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宗教的宗教情操——本期专题引言

　　释昭慧

　　“第二性”的台湾现况

　　内政部与妇权基金会于民国九十五年三月六日共同发表“2005台湾性别图像”，指出我国女性在就业、教育、人身安全及家事参与上，仍属相对弱势，重男轻女更是国人牢不可破的观念；不过，台湾女性国会议员的比率是全球第一，女性的“性别权力测度”更是亚洲第一名，显示我国女性的政治参与及经济独立性优于他国。

　　在台湾，女性的“性别权力测度”并没有改变她们依然是“第二性”的现状。她们数以万计无法幸运来到人间，只因其性别理由，而被一堕了之；她们一生下来就随父姓，以后嫁入夫家，生下的孩子也都随父而姓；即使新修订之民法亲属篇，已明令孩童可随父母二姓，但她们依然会充分发挥“谦让”的女性美德，让孩子于夫家“认祖归宗”；她们死后，只能入主于夫家“公妈牌”中，若不幸未婚而亡，连在娘家也没个牌位可以供奉，成了孤魂野鬼；她们即使再孝顺自己的父母，但在父母的丧礼上，捧牌位、捧香炉、捧相片，全都非男莫属！

　　花莲教育大学萧昭君教授勇于突破现状，要求将自己纳入萧氏宗祠的“祭祖”代表，[1]这已是在仪式禁忌方面极大的突破，但这只是“破冰”起步，两性平权的前途，依然多艰！

　　台湾宗教性别图像

　　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女性的政经表现如此杰出，为何台湾社会里重男轻女的观念，却依然如此顽强？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勾勒出台湾的“宗教性别图像”。因为性别歧视的各种社会文化，大都有着一套宗教说词。以前述台湾第二性图像为例：这整个文化现象背后，隐藏的是“人死为鬼、必须由子孙奉祀祖先香火”的宗教信仰。别人奉祀可不可行？不行！因为，“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因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即使父母被儿孙活活饿死、打死，似乎都不比儿媳不能生出儿子的罪孽来得更大！

　　社会上性别歧视的文化，深深地印烙着宗教教义的阴影。而宗教内部的性别歧视，则复犹有过之，而且几乎无从解套。原来，传统社会的性别歧视，在各大宗教中，都藉诸经教的权威，做彻底的洗脑，而牢固盘踞在教徒的心灵深处。时至今日，世界潮流都已有了性别平等的共识，社会上的性别秩序逐渐解体，反倒是宗教，成了性

　　歧视最为顽强坚固的堡垒。

　　台湾的宗教，大都源出古老的重男轻女时代，因此即使教主与圣者对女性有着仁慈公正的对待方式，但凡庸的男性僧侣与男性祭司，依然很难不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于是，性别歧视往往透过宗教的权威经典与庄严仪式，不断地反覆操作，而内化成为善男信女间的“意底牢结”。例如：女性的业障较为深重，女性是勾引男人犯罪的祸根，女性有月事不得入于殿堂祭拜神明，女性不得职司大典主祭，女性不得担任宗教要职……。

　　台湾佛门性别运动

　　即连号称“众生平等”的佛教，许多道场与个人在这方面的愚昧，亦复不遑多让。比丘尼即使受戒百岁，也必须顶礼新受戒的年轻比丘，这就是最令人侧目的陋规。有的骄慢比丘于是得寸进尺，向比丘尼灌输诸如“比丘尼不宜担任焰口主”、“弘法是比丘的责任，比丘尼不宜担纲”之类的谬论！影响所及，许多道场连信众也被规定：要依性别以序次。

　　由于男性沙文意识挟经教之权威性，比丘尼又多受“修道人不必计较”的论调催眠，这使得佛教界早该进行的性别平等运动，迟缓不前。连以“比丘尼质精量多”而举世闻名的台湾，亦不例外。有鉴于此，笔者才会在2001年3月间，发起了颠覆男尊女卑观念的“废除八敬法运动”，指证歧视女性之制度与言论并非“佛说”，以此瓦解性别歧视者的心防。这可说是站在“佛教尼众史”的分水岭上，掀开了佛教史上崭新的一页。

　　差堪欣慰的是：台湾佛教的女众处境，自此有了微妙的转变。例如：许多大男人主义比丘终于收敛了他们“高高在上”的身段，不敢再堂而皇之接受长老尼的顶礼，还有，2002年中国佛教会改选，终于打破了不成文的禁忌，出现了比丘尼担任常务理事与秘书长的新局面。当年扬言要“开除(笔者)僧籍”的中佛会也“风水轮流转”，在同年11月22日上午举行第十四、十五届新旧任理事长暨理监事交接典礼时，一向开明的新任理事长净良长老，竟然邀笔者代表比丘尼，以中华佛寺协会常务理事的名义致词。笔者乃于致词时幽默地说：

　　“中佛会的重大会议竟然安排“比丘尼致词”，跨上这个讲台虽然只是我的一小步，却是佛教比丘尼史上的一大步，意义非比寻常。……衷心希望：未来有一天，中国佛教会能出现一位比丘尼理事长！”[2]

　　台湾佛教的性别平等运动，成了普世佛教的先行者，不但受到台湾社会的普遍支持，而且也赢得国际佛教界、学术界与女运界的重视。这正是“人间佛教”回应普世价值，引领时代思潮的又一有力见证。[3]

　　然而只要性别歧视的“圣言量”依旧拥有无上权威，只要性别秩序继续在无数场合之中维持操作，那么佛门性别平权运动，依旧会是路远迢遥而险阻重重！

　　无所不在的性别秩序

　　性别秩序无所不在。去(民国95)年曾参加一场圆寂佛教尼法师的公祭大典，其中一个公祭团体，一群信众入列公祭，本来很自然地依入场先后排好了三人一列的队伍，不料那位担任司仪的比丘竟然号令：“查甫(男人)站到前面来，查某(女人)站到后面去！”这样一来，队伍大乱，一位小男生硬被拉到老阿婆(可能是他的“阿嬷”)前面，显得满脸尴尬，很不自在地频频后顾。笔者本想发飙，但还是本诸女性的“谦让美德”，顾全祭典大局而隐忍了下来。

　　笔者曾于某次应邀至大学演讲，谈佛门的性别议题，一位在大学担任行政主管的女教授，当众分享她的遭遇与感想：有一回许多教职员工一同到某道场参加佛诞庆典，原本自自然然地依着先来后到的顺序，逐一上前浴佛，不料竟有女居士在前面发号施令：“师兄站到前面来，师姐站到后面去！”她当场听了颇不舒服。

　　笔者曾将此一故事，向某位不认为佛门有性别歧视问题的比丘述说，并质疑道：“难道只因这位教授是一位女性，就必须站在男性工友的后面吗？这不正是典型的性别歧视吗？”这位比丘竟然回应道：“进入佛门，不应太在意阶级地位。”笔者立即反驳道：“这是为了凸显性别地位的荒谬性，倘若佛门仪典的排序，不刻意强调性别地位，吾人哪会在意阶级地位的问题？”

　　在佛门中，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无远弗届而且无可遁逃。笔者发现：性别秩序的出现，是将性别歧视予以法制化的严重后果；性别秩序的成文法或不成文法，又将导致更为严重的性别歧视后果，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的共业网络。

　　性别秩序的罪魁祸首，应是源自贬抑比丘尼的“八敬法”。“八敬法”建构了一种“比丘尼臣服于比丘”的性别秩序，甚至将这种性别秩序从“礼仪”的层次，拉高到“律法”的层次。而它的影响所及，则是所有佛门四众的“性别秩序”。

　　任何时候，你都可看到年轻比丘大剌剌地抢先走在(或坐在)长老尼的前面。他们用可笑而幼稚的“占位置”举动，来暗示自己“高于比丘尼一等”。形式上低人一等的不只是比丘尼，即连一般的女性信徒，也时常被安排在所有男性信徒的后方行走或是入座。

　　解构性别秩序的曙光与阴霾

　　汉传佛教较诸其他系统的佛教，“性别秩序”并非唯一的排序指标，它还兼顾“阶级顺序”的正当性。因此在某些汉传佛教的正式场合，杰出比丘尼领导人与女性达官贵人，还能被“破格”安排在比丘身旁，一同享有优位顺序。她们若能秉持“正义”理念，而不耽嗜于这种令人飘飘然的“特权”，应可形成一股“解构性别秩序”的潜在力量。

　　还有一些台湾的长老法师较为开明，在行进之间，不刻意强调性别序次，在安排行伍或座位之时，也已采取“女众站(坐)在一边，男众站(坐)在另外一边”的形式。

　　解构性别秩序虽然曙光乍现，争奈面对的竟是佛教女性自我设限的重重阴霾！

　　首先，善良的女性修道人往往用“谦卑”与“无我”的修道心理自我催眠，卒因其毫不反抗，而让性别秩序益形恶化。

　　维持这种性别秩序的绝非比丘而已，许多比丘尼与女信徒更是不遑多让，她们在公开场合卖力地维持着性别秩序，将女性的位置压缩在男性后方；对那些不想遵循这种性别秩序的女性，则视若“异类”与“叛徒”。她们在向男性展现“谦卑”与“温柔”的同时，对女性的压制则展现了非常“强势”乃至“凶悍”的一面。

　　笔者深信：尊卑鲜明的性别秩序之所以能够稳若磐石，责任并不全在男性，这是在佛门男性与女性自觉或不自觉地推动或默许之下，在每一个场合反覆操作的性别游戏。笔者曾于2006年中国大陆于杭州召开的“世界佛教论坛”上，亲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某比丘尼大放厥词，声称“我们比丘尼在比丘的领导之下”，会后笔者立即冲去找她，质问她何以代比丘尼作此卑躬屈膝之表态，她不敢撄其锋，只好推说是“个人意见而已”。类此鲜明的案例显示：这种对男性社会的交心表态，确实为某些比丘尼，赢得了在教会体系或传戒体系中较高的地位。这让笔者不禁合理怀疑：她们不但是性别歧视的共犯结构，而且是父权教会掌控女性的“白手套”。压抑女性地位的辉煌战果，可以成为她们的“晋身之阶”。

　　这种无时、无处不在的性别秩序，较诸隐藏在内心深处或字里行间的性别歧视，格外露骨而令人侧目，并且导致佛教在各种礼仪与集会的形式上，成为极度歧视女性的落伍宗教。深具平等意识的现代女性，往往因性别秩序的尊卑判然，而深感受辱，愤愤不平，甚至对佛教的各种集会裹足不前。性别秩序在西方，业已形成了弘扬佛法的最大障碍。

　　人间佛教的重大挑战

　　面对佛教传统中根深蒂固的男性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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