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是初发菩提心所应具有的“二决定义”：其一是“观因地发心与果地觉为同为异？”[72]；其二是“应当审详烦恼根本”[73]。对于第一义而言，众生错以“五迭浑浊”构成的生灭心为修习之因。所谓“五迭浑浊”即“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它们是众生身中由“地”、“水”、“火”、“风”结成的“四缠”将其“湛圆妙觉明”之心分为“视”、“听”、“觉”、“察”四种分别功能。这样，众生的圆明真心就被“五迭浑浊”所遮蔽。因此，修行解脱的第一要义就是“应当先择死生根本，依不生灭圆湛性成。以湛旋其虚妄灭生，伏还元觉，得云明觉无生灭性为因地心，然后圆成果地修证。”[74]这里的“死生根本”就是“六识攀缘心”。因此，修此无上妙法的首要之处就在于灭伏虚妄的六识，以无生无灭之心为修习之因地心，然后才能圆满果地修证。对于第二义而言，众生现前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无始以来缠缚交织，“自劫家宝”，形成虚妄的有情众生世界。“由此无始众生世界生缠缚故，于器世间不能超越”。[75]这就是烦恼的根本所在，六根就成为众生轮转生死的“结根”。因此，证悟无上菩提的关键也就在于六根。“根、尘同源，缚脱无二”[76]，修此无上妙法的第二要义也就在于入至一真无妄之地，使六根清净。《楞严经》指出，本来圆明清净的如来藏性因明上“加”觉而变成妄明妄觉，失去了真实体性而方有六根的功能。众生若脱离有为诸相，随顺于一根就可从六根之妄中拔脱，就是“六解一亡” 的修行法门。经中详细讲述了二十五种圆通法门，此处不赘，仅就其包含的修行原则略说一二。

　　卷五言：“阿难，今汝诸根若圆拔已，内莹发光。如是浮尘及器世间诸变化相，如汤销冰，应念化成无上知觉。”[77]这是说，修习“六解一亡”法门可得二种妙德：一是于有情界脱离缠缚而得六根互用；二是于器界超越得证纯真圆觉，也就是“无始菩提涅槃元清净体”。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楞严经》为何不取常见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心”，而别出心裁用“无始菩提涅槃元清净体”。菩提为因，正好对应于因地发心；涅槃为果，正好对应于果地之觉。这样，“无始菩提涅槃元清净体”就完全符合“二决定义”的第一义，即因地之心与果地之觉的合一。经过如此诠释，我们就很容易看出《楞严经》修行论的特色实际上是返归本源、还归本觉的。这一特色的形成，也是其将如来藏思想落实于修行论的具体表现。

　　《楞严经》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密教思想。卷七几乎用全卷的文字讲述了建立道场、诵念神咒的规则，还宣示了长达三千六百余字的神咒咒文，宣讲了诵持神咒的法力。卷五、卷六，诸位大士、菩萨自述圆通部分中，也有不少密教内容。特别是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的说法，明显属于密教。从经题而言，神咒应该是此经的核心，至少应该是除如来藏思想之外的另一中心。所以，中国历代经录都将其列入“秘密部”。尽管目前还未发现《楞严经》的梵文原本，但从其流入中国的时间，我们仍然可以大致推定它是属于印度大乘佛教中、后期的作品。而公元六世纪至七世纪印度佛教逐渐密教化，《楞严经》自然免不了受此潮流影响。但是，此经又与纯粹的密教经典不完全相同，“理”、“行”两方面都与“显教”有许多关联。因此，即便它确实是一部密教经典，也应该说其走的是“显密结合”的路子。这也可以看作《楞严经》的特色之一。

　　正因为《楞严经》是一部晚出的经典，所以它在内容方面就显得十分庞杂和丰富，具有明显的兼容并蓄的性质。一般而言，印度大乘佛学有四系经典，即般若中观学、瑜珈唯识学、如来藏系以及密教经典。而《楞严经》所包含的思想既不完全属于上述一系，也未脱离上述任何一系。纵观全经，“理”、“行”结合而显现的理论的严密性，显、密结合而呈现的综合性和包容性，是《楞严经》的最大特色。而以如来藏思想为核心而形成的佛性论、心性论、修行论合一的严密的理论体系，正是其之所以在中国佛教享有特殊地位的深层原因。

　　四、《楞严经》对中国佛教的影响

　　 《楞严经》译出不久，尽管受到少数人的怀疑，但是却受到了中国佛教僧、俗两界的普遍欢迎。不但有数家注疏问世，并且很快传入日本、西藏。经文译语的优美流畅，更博得历朝历代文人士大夫的喜爱。由于此经内容的广博和包容性，更多的信众将其当作大乘佛教的概论式的经典去阅读。更为重要的是，此经对唐代以后天台、华严、净土、禅宗以及佛事仪轨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楞严经》历来都被列入“秘密部”，但其在中国佛教发生的影响却并不在密教方面。它虽然在唐代密宗“三大士”大规模翻译密教典籍之前已经译出并且流通，但是对唐代汉密的形成并未发生明显影响。尽管其于汉译不久就被译成藏文，但是也没有留下有关影响藏密发展的史料。难怪有人要对其长期以来编入“秘密部”，提出异议。[78]有趣的是，《楞严经》本为密教经典，却对显教发生了巨大影响。“楞严咒”未能被唐代密教采纳，但其却成为后来显教佛事仪轨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修订完成的《敕修百丈清规》赫然将《楞严咒》列为禅林必诵之咒。实际上，至迟从元代起，此咒已经成为各宗寺庙所做功课之一，直至今日，未曾改变。不过，公允地说，《楞严经》对中国佛教的影响确实更多地在于其显教方面。

　　从上述对《楞严经》的介绍可以看出，此经既包含了《法华经》“诸法实相”的思想，而且也包括了《法华经》“开佛知见”、“三乘归一”的内容。明释真鉴于《大佛顶首楞严经正脉》中所归纳的此经的十条贡献，有五条与《法华经》及其天台宗有关。这五条是：“毕竟废立”、“直指知见”、“发挥实相”、“改无常见”以及“引入佛慧”等。天台宗的“一念三千”、“一心三观”以及“三谛圆融”的思想，都可以从此经中找到依据以加强其理论渗透力。《楞严经》的戒、定、慧“三学”并重的思想，与天台宗止观双修的思想恰有异曲同工之妙。因如此等等原因，不少台宗大德都对《楞严经》倍加重视，纷纷宣讲、制作注疏。宋代天台宗的“山家”、“山外”派都很重视《楞严经》，智圆、仁岳等专门撰写注疏弘扬此经。明代台宗大师真觉、传灯、智旭三代相承弘传《楞严经》，均有《楞严经》的注疏行世。经过宋、明的弘扬，《楞严经》在天台宗中的地位是稳固的，经中的许多内容已经渗入到天台宗的宗义之中。

　　现存的《楞严经》四十余家注疏中，属于台宗就有三分之一。主要书目如下：宋仁岳《楞严经集解》十卷、《楞严经熏闻记》五卷；宋智圆《楞严经谷响钞》十卷；宋宗印《楞严经释题》一卷；宋思坦《楞严经集注》十卷；真觉《楞严经百问》一卷；一松《楞严经秘录》十卷；明智旭《楞严经玄义》二卷、《楞严经文句》十卷；清灵耀《楞严经观心定解》十卷、《楞严经科文》一卷、《楞严经大纲》一卷。近代台宗大德也有这方面的著述，不再赘列。

　　《楞严经》与《华严经》也有许多相近的地方。《楞严经》所说三界六道“唯心所现”的思想与《华严经》“三界唯心”的思想非常相象，而将其“唯心”思想贯彻于轮回观念之中，又恰好可以弥补《华严经》这方面的简略之处。其次，于一毛端现宝王刹以及坐于微尘转大*轮的“楞严大定”与《华严经》的“华严三昧”，也有许多相通之处。第三，《楞严经》所说的菩萨修行的“五十五阶位”与《华严经》所强调的菩萨“十地”恰好可以互相补充。第四，《楞严经》所体现的圆融思想对华严宗的“法界圆融”思想，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持。第五，《楞严经》所弘扬的“常住真心”思想恰好是华严宗赖以立宗的心性论根据。第六，《楞严经》所讲的“阴”、“处”、“界”以及诸法都依于如来藏而起的思想，实际上成为了后期华严宗论述“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理论的又一典据。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历来的华严大德都将其视为己宗的宝典，以华严宗义解释《楞严经》的做法代代相承，直至当代仍然未曾断绝。宋代华严宗的大师戒还、子璇、净源等连续数代都相当重视《楞严经》，不光撰有《楞严经》注疏，子璇还署“长水疏主《楞严》大师”之号。明代贤首宗大师诛宏、德清也都很注意对《楞严经》的弘传。可以说，以《楞严经》经义充实华严宗义，反过来，以华严宗义解释《楞严经》，是这些华严大师一贯的做法。这种思路，与台宗以天台宗义解释《楞严经》的结论在许多方面都有不同。因此，二宗为此还常常发生争论。

　　现存的《楞严经》注疏，属于华严宗的最多。主要书目如下：宋子璿《楞严经义疏》二十卷、《楞严经科文》一卷；宋怀远《楞严经义疏释要钞》五卷；宋戒环《楞严经要解》二十卷；明真鉴《楞严经悬示》一卷、《楞严经正脉疏》十卷、《楞严经科文》一卷；明诛宏《楞严经摸象记》一卷；明德清《楞严经悬镜》一卷、《楞严经通义》十卷、《楞严经提纲》一卷；明圆澄《楞严经臆说》一卷；明通润《楞严经合辙》十卷；明观衡《楞严经悬谈》一卷；明广莫《楞严经直解》十卷；明真界《楞严经簒注》十卷；清续法《楞严经灌顶疏》；清通理《楞严经指掌疏》十卷、《楞严经悬示》一卷、《楞严经事义》一卷；清溥畹《楞严经宝镜疏》十卷、《楞严经悬谈》一卷、《楞严经科文》一卷。近代尊宿以贤首宗义解释《楞严经》的也不在少数，兹略。

　　《楞严经》对于宋代之后的禅宗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大要如下：首先，贯注于《楞严经》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悟入实相”，而返归心源的修证之道与禅宗之“悟”也非常相象。第二，“三种渐次”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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