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九礼，“如是等”至“今皆忏悔”、“今诸佛世尊”至“我今皈命礼”、所有十方世界中八句、于一尘中尘数佛八句、以诸最胜妙华鬘十二句、我昔所造诸恶业四句、十方一切诸众生四句、十方所有世间灯四句、诸佛若欲示涅珣四句、所有礼赞供养福四句、愿将以此胜功德十六句各一礼，合满其数。在唐不空译的《三十五佛名礼忏文》卷末附有说明：“右此三十五佛名并忏悔法，……五天竺国修行大乘人，常于六时礼忏不阙。……”可知礼忏一法很早就是天竺大乘人的常课。我国古人虽把忏悔课文定为百零八礼，实际除了个人如法礼诵而外，在丛林里多是跪诵而不礼拜。《忏悔文》后为《蒙山施食》。蒙山是宋不动修行居处，位属四川雅州。他认为讽诵和忏悔而后，就应利及幽冥。所以依据密部教典，集成施食仪文，共十二段，始从“若人欲了知”(《华严经》偈)，终至回向，加赞偈念佛，称三菩萨，晚课正文告竣。
二、普结回向 大乘佛教的任何礼诵等法事，后面总是随著回向仪文，意思是把所修功德回转过来(从自己转向他人、各方，从事相转向理体等)，向给各个方面，类属发愿；往往又与发愿文合在一起称作回向发愿文。朝暮课诵在三菩萨后就是此文。一般丛林之下，早课用引磐跪唱《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即“一者礼敬诸佛”至“十者普皆回向”十句，又名《十者》。有的丛林不唱《十者》，而唱《怡山文》或《华严文》；后接“四生九有”等四句，普为众生发愿；再接三皈依早课毕。晚课在三菩萨后，也同样用引磬跪白“十方三世佛”等《大慈菩萨发愿偈》或宋遵式所作“一心皈命”等《小净土文》。接著是《警策大众偈》和《普贤警众偈》。前者是《出曜经》中叙述佛陀因见三条大鱼被惊涛浸灌，流入浅水，各自争脱厄难的情景而说的“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偈。后者“大众当勤精进，如救头然，但念无常，慎勿放逸”。是警策行人应当奋勇前进，不可稍有松懈。此二偈合在一起，很早就为丛林念诵仪中采用，北宋《禅苑清规》卷二《念诵》条下采录此文，以后各种《清规》和《念诵集》也多收录。晚课最后也与早课一样，以三皈依告竣。
三、祝祷护神 朝暮课诵，按说到了三皈，就算结束。但每逢朔望，还有早祝韦驮、晚祝伽蓝等举。自从唐道宣《感通录》载了南天王部下的韦将军周行东、南、西三洲，保护佛教的故事传出后，佛寺对此颇感兴趣，因而后来渐渐形成韦驮的塑像，为寺院的主要护法神之一，号称韦驮菩萨。伽蓝是梵语，义为众僧园，即僧人同修共学和生活的园地。据记载：佛世有美音等十八位护法神保护伽蓝；我国陈、隋以来佛教界流传著关羽归佛等故事，所以在伽蓝神里，后来有了他的塑像。祝韦驮：是在早三皈后举念“南无护法韦驮尊天菩萨”三称，《天女咒》三遍，唱《韦驮赞》。祝伽蓝：是在晚三皈后，仪与祝韦驮同，只是念诵与唱赞的内容更换。一年四节(结夏、解制、冬至、农历元旦)进行祝圣报国土恩：早课唱《宝鼎》、《圣无量寿光明王咒》，白《大祈祷文》，称念护国仁王菩萨摩诃萨，接《楞严咒》做早课。此时悦众同监院等一班人出殿门，依次至四圣前做小祈祷。先至韦驮前站班毕，唱“香云盖”三称，念《天女咒》三遍，“南无护法韦驮尊天菩萨”三称，悦众白《祈祷文》，唱《韦驮赞》毕。然后依次伽蓝、祖师、监斋前，仪同，念诵、白文和唱赞各各更换。
此外，每逢佛、菩萨、祖师等诞、忌和成道等祝仪；午前殿、堂上供等仪，具如《禅门日课》所载，兹不赘述。
(王新)
七 国师
“国师”是我国历代封建帝王对于佛教徒中一些学德兼备的高僧所给予的称号。我国高僧获得国师称号的，一般以北齐时代(５５０—５７７)法常为嚆矢。据《佛祖统纪》卷三十八说，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５５０)，诏高僧法常入宫讲《涅槃经》，尊为国师；国师的名称以此为始。同时又以沙门法上为大统(僧官)，统治天下僧尼，亦尊为国师。但从唐法琳的《辩正论》卷三“(僧)实国师”的记载看来，则在北周时似已有国师的称号了。
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三述国师称号的由来说：“自古人君重沙门之德者，必尊其位，异其称，曰僧录、僧统、法师、国师。入对不称臣，登殿赐高座，如是为得其宜。”因此，后来有些学德兼备的高僧，常被当时帝王尊为国师。
不过这种国师的称号，在印度和西域早已流行。《大宋僧史略》卷中《国师》条说：“西域之法，推重其人，内外攸同，正邪俱有。昔尼犍子信婆罗门法，国王封为国师。内则学通三藏，兼达五明，举国皈依，乃彰斯号。”《中阿含经》卷十五《转轮王经》记刹利顶生王时：国师梵志巡行国界，……这是婆罗门为国师的例子。又《出三藏记集》卷十一《诃梨跋摩传序》记载：佛灭九百年时，有个印度外道论师，想阻止巴连弗王崇敬三宝，就到摩竭陀国来活动。王即募境内学者说：谁能以辩论折服外道的，当奉为国师。诃梨跋摩应募而至，折服了这个外道。王及臣民非常高兴，即与全国人民奉为国师。《慈恩传》卷四也说：印度胜军论师，学德兼备，摩揭陀王很敬重他，便派特使邀请，立为国师。
佛教东传以后，西域也有国师的称号。如前秦建元十八年(３８２)时，西域车师前部王弥第来访长安，其国师鸠摩罗跋提同来，献胡语《大品般若经》一部(《出三藏记集》卷八《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又高僧鸠摩炎(即鸠摩罗什之父，他从印度到龟兹，娶其王妹而生罗什)，聪明有志节，舍相位出家，东度葱岭。龟兹王闻名敬慕，自出郊迎，请为国师(《出三藏记集》卷十四《鸠摩罗什传》)。此外，汉地高僧也有为当时西域国师的。如陇西高僧法爱，深解经论，兼通术数，为西域芮芮(亦称蠕蠕或柔然国)国师，俸以三千户(《高僧传》卷八《法瑗传》)。
当中国南北朝时代，由于统治者的需要和支援，许多高僧赖以开展活动，佛教获得很大的发展。当时许多高僧虽没有国师的称号，但受贵族王侯崇信，被称为家师、门师等。特别是在北朝，如魏文成帝奉沙门统昙曜以师礼，孝文帝称呼《成实论》讲师道登为“朕之师”，北凉沮渠蒙逊对于昙无谶，后赵石勒、石虎对于佛图澄，前秦苻坚对于道安，后秦姚兴对于鸠摩罗什等的尊敬，都是相当于国师的礼遇。至北齐文宣帝时，更正式尊称法常为国师。元代法洪所撰的《帝师殿碑》(１３２１)说：“古之君天下者皆有师，惟其道之所存，不以类也。故赵以佛图澄为师，秦以罗什为师。夫二君之师其人也，以其知足以图国，言足以兴邦，德足以范世，道足以参天地赞化育，故尊而事之，非以方技而然也”(《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
南朝陈宣帝，曾以天台智顗为菩萨戒师，隋炀帝也同样以智顗为菩萨戒师，故有时也号为国师(《僧史略》卷下)。隋炀帝时之智顗(早亲南岳大师，修法华三昧，隐居钟山)，炀帝屡诏，请问法要，礼为国师(《佛祖统纪》卷九)。唐高祖时之智满，亦有国师的称号。唐代三百年间，佛教各宗高僧被尊为国师的很多。禅宗的神秀，历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皆号为国师。嵩山老僧慧安被称为老安国师，慧忠被称为南阳国师，知玄被称为悟达国师，无业被称为大达国师。密宗方面，金刚智寂后，谥为灌顶国师。不空为帝灌顶，赐号智藏国师。净土宗有南岳法照为代宗时代的国师。华严宗的澄观，于贞元十五年(７９９)入宫阐说华严宗旨，德宗赐以大统清凉国师之号；法藏则被封为康藏国师。祖琇在《隆兴编年》卷十五说：“吾释之盛，莫盛于唐，凡三百年间，以道德为天下宗师者不可悉数。”从以上人物看来，此说是符合事实的。
五代时期，虽然战乱不停，但那些割据一方的小国对于高僧的赐号仍见流行，西蜀后主赐无业为祐圣国师，吴越王以天台德韶为国师，南唐以文遂为国大导师，闽王王审知以鼓山神晏为兴圣国师。
宋代佛教是禅宗的全盛时代，禅僧获得赐号者极多，未见有国师的称号。但日本天台宗高僧成寻于宋时来访我国，至开封谒见神宗，神宗赐以善慧大师之号；寂后敕葬于天台山国清寺建塔，赐题“日本善慧国师之塔”(常盘大定《日本佛教之研究》二百六十四页)。
辽代崇信佛教，不少僧徒兼任朝廷高官。《契丹国志》卷八说：“(兴宗)尤重浮图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著名高僧非浊于重熙十八年(１０４９)为上京管内都僧录，清宁二年(１０５６)晋至检校太傅太尉，赐纯慧大师之号。他的老师就是著名的燕京奉福寺圆融国师。圆融名澄渊，著有《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详集记》十四卷，《科》三卷，称为燕台奉福寺特进守太师兼侍中国师圆融大师赐紫沙门(《奉福寺尊胜陀罗尼石幢记》，《辽史拾遗》卷十六)。
到了金代，国师的名义更见明确。《大金国志》卷三十六《浮图》条说：“浮图之教……在京曰国师，帅府曰僧录、僧正，列郡曰都纲，具曰维那。……国师，在京之老宿也，威仪如王者师，国主有时而拜。服正红袈裟，升堂问话讲经，与南朝等。”
元代的国师，兼有政教的权力；由于朝廷过分宠信喇嘛，造成了许多流弊。元史《释老传》记当时帝师的权力说：“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其徒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世祖忽必烈于中统元年(１２６０)以帕思巴(１２３９，一说１２３５—１２８０)为帝师，授以玉印，统释教。至元六年(１２６９)奉敕新制蒙古字(亦称帕思巴文字)成，升号为帝师DB法王，更受赐玉印。至元十七年(１２８０)以四十二岁(或云四十六岁)入寂，帝极哀悼，赐以“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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