建立者龙树菩萨的四传弟子。父为天竺国相，母是龟兹国王妹。罗什夙慧聪颖，七岁即诵偈两万三千言。洞解毗昙(即小乘论)，九岁随母之印度，从般头达多学杂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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