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也没有钱，对于吃饭很成问题。后来，我又领着他们到一个招工的地方，每天每人给一吊钱的工钱，当天开工，先管一顿饭，晚上还有睡觉的地方，我一听，倒很好，我们正愁没地方住，跑了一天也没得饭吃，无论如何，先吃一吨饭再说。于是我们六个人，也没有告诉他真实姓名，就写了六个假名报上了。

在那里喝的是大米粥，吃的也还算不错。住的时候，就住在二层楼上边，楼底下都铺上木板，到了太阳将要落的时候，听到外边吵嚷之声，在这些很嘈杂的喧嚷里，我听到了这么一句：

「为什么当时说开现钱，到现在七天还不开！」

原来，这是为了工头吃小工而起的纷争，说当日开钱，只是骗人。第二天，我们六个人要走，那个工头对我们说：

「一定给你们现钱，如果不给的话，你可以不干！」

我晓得他们说话，都是骗局，不靠实，结果，到后来我们都走了。

那时候，听说法国人也点名雇小工，我们就跑去了。那里所干的活，是专门装卸火车，有军用品，苞米，大米，沙糖等。做工的人，老幼都要，老的站在一边，小孩站在一边，又选大个的人做重活，我的个也不小，就被挑在做重活的里面。当时我心里想：糟了！因为那时候我又没吃饱饭，又发疟疾，一包大米，一百六十斤，两个人架到肩膀上，一个人肩着，由轮船往火车上装，把火车装好时，再往平津运。我的力量小，背不动这么重的大米包，而且旁边还有一个法国人拿铁条监视着，弄不好就打人，这怎么办呢？

后来，我从轮船上勉勉强强的抗下来一包大米，到了火车旁边，就扔下了。慢慢又从火车底下爬过去，在那里隐藏着，偷了点懒。路旁里那包大米，法国人也没看出是谁扔的，他又抓一个苦力背上去。

我在火车底下蹲了半天，到了响午的时候，听汽笛响，工头招呼吃饭，我才从火车底下爬出来。

到了下午，又从船上往火车上搬糖，每包八十斤，不像上午那样分量重。这还勉强可以干，晚上太阳很高，就收工，给一吊津钱。

那时候，我有一个姓马的表兄在东沽住。我把一吊津钱，交我一个本家叔伯弟弟，带回家去，我就奔我表兄那里去了。

到了东沽，见了我们那位马表兄，他问明了我的来意，我也把前后的一切情形都告诉了他，他知道我是为逃难而来。本来我那位表兄，也是常出门做买卖的，我找他的意思，是想跟他到外边，找个谋生的路，我表兄也答应了。

我们走的时候，要坐船走，因为那时候乱，也没很大的船。后来看见来了一支大艇船，是早先做的，搁起来没用，两头尖，黑色，很宽大，拉起帆来，走的也很快，每人化五块钱，坐船到旅顺。

我表兄，给我找一个地方，是在大连湾，有一家大记公司，专管装卸火车材料，收多少件，画码，每月给三十圆薪水。比较起来，总算不错。这个公司里，是德国人当总办，广东人包出来的。

我在光绪二十六年秋天跟我表兄到大连，那时家中，还有妻女二人，所以在那里还回家去了两次。

第五章 中年以后的处境

(一)进了宣讲堂

光绪三十年，(一九0四年)日俄战争又起无疑的，大连也受炮火影响，而且受的很厉害！从此我又失了业。那时候想离开大连，没有正式来往的船，为了想省钱，就坐小船到烟台，找了几个作伴的到天桥场；由天桥场又坐船到营口。那时候，我有一个亲戚在营口住，我到营口时就住到他家里。平常没事，出外摆卦摊，原先我学的医卜星相没白学，到这时候有用了。每天问事的也很多，大半都是问命运如何，能不能找到一个吃饭的事；因为战争期间，人都失业，差不多都要这样问。经我给他们一拆算，都非常的灵，因此我的买卖不错，能够维持着当时的生计。

有一个李新甲老客，他是个商人，常到我那里去。我给他算的时候很灵，他见会算奇门卦，想跟我学。(我是十七岁以后学的)我在平常时候，得工夫就教给他。那一年冬天，他看我摆卦摊，只不过是到了没办法的时候，拿来维持当时生活，究竟日子长了，也不是有出息的事。当时我们两个人相处很好，他对我说：

「你总干这摆卦摊的事，将来也没什么大发展，我看现在你不如当一个银钱经济(即贩卖洋钱)做「捣把，」每天赚得二三十块钱，这不是很好吗？

「哼」！我说：「本来我也不愿干这事情；不过逼到这里没办法，我也想「捣把，」就是找不出门路来。」

「不要紧！他说：「我可以给你介绍，赚了钱平半分。」

从此我就专门做「捣把」的买卖，一冬天赚了一百多块钱，年底回家一次。

第二年，(光绪卅一年，一九0五)日俄战争结束，俄国战败，时局也随这平静了。那时，营口有个宣讲堂，专门讲述圣谕十六条，我常到那里去听。后来也替他们讲，因为我平常好说，讲东西又很利落，所以初次讲的时候，他们都说不错。后来我去的次数很多，渐渐和他们都熟悉了，不久，他们就留我在堂里当会计，兼着讲书，里边办一个义学，我附带着尽义务给他教小学。以后这些事又另找一位老师办理，我又转任督讲，像一个总管似的，专门照顾院里一切的事。

光绪卅四年，(一九0八年)，我的家眷也一同都搬到营口来。那时，我得工夫就看医书，和一些劝善的书，我的儒书底，除在幼小时候念四年书外，其他完全是在营盘；和佛教宣讲堂；以及开药铺的时候，自己用功造就的，如史书、儒书、诸子百家等都涉猎过。

在那个讲堂里边，人位很复杂！各人的信仰意志也不一：有信乩坛的；有信炼丹的；有信外道的；有信儒教的；有专门愿办慈善的；也有喜欢施舍的，虽是同为劝人改恶向善，教化人心；而各人的宗教信仰却都不同。到了一九一七年我出家之后，给他们讲述佛陀的真理，纠正已往的错误信念，他们都一致的倾向「佛教化。」以后，在男居士方面，有四十多人出家；女居士方面，有四百多人出家。这都是因为当初受宣讲堂的影响，后来才都归向到佛教。

(二)最初闻佛法

因为生活问题，我离开讲堂之后，有朋友凑钱，我开了个药铺，字型大小是东济生。我在药铺里，一方面行医，一方面看善书，后来研究佛经。当时有刘文化，王凤仪两个人和我很要好，他们都是朝阳人。

刘文化也是和我一样信一些外道，好参方。他曾经参谒过海城牛头山性亮老和尚。这位老和尚在南方参学过十余年，差不多南方大德，他都拜见过，归依徒弟很多，道心很好，修行也很好。刘文化见了这位老和尚，把他的外道情形一说，老和尚心直口快的对他说：

「你所说的一切，都是外道和佛法背道而驰，都是不究竟！与其你用这么大的工夫学外道，何不学佛法？」

刘文化信外道，本来也是想对于人生追求个水落石出，他根本也不懂什么是外道，什么是佛法，认为都是一件事。所以他当时对性亮老和尚说：

「我每天念金刚经，这还不成吗？」

「念金刚经固然可以，」老和尚按着他的意思告诉他说：「你能够再听听讲，明白了里边的理，才能得到真究竟。」

刘文化那时候信心很切，很诚恳，就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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