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865年(咸通六年)，法成住于灵图寺，此后不久，至迟在869年(咸通十年)以前，法成就圆寂了。

　　关于法成的著述，可分为汉文和藏文著作两个部分。其中，由汉文译为藏文的经籍有《金光明最胜王经》、《解深密经疏》、《楞伽阿波多罗宝经》、《八楞伽经》、《善恶因果报》、《贤愚经》、《大宝积经被甲庄严会第七》、《大宝积经佛为阿难说处胎会第十三》、《大宝积经净信童女会第四十》、《佛说时非时经》、《锡杖经》、《执持锡杖普行轨则》、《千手千眼陀罗尼》、《观音陀罗尼经》、《十一面神咒心经》、《百字论颂》、《百字论释》、《缘生三十颂》、《八转声颂》；藏文著述有《孟秋施物缘起要说》、《善恶业报要说》；由藏文译为汉文的经籍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诸星母陀罗尼经》、《萨婆多宗五事论》、《菩萨律仪二十颂》、《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汉文集录有《大乘四法经论及广释开决记》、《大乘稻芋经随听手镜记》、《叹诸佛如来无染著德赞》；自梵文译自汉文的有《八转声颂》；还有《瑜伽师地论》的讲义录。由此可见，法成著述颇丰。

　　法成的佛教思想，继承了吐蕃占领河西初期昙旷的思想，但更偏向于唯识学。法成的唯识学倾向非常明显，这方面的著述很多。特别是，法成将圆测的《解深密经疏》译成藏文。

　　在法成的汉文著作中，最能体现唯识宗思想倾向的，是他讲授《瑜伽师地论》时听众所作的笔记。法成在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在敦煌开元寺主讲《瑜伽师地论》，敦煌卷子中留有大量的听讲徒众在法成讲授时所做的笔记。法成的另一件汉文译本《菩萨律仪二十题》，也明显受到了《瑜伽师地论》的启发。

　　法成的著述，不论是藏文、还是汉文，都有明显的针对性，即将藏文佛典中的唯识宗著作与汉文佛典中的唯识宗著作进行互补。在他的著作中，不是单纯地接受汉地佛教一面的影响，而是同时接受印度佛教和吐蕃佛教的影响。法成的译著大量引用了印度和尚莲花戒和吐蕃翻译家西岱的著作，所以法成的译文与其它的汉译文有很大区别。在为数众多的法成《瑜伽师地论》的讲义录中，多次出现“故蕃本云……”，“若于蕃本……”的字样，可见他在讲述此论时，充分利用了掌握两种文字的有利条件，以藏汉两种文本对比讲述。即使在吐蕃势力退出河西之后，法成的这种授课方法仍未改变。在法成的授课笔记中，可以看出他对《瑜伽师地论》非常熟悉，甚至标明多个译本之间的不同之处。而听众的听讲笔记内容更是包罗万象。

　　关于法成，当今学术界，评价很高。如陈寅恪在《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曾说：“夫成公之于吐蕃，亦犹慈恩之于震旦，今天下莫不知有玄奘，法成则名字湮没者且千载。迄至今日，钩索故籍，仅乃得之。同为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而其后世声闻之显晦，殊异若此，殆有幸有不幸舆！”[⑤]陈先生将法成对于吐蕃佛教的重要性与玄奘对唯识宗的重要性相提并论，可谓的论。

　　殆至唐末，敦煌一代的唯识学仍然很兴盛。这与会昌法难之后，唯识宗在内地的悲惨境遇形成鲜明的对比。下文依据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略作叙述。

　　洪辩，俗姓吴，其父为吴绪芝，因此也被称为“吴僧统”、“吴和尚”。河西陷落前，吴绪芝曾任建康军使，在吐蕃占领敦煌前，他才来到敦煌。洪辩长兄吴滔，早亡；次兄季连为吐蕃“试太子家令”，相当于吐蕃王子的家臣，后辞官归里，笃信佛教。洪辩幼年出家，有辩才，通晓吐蕃语言，传译佛书，精研唯识。在吐蕃时期，洪辩就成为敦煌佛教界的领袖了，知大蕃沙州释门都法律兼摄副教授十数年，后迁释门都教授。

　　太和六年(832年)至太和八年，洪辩于莫高窟开七佛堂，也就是现在的莫高窟第365窟，坛下功德文中有他的题名。赞普弃隶缩赞及朗达玛时，沙州各寺院经卷出纳皆由洪辩与旺却签押、批准，并给保管经僧人颁发凭执。在驱逐吐蕃势力时，洪辩领导敦煌僧侣集团参与张议潮起事，并因此成为河西收复后的第一位河西都僧统。如大中二年(848年)力助张议潮起事，张议潮遣使入唐奉表，洪辩也派他的弟子悟真从行。大中五年，唐宣宗敕其为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充河西释门都僧统，摄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并敕黄牒。洪辩又开大佛堂一所，也就是今天莫高窟的第16窟。洪辩领沙州十六寺及三所禅窟，秉沙州僧政三十余载。《沙州诸寺人上都僧统状》上有他的判文。他撰有《李教授阇梨写真赞》。大约在862年(咸通三年)左右，洪辩圆寂，他的族人和弟子就廪室为影堂，在其中塑洪辩的真容像并立《告身碑》。

　　释乘恩，籍贯不详。《宋高僧传·乘恩传》记载：“肇从志学，知遍寻师，凡厕黉堂，必穷义路。常训门人曰：“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仁智稍成，是殊名同实。趋菩萨地，若下坂之走丸耳。””乘恩“乐人为学，不忘讲导。及天宝末，关中版荡，因避地姑臧。旅泊之间，嗟彼密迩，羌虏之封，极尚经论之学。恩化其内众，勉其成功。深染华风，悉登义府。自是重撰《百法论疏》并《钞》，行于西土。其疏祖慈恩而宗潞府，大抵同而少闻异，终后弟子传布。”此中的“潞府”是指义忠，也许乘恩与义忠有师承关系。

　　咸通四年(863年)三月，“西凉僧法信精研此道，禀本道节度使张义朝表进恩之著述，勅令两街三学大德等详定，实堪行用。勅依其僧赐紫衣，充本道大德焉。”可见，乘恩的这部《百法论疏》并《钞》于唐末重归长安，并在内地流通。

　　此外，近年来在敦煌文献中还发现了几件与“乘恩”有关的文书，有学者提出这与上述乘恩为同一僧人。这一问题正在讨论，尚未成为定论，不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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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唐慧旷《大乘入道次第开决》卷一，《大正藏》第85卷，第1207页上。

　　[②] 现存敦煌文献《大乘起信论略述》后有一题记：“宝应贰载玖月初，于沙州龙兴寺写讫。”

　　[③] 参见王堯《吐蕃佛教述略》，载《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2期。

　　[④] 此部分内容是对学术界研究敦煌佛教的研究成果概括而成的。

　　[⑤]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5页。

《第七章 唯识宗的兴盛及其传承 第五节 唐末之前不明师承的唯识师》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