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提倡看话禅与默照禅，振宗风于一时，然看话禅演为程式，遂失当机直指之妙，默照禅过于沉稳，有易堕禅定功勋之弊。此后禅法几无新路，万人一式，机锋棒喝，亦成定套，失宗门活泼机用，生气渐尽，焉得不衰！
第三，背离经教，藉口“教外别传”，不看经论，不修持戒、发心、忏障、集福等加行，不分根器利钝，一入佛门，便只抱定一句话头以为究竟，在无明眼宗师指导印证的情况下，不是久参不悟，便是迷执光影，误认法尘影事为真我，修行多年，烦恼根本分毫未动，我慢增上；或发邪解，或以解为证，堕于狂禅、野狐禅，自认本来是佛，戒定福德，无需更修，烦恼即菩提，无需离断；或如枯木死水，认世间定境为涅槃。南阳慧忠国师、永明延寿大师等早就见及此弊，强调须依教印证，然亦未能挽颓风于后世。
第四，门庭过高，下根难入。六祖说，他的戒定慧法门“接最上乘人”，能言下见性一悟即至佛地的最上乘人，当然不会太多，而且随人根之渐陋，越来越少，禅宗之渐衰，乃成定势。然禅宗也非不能接下根人，六祖言：“下下人有上上智”，问题在于未能开出令多数下根人容易趋入、立马见验的多种入禅门径。相形之下，藏密大手印、大圆满法，则开设有渐入顿门的加行法，可普摄诸根，直到近今还受人欢迎。
总之，禅宗衰落的内因，在于缺少应时契机广辟禅门的方便。然说禅宗衰落，只是就大势而言，禅宗虽衰，毕竟源远流长，根深蒂固，还是代有宗师，嗣传不绝。即使到衰迈至极的清末，也还是遗范尚在，宗风犹存，未至于像忽滑谷快天所说“禅宗绝传”。天下禅林如金山江天、扬州高 、常州天宁、焦山定慧、鼓山涌泉、宁波天童、新都宝光、西安卧龙等寺刹，还基本保持古代禅刹遗风，专弘禅宗，每年开办禅七，精进参修。有大定、冶开、法忍、魁印、融通、海印、妙华、明印等一批禅师撑持宗门，他们的力参精究、苦行头陀、淡泊名利、云水参访的作略，还保持着唐宋遗风，有些在证悟和行履上甚至不逊前贤。如大定(１８２３—１９０３)，于金山参观心和尚而开悟，在清末宗门四大高僧(其余三位为冶开、法忍、圣祖)中称禅定第一，与其徒融通(１８６６—１９２８)相继住持江天禅寺，学人星聚，金山宗风得以重振。法忍(１８４４—１９０５)在四大高僧中称智慧第一，于南京赤山建般若寺为道场，领众禅耕，力行参究。嗣法弟子魁印(１８５６—１９０９)住持南京毗卢寺，每年春夏讲演，秋冬参究，参学者常数百众。妙华(１８３０—１９０６)住长沙铁炉寺，接引学人棒喝俱下，颇有古风，岳峰、海印、明教(道香)等皆于其棒喝下大悟，海印(１８４０—１９２４)有《禅海珍参》一卷流传丛林。明印(１８４１—１９２８)禅净双修而得大悟，居长沙落气停，北京雍和宫白普仁喇嘛曾至其茅蓬礼拜，称他为果位罗汉。冶开(１８５２—１９２２)在常州天宁寺禅七中依定念和尚开悟，于终南山结茅静修，有伏虎降怪之异，后回天宁寺接任方丈，对参学者深锥痛諸，不稍宽假，有《语录》三卷传世。此外，以讲经说法著名的慧明、月霞、圆瑛、应慈、慈舟、守培等法师，也曾于宗下参究有得。
清末民初的这批禅师，在参学上大多依看“念佛是谁”话头而发悟，悟后多融通禅教，说法讲经，提倡净土，保持着宋代以来的禅匠作风。但与古德不同，极少隐遁山林不问世事，多能于社会巨变中积极弘法护教，兴修寺庙，组建社团，培育僧才，投入社会福利救济事业。如冶开发起成立中华佛教总会，修复天宁寺殿宇，在寺内设毗陵刻经处印经，办义务小学，在上海创办居士念佛会、佛教慈悲会，远赴北方赈济灾民，捐资修建大运河上政和桥，数十年孜孜不倦，为法忘身。海印在湖南沅江景星寺创办佛学院、普通佛学研究所、居士林、念佛社，明印和尚也有开办念佛堂、莲社、正信会、佛经流通处之举。这是当时佛教界的新风气，禅宗大德多能积极投入。
〖起衰续绝 力挽颓波〗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佛教复兴潮流中，慈恩、贤首、天台、净土、南山诸宗，皆有恢复振兴，久已绝传的密宗也从东瀛回归，作为佛教主流的禅宗相对而言虽较沉寂，但还是有人奋力整顿，得现复兴气象。其间业绩最著、影响最大者，首推虚云(１８４０—１９５９)和尚。
虚云和尚的贡献，首先在于树立了一个足以垂范千秋的高僧典范、人格楷模。他以官绅子弟舍俗出家，在长达一世纪的衲僧岁月里，始终超脱不俗，坚忍不拔，清苦淡泊，无私无畏，随身只是一拂、一铲、一背架、一衲衣，不贪名闻利养，不图自身利益，待人谦虚温和，礼必还拜，保持宗门传统的僧衲本色。尤以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坚毅刻苦著称。从其初出家住洞苦修，到为报母恩历时三年三步一拜朝礼五台山，参访终南、峨嵋、西藏，只身翻越雪山赴印度、锡兰、缅甸朝礼佛迹，历尽艰辛，“受尽十磨九难”，其阅历极富传奇性，其精神品格令人钦敬赞叹。他生当社会剧变、佛教多难的时代，“坐阅五帝四朝”，迎击时代暴风骤雨，为维护佛教命脉奋进不息，辛劳不倦，爱国爱教，悲深行苦，志大气刚，德高望重，足迹遍海内外，弟子逾百万众，为历代禅僧中所罕见。人称其建树、道德、年齿、证悟之高深伟大，为近千年来所罕见，并非过誉。
虚云和尚的大忍大行，率多得力于禅。他历参名山大刹，５６岁上参加赤山法忍在高 寺主持的禅七，因茶杯落地之缘而发机大悟。此后以振兴禅宗为己任。他本来接临济、曹洞二家法脉，后来又遥接久已绝嗣的沩仰、法眼、云门三宗，令门人分别祧继五宗，“一花五叶”遂再次盛开。五宗宗风是否实际复兴，尚待研讨，但续绝继衰，毕竟是近千年来禅宗史上一件大事，标志着禅宗的复兴。
在寺产兴学蔚成风潮、佛教寺院面临危机，战乱连年、民不聊生的形势下，虚云和尚奋力重兴禅宗祖庭、丛林，不辞劳苦，亲自构画设计，搬石运土，烧砖铸瓦，率徒众建寺立庙，植树垦田，先后修复鸡足山护国祝圣寺(原名钵盂庵)、昆明云栖寺(原名华亭寺)、曲江南华寺、云门山大觉禅寺、云居山真如寺等十余处梵刹，每修复一处，辄交付别人住持，自己又转移到新的工地。直到１９５３年，尚以百十余岁高龄率众于荒烟蔓草中重建云居山道场。
虚云和尚还依古代丛林遗规，结合社会现实，制定了禅林住持、共住、教习、客堂、云水堂、禅堂、戒堂、爱道堂、衣钵寮、大寮、库房、浴室、学戒堂、农场、水陆法会等规约，将丛林生活制度严格规范化、民主化，革除封建家长制之弊，强调农禅并举，自力更生，他效法百丈，直到晚年尚亲自出坡耕作。
虚云和尚不仅为维护禅林、僧伽辛劳不息，而且着眼中国佛教全局，积极参加佛教社会活动，创立佛教团体，办佛学院，输资赈济灾民，为国主持法会。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推为中国佛协名誉会长，号召佛教徒爱国爱教，发挥佛法积极进取的精神，配合时代和政策参加社会建设，除戒定慧三学不宜改动外，应因时制宜，改革佛教不适应时代的生活习惯。
虚云和尚言传身教，带出了一批僧才，当今海内外住持名山大刹的本焕、佛源、净慧、传印、圣一、宣化、灵源、一诚等法师，皆出其门下。他们多能继承虚云和尚的家风，重修持，懂规矩，善于营建寺刹、主持丛林。其中宣化上人在美国开辟万佛城道场，将中国禅传向西方，功勋卓著。净慧法师重兴河北临济祖庭、赵州古佛道场柏林寺，主编《法音》、《禅》刊，创建河北禅学研究所，近年来每年举办“生活禅夏令营”，组织青年知识分子学禅，颇见生机。
与虚云同时力弘禅宗的另一大德来果(１８８１—１９５３)，在力参精究、淡泊清苦、强毅力行上类似虚云，他的主要功绩，是整顿和发扬高 寺的宗风。自１９２８年接任方丈后，立志将高 寺办成全世界第一的专门禅宗道场，以斩钉截铁的手段，立规约，严制度，立定本寺以齐参“念佛是谁”话头以求明心见性了生脱死为宗旨，参禅以外的其它活动一律不许，拔掉了经忏根子，形成严厉家风，天下禅林，遵为规式。来果和尚有《语录》、《年谱》、《开示录》、《自行录》传世，他将参禅法则依次第开列百条，逐条阐明细则，臻禅法规范化之极致。
另有月溪(１８７９—１９６５)法师，亦颇具古代禅师风采。他十九岁大学毕业后出家，本以讲经为志，后遇人开导，参南京牛首山献花岩铁岩老和尚，依旨力参而得证悟。后来应请至南北各地讲经说法，曾复兴广州大佛寺。抗战胜利后移锡香港，在沙田万佛山建万佛寺弘法。化后肉身不坏，装金供奉，为数百年来罕见。生平讲经２５０余会，著述讲录９８种，弟子数十万。他依所证悟，对佛学上不少重大问题持有独特见解，禅法自成一家，所撰《禅宗修持法》、《参禅法门》等，阐述禅法甚为精彩。
现代禅学复兴的另一表现，是居士禅的兴盛，出现了成都“维摩精舍”等专弘禅宗的居士团体。维摩精舍由袁焕仙、贾题韬等创建于１９４３年。袁焕仙(１８８７—１９６６)本由儒入仕，辞官学禅，在灌县灵岩寺主持禅七，官绅士人从学者甚众，有《维摩精舍丛书》行世，善以宗门方法接引人，当代海内外著名的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即出其门下。贾题韬(１９０９—１９９４)以大学教授学佛参禅，１９８５年以来应请在中国佛学院、闽南佛学院、北京大学、成都文殊院等处讲演佛学，联合成都文化界人士组建“四川禅学会”、“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研习禅学，有《坛经讲录》、《论开悟》等讲录传世。他善于从人类文化的大背景上，从全体佛学的基础上，参合中西哲学、科学、气功、丹道等，结合现代人文思潮讲解佛法，突出禅宗的价值。南怀瑾先生在台湾著述讲演、主办禅七、经营出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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