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六解一亡”的修行觀本身就存在著頓悟和漸修結合的傾向。第叁，《楞嚴經》所言的“楞嚴大定”本身就是一種禅觀。第四，卷十所言的修習禅定于五陰之中容易出現的五十種魔境或邪計，事實上成爲後世坐禅者的指南。第五，值得深思的是，“楞嚴咒”正是首先被引入禅門，成爲叢林規式之後，才逐漸滲透到其它宗派的。禅宗僧人念誦《楞嚴經》，應該說是始于唐代。盡管將其記在神秀頭上，十分牽強。但是說，此經譯出未久，就引起了禅宗僧人的注意，是不會有錯的。至宋代，永明延壽對《楞嚴經》很推崇。他的態度對以後的禅宗吸收《楞嚴經》，起了很大作用。元代禅僧天如惟則于《楞嚴經》用力最勤，以至于有些學者認爲“惟則之思想從《楞嚴經》、《圓覺經》、《華嚴經》得來”[79]。綜合而言，禅宗僧人對于《楞嚴經》的吸收有兩條路子：一是將其當作“教”典，走禅教合一之路；二是從中汲取禅悟的話頭。
禅宗僧人不光喜歡念誦《楞嚴經》，而且撰寫了不少以禅家觀點解釋《楞嚴經》的注疏，主要有：宋德洪《楞嚴經合論》十卷；宋鹹輝《楞嚴經義海》叁十卷；宋可度《楞嚴經箋》二十卷；元惟則《楞嚴經會解》十卷、《楞嚴經前茅》二卷、《楞嚴經圓通疏》十卷；明函昰《楞嚴經直指》十卷；明大韶《楞嚴經擊節》一卷；明真可《楞嚴經釋》一卷；明乘時《楞嚴經講錄》十卷；明元賢《楞嚴經略疏》十卷；明曾鳳儀《楞嚴經宗通》十卷；清濟時《楞嚴經正見》十卷；清淨挺《楞嚴經問答》十卷。
《楞嚴經》對淨土宗也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卷五大勢至菩薩自述圓通章成爲曆代淨宗大德弘揚淨土法門的有力典據之一。現代淨宗大師印光法師將其單獨列出爲《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並且納入淨土立宗經典，成爲“淨土五經”之一。隨著淨土法門影響的日益擴大，此章的愈來愈受重視。在《楞嚴經》中，大勢至菩薩的念佛叁昧依照“七大”本身的順序應該排在第二十叁位。但是，經文爲了突出念佛圓通法門的殊勝，特意將其置于第二十四位。淨土宗大德都認爲，念佛圓通是與觀世音菩薩的耳根叁昧等量齊觀的法門。這就是此章對于淨土宗所具的特殊意義，也是《楞嚴經》對淨土宗的最大影響。
《楞嚴經》自述圓通部分的順序確實是經過特殊安排的。所言二十五圓通是十八界加上“七大”，而觀世音菩薩所述耳根圓通法門卻被排列于第二十五位。不光文字比其它部分長了許多，而且經中又藉文殊師利之口稱贊此耳根圓通：“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我亦從中證，非唯觀世音。誠如佛世尊，詢我諸方便，以救諸末劫，求出世間人。成就涅槃心，觀世音爲最。自余諸方便，皆是佛威神。即事舍塵勞，非是常修學，淺深同說法。”[80]這是說，觀世音菩薩所說的耳根法門是最好的“成就涅槃心”的法門，最適合阿難及其會衆以及末世衆生。與其它法門相比，此法門最深、最殊勝。此經卷六所說的觀世音菩薩“叁十二應身”與《法華經》“普門品”所言的“叁十叁身”一起，逐漸被演化成爲具有中國特色的“叁十叁觀音”形象。《楞嚴經》中所言的觀世音菩薩所具有的“十四種無畏功德”和“四種不思議無作妙德”等隨機顯化之力，更成爲觀世音信仰的重要原動力之一。《楞嚴經》卷六的這部分經文，與《法華經》“普門品”、《華嚴經》“入法界品”一起成爲觀世音信仰的叁大典據之一。
在中國，彌陀淨土、觀音菩薩幾乎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古語所雲“家家有彌陀，戶戶有觀音”正反映了淨土法門和觀音信仰在中國大地的盛行情況，以及在民衆之中的深遠影響。《楞嚴經》在這兩方面的影響，標志著其思想已經滲透到了民俗層面，可以說是將佛教典籍的滲透力發揮到了極致。同時，《楞嚴經》也是文人士大夫非常喜愛的經典，曆來的注疏極多。重要的有：宋王安石《楞嚴經疏義》；宋張無盡《楞嚴經海眼》；明锺惺如《楞嚴經說》十卷；明焦弘《精解評林》叁卷；陸西星《楞嚴經說要約》一卷、《楞嚴經述旨》十卷；清錢謙益《楞嚴經述解蒙鈔》十卷；清淩弘憲《楞嚴經證疏廣解》十卷；清劉道開《楞嚴經貫釋》十卷。
這樣，從宗派思想到文人士大夫，再到民間信仰及其民風民俗，《楞嚴經》都發揮了不可忽略的影響。明代智旭在《閱藏知津》中說，《楞嚴經》“爲宗教司南，性、相總要，一代法門之精髓，成佛作祖之正印。”象《楞嚴經》這樣既有深邃的理論，又可具體指導佛門修行實踐，並且又影響到民衆心理層面的佛教經典，確實是不多見的。雖然此經譯出不久就有種種懷疑的論調，但並未影響中國僧俗兩界對其所投入的崇敬和熱情，也未影響中國民衆對其所言淨土、觀音菩薩修行法門的信仰。因此，無論此經的真或僞，都不能動搖其在中國佛教發展史上逐漸確立的曆史地位，也不能動搖現代佛教信衆繼續對其投入熱情，繼續崇拜信仰。
(此文原爲與賴永海先生合著、由臺灣叁民書局2003年1月出版的《新譯〈楞嚴經〉》所寫的導讀的一部分，後分別以《論〈楞嚴經〉的真僞之爭及其佛學思想》、《論〈楞嚴經〉佛學思想的特色及其影響》爲題刊發于《宗教學研究》2001年第1期和《蘇州鐵道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
[1] 《大正藏》第55卷，第571頁下。
[2] 《大正藏》第55卷，第603頁上。
[3] 《大正藏》第55卷，第669頁下。
[4] 《大正藏》第55卷，第571頁下。
[5] 《大正藏》第55卷，第371頁下。
[6] 大凡對《楞嚴經》持懷疑立場的學者，均認爲智升的記載是互相矛盾的。而信其爲真的學者則堅信《續古今譯經圖記》的記載，並不大重視《開元釋教錄》的說法。本文則對此作了另外的解析，請參考。
[7] 《大正藏》第55卷，第372頁下。智升在《續古今譯經圖記》卷尾自附的小注，還有數語，茲錄于下：“前記所載，依舊錄編，中間乖殊，未曾刪補；若欲題壁，請依《開元釋教錄》”。此處所言“舊錄”，雖不詳其所指，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此條注釋針對的是《譯經圖記》全書，絕非全適用于《楞嚴經》。其後一語又雲：“除此方撰集外，余爲實錄矣！”可見，智升對此書中譯籍的記述是有信心的。
[8] 《佛祖通紀》“開元十八年”條記載：“西京崇福寺沙門智升進所撰《開元釋教錄》二十卷，以五千四十八卷爲定數，敕附入大藏。”見《大正藏》第49卷，第374頁下。
[9] 參見羅香林《唐相國房融在光孝寺筆受〈首楞嚴經〉翻譯問題》，《現代佛教學術從刊》第35冊，第330－331頁。另見日本學者見足立喜六《〈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譯注》。
[10] 《〈楞嚴〉百僞》，載《呂瀓佛學論著選集》(1)第371頁，齊魯書社，1991年版。
[11] 宋子璿集《首楞嚴義疏注經》卷一之一，《大正藏》第39卷，第825頁下。
[12] 宋贊甯《宋高僧傳》卷6，校本，第113頁，中華書局，1987年版。
[13] 參見周叔迦撰《楞嚴經》一文，《中國佛教》(3)，第81-82頁，(上海)知識出版社，1989年版。
[14] 周叔迦撰《楞嚴經》一文，《中國佛教》(3)，第82頁。
[15] 見《大日本佛教全書》第75冊。
[16] 《〈楞嚴〉百僞》，《呂瀓佛學論著選集》(1)，第370頁。
[17] 《〈楞嚴〉百僞》，《呂瀓佛學論著選集》(1)，第370頁。
[18]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35冊，第362頁。
[19] 《楞嚴經》卷1，《大正藏》第19卷，第106頁下。
[20] 《楞嚴經》卷1，《大正藏》第19卷，第106頁下。
[21] 《楞嚴經》卷10，《大正藏》第19卷，第155頁上。
[22] 元釋惟則《大佛頂首楞嚴經會解》卷首，清末常州天甯寺刻本。
[23] 《楞嚴經》卷1，《大正藏》第19卷，第106頁下。
[24] 《楞嚴經》卷4，《大正藏》第19卷，第122頁上。
[25] 《楞嚴經》卷1，《大正藏》第19卷，第106頁下。
[26] 《楞嚴經》卷1，《大正藏》第19卷，第107頁上。
[27] 《楞嚴經》卷1，《大正藏》第19卷，第108頁下。
[28] 《楞嚴經》卷2，《大正藏》第19卷，第110頁下。
[29] 《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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