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六解一亡”的修行观本身就存在着顿悟和渐修结合的倾向。第三，《楞严经》所言的“楞严大定”本身就是一种禅观。第四，卷十所言的修习禅定于五阴之中容易出现的五十种魔境或邪计，事实上成为后世坐禅者的指南。第五，值得深思的是，“楞严咒”正是首先被引入禅门，成为丛林规式之后，才逐渐渗透到其它宗派的。禅宗僧人念诵《楞严经》，应该说是始于唐代。尽管将其记在神秀头上，十分牵强。但是说，此经译出未久，就引起了禅宗僧人的注意，是不会有错的。至宋代，永明延寿对《楞严经》很推崇。他的态度对以后的禅宗吸收《楞严经》，起了很大作用。元代禅僧天如惟则于《楞严经》用力最勤，以至于有些学者认为“惟则之思想从《楞严经》、《圆觉经》、《华严经》得来”[79]。综合而言，禅宗僧人对于《楞严经》的吸收有两条路子：一是将其当作“教”典，走禅教合一之路；二是从中汲取禅悟的话头。
禅宗僧人不光喜欢念诵《楞严经》，而且撰写了不少以禅家观点解释《楞严经》的注疏，主要有：宋德洪《楞严经合论》十卷；宋咸辉《楞严经义海》三十卷；宋可度《楞严经笺》二十卷；元惟则《楞严经会解》十卷、《楞严经前茅》二卷、《楞严经圆通疏》十卷；明函昰《楞严经直指》十卷；明大韶《楞严经击节》一卷；明真可《楞严经释》一卷；明乘时《楞严经讲录》十卷；明元贤《楞严经略疏》十卷；明曾凤仪《楞严经宗通》十卷；清济时《楞严经正见》十卷；清净挺《楞严经问答》十卷。
《楞严经》对净土宗也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卷五大势至菩萨自述圆通章成为历代净宗大德弘扬净土法门的有力典据之一。现代净宗大师印光法师将其单独列出为《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并且纳入净土立宗经典，成为“净土五经”之一。随着净土法门影响的日益扩大，此章的愈来愈受重视。在《楞严经》中，大势至菩萨的念佛三昧依照“七大”本身的顺序应该排在第二十三位。但是，经文为了突出念佛圆通法门的殊胜，特意将其置于第二十四位。净土宗大德都认为，念佛圆通是与观世音菩萨的耳根三昧等量齐观的法门。这就是此章对于净土宗所具的特殊意义，也是《楞严经》对净土宗的最大影响。
《楞严经》自述圆通部分的顺序确实是经过特殊安排的。所言二十五圆通是十八界加上“七大”，而观世音菩萨所述耳根圆通法门却被排列于第二十五位。不光文字比其它部分长了许多，而且经中又藉文殊师利之口称赞此耳根圆通：“未来修学人，当依如是法。我亦从中证，非唯观世音。诚如佛世尊，询我诸方便，以救诸末劫，求出世间人。成就涅槃心，观世音为最。自余诸方便，皆是佛威神。即事舍尘劳，非是常修学，浅深同说法。”[80]这是说，观世音菩萨所说的耳根法门是最好的“成就涅槃心”的法门，最适合阿难及其会众以及末世众生。与其它法门相比，此法门最深、最殊胜。此经卷六所说的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与《法华经》“普门品”所言的“三十三身”一起，逐渐被演化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十三观音”形象。《楞严经》中所言的观世音菩萨所具有的“十四种无畏功德”和“四种不思议无作妙德”等随机显化之力，更成为观世音信仰的重要原动力之一。《楞严经》卷六的这部分经文，与《法华经》“普门品”、《华严经》“入法界品”一起成为观世音信仰的三大典据之一。
在中国，弥陀净土、观音菩萨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古语所云“家家有弥陀，户户有观音”正反映了净土法门和观音信仰在中国大地的盛行情况，以及在民众之中的深远影响。《楞严经》在这两方面的影响，标志着其思想已经渗透到了民俗层面，可以说是将佛教典籍的渗透力发挥到了极致。同时，《楞严经》也是文人士大夫非常喜爱的经典，历来的注疏极多。重要的有：宋王安石《楞严经疏义》；宋张无尽《楞严经海眼》；明锺惺如《楞严经说》十卷；明焦弘《精解评林》三卷；陆西星《楞严经说要约》一卷、《楞严经述旨》十卷；清钱谦益《楞严经述解蒙钞》十卷；清凌弘宪《楞严经证疏广解》十卷；清刘道开《楞严经贯释》十卷。
这样，从宗派思想到文人士大夫，再到民间信仰及其民风民俗，《楞严经》都发挥了不可忽略的影响。明代智旭在《阅藏知津》中说，《楞严经》“为宗教司南，性、相总要，一代法门之精髓，成佛作祖之正印。”象《楞严经》这样既有深邃的理论，又可具体指导佛门修行实践，并且又影响到民众心理层面的佛教经典，确实是不多见的。虽然此经译出不久就有种种怀疑的论调，但并未影响中国僧俗两界对其所投入的崇敬和热情，也未影响中国民众对其所言净土、观音菩萨修行法门的信仰。因此，无论此经的真或伪，都不能动摇其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逐渐确立的历史地位，也不能动摇现代佛教信众继续对其投入热情，继续崇拜信仰。
(此文原为与赖永海先生合著、由台湾三民书局2003年1月出版的《新译〈楞严经〉》所写的导读的一部分，后分别以《论〈楞严经〉的真伪之争及其佛学思想》、《论〈楞严经〉佛学思想的特色及其影响》为题刊发于《宗教学研究》2001年第1期和《苏州铁道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1] 《大正藏》第55卷，第571页下。
[2] 《大正藏》第55卷，第603页上。
[3] 《大正藏》第55卷，第669页下。
[4] 《大正藏》第55卷，第571页下。
[5] 《大正藏》第55卷，第371页下。
[6] 大凡对《楞严经》持怀疑立场的学者，均认为智升的记载是互相矛盾的。而信其为真的学者则坚信《续古今译经图记》的记载，并不大重视《开元释教录》的说法。本文则对此作了另外的解析，请参考。
[7] 《大正藏》第55卷，第372页下。智升在《续古今译经图记》卷尾自附的小注，还有数语，兹录于下：“前记所载，依旧录编，中间乖殊，未曾删补；若欲题壁，请依《开元释教录》”。此处所言“旧录”，虽不详其所指，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此条注释针对的是《译经图记》全书，绝非全适用于《楞严经》。其后一语又云：“除此方撰集外，余为实录矣！”可见，智升对此书中译籍的记述是有信心的。
[8] 《佛祖通纪》“开元十八年”条记载：“西京崇福寺沙门智升进所撰《开元释教录》二十卷，以五千四十八卷为定数，敕附入大藏。”见《大正藏》第49卷，第374页下。
[9] 参见罗香林《唐相国房融在光孝寺笔受〈首楞严经〉翻译问题》，《现代佛教学术从刊》第35册，第330－331页。另见日本学者见足立喜六《〈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译注》。
[10] 《〈楞严〉百伪》，载《吕瀓佛学论著选集》(1)第371页，齐鲁书社，1991年版。
[11] 宋子璿集《首楞严义疏注经》卷一之一，《大正藏》第39卷，第825页下。
[12]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6，校本，第113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13] 参见周叔迦撰《楞严经》一文，《中国佛教》(3)，第81-82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14] 周叔迦撰《楞严经》一文，《中国佛教》(3)，第82页。
[15] 见《大日本佛教全书》第75册。
[16] 《〈楞严〉百伪》，《吕瀓佛学论著选集》(1)，第370页。
[17] 《〈楞严〉百伪》，《吕瀓佛学论著选集》(1)，第370页。
[18] 《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35册，第362页。
[19] 《楞严经》卷1，《大正藏》第19卷，第106页下。
[20] 《楞严经》卷1，《大正藏》第19卷，第106页下。
[21] 《楞严经》卷10，《大正藏》第19卷，第155页上。
[22] 元释惟则《大佛顶首楞严经会解》卷首，清末常州天宁寺刻本。
[23] 《楞严经》卷1，《大正藏》第19卷，第106页下。
[24] 《楞严经》卷4，《大正藏》第19卷，第122页上。
[25] 《楞严经》卷1，《大正藏》第19卷，第106页下。
[26] 《楞严经》卷1，《大正藏》第19卷，第107页上。
[27] 《楞严经》卷1，《大正藏》第19卷，第108页下。
[28] 《楞严经》卷2，《大正藏》第19卷，第110页下。
[29] 《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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