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沙门昙旷撰”，而这一地名，在唐代是指“建康军”，故治在今甘肃省张掖市，《旧唐书·地理志》作“建康”，《元和郡县志》作“建昌”。昙旷大概生于敦煌附近，在内地大乱的情况下，由长安重归故乡弘扬佛教。

　　在敦煌写本中发现了昙旷的几种文献：

　　1．《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旨赞》二卷，敦煌文献编号是s.721，s.2437，s.2597，s.2744，s.2782，p.2034，p.2493，p.3927，p.4091，日本学者校对后收入《大正藏》第85卷。

　　2．《大乘起信论略述》二卷，敦煌文献编号是p.964，s.2431，s.3436，s.2141，p.2051，日本学者校对后收入《大正藏》第85卷。

　　3．《大乘起信广论释》五卷，敦煌文献编号是s.2167，s.2554，s.2721，日本学者校对后收入《大正藏》第85卷。

　　4．《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敦煌文献编号是pt.180,s.1293,s.2651,p.2160，日本学者校对后收入《大正藏》第85卷。

　　5．《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敦煌文献编号是p.2077,s.2720,s.2732,p.2576，日本学者校对后收入《大正藏》第85卷。

　　6．《大乘入道次第开决》一卷，敦煌文献编号是s.2643,p.220，日本学者校对后收入《大正藏》第85卷。

　　7．《大乘二十二问本》，敦煌文献编号是p.2287,s.2674,s.4297,s.2707,p.2835，华裔学者巴宙研究整理，先以英文发表于Chinese Culture， Vol. XX， Nos.I-2，1979，后来以汉语发表于《中华佛学学报》第2期，1988.10月版。

　　昙旷在《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序》中自叙经历：

　　余以冥昧，滥承传习。初在本乡攻唯识、俱舍。后游京镐，专《起信》、《金刚》。虽不造幽微，而粗知卤亩。及旋归河右，方事弘扬，当侥薄之时，属艰虞之代，慕道者急急于衣食，学者役役于参承。小论小经尚起悬崖之想，大章大疏皆怀绝尔之心。懵三宝于终身，愚四谛于卒寿。余慷兹虚度，慨彼长迷，或补前修之阙文，足成广释，或削古德之繁猥，裁就略章。始在朔方撰《金刚旨赞》，次于凉城造《起信销文》，后于敦煌撰《入道次第开决》。撰《百法论开宗义记》。所恐此疏旨敻文幽，学者难究，遂更傍求众义，开决疏文，使失学徒，当成事业。

　　此序作于唐大历九年(774年)或大历七年六月一日。由此可见，昙旷曾经在长安学习，而且其来敦煌的时间不会晚于宝应二年(763年)九月初[②]。由此可见，尽管昙旷未曾专门从师学习唯识学，但他很精通唯识典籍。从其发现于敦煌的著作中可知，他一定是参考了当时慈恩宗的许多著作，包括智周大师的在内，才会写出上述明显吸收唯识思想的著作。

　　从上引昙旷的自述看，他在长安并非专学唯识学，而是以《大乘起信论》、《俱舍论》和《金刚经》为核心的。也许受当时佛教流行风气的感染，对于法相唯识宗的典籍、思想以及当时的著述都很留心收集、学习，因此，当他到达河西，就开始了对大乘佛教基本经典和教义的全面介绍。从现存的几种文献来看，他所弘扬的佛教学说重点在《金刚经》、《起信论》和《大乘百法明门论》。而从遗留下来的《大乘二十二问》来看，他对佛教整体思想都有深刻的理解，对禅宗也很熟悉。

　　《大乘二十二问之研究》很重要，因为从此文献中可以复现出一段汉、藏佛教之间互动的历史事实。关于《大乘二十二问本》形成的时间，日本学者久野芳隆在1937年发表这一文献时，认为此书信是致唐代宗的，而上山大峻却认为这是致吐蕃赞普，即墀松德赞(755—797年执政)的书信。现今学者认定，后者更符合事实。根据《大乘二十二问本》序文的内容来分析，首先是吐蕃赞普把一组有关佛教教理观点的二十二项问题交给了昙旷，并且邀请他亲赴吐蕃。昙旷在这件文书中籍口他健康原因，无法“登涉”，请求体谅。为了答覆吐蕃赞普的来信，昙旷写了这件《大乘二十二问本》，对赞普提出的问题作了书面的回答，其序文说：

　　夫至教幽深，下凡不测，微言该远，上智犹迷。况昙旷识量荒塘，学业肤浅，博闻既糟于经论，精解又迷于理事，卧病既久，所苦弥深，气力转微，莫能登涉。伏枕边外，驰恋圣颜，深(宸)问忽临，心禅惊骇，将欲辞避，恐负力课(谏)。疾若之中，恭答甚深之义，敢中狂简。窃欲微诚。然其问端，至极幽隐；或有往年曾学，或有昔岁不闻，所解者，以知见而释文；未晓者，以通理而畅这。所惧不契情，乖于本旨。特乞哀恕，远察衷勤。

　　昙旷的这篇《大乘二十二问本》从赞普的起问，到昙旷的回答，都明显带有禅宗的倾向。这可从p.2287卷子中赞普向昙旷提出的二十二个问题看出来：第一问：菩萨离世俗之地，不问声闻、缘觉行，欲令一切众生除烦恼苦，作何法者？第二问：又不退入行菩萨，内所思意，外身显现法中，内修第一行法。何是外行？第一行法是何？第三问：修身口意，从初至终行。至如何？第四问：今又处五浊恶世，自既无缚，彼亦无解。义如何者？第五问：佛有余无余涅槃。此二涅槃为复实有，为复假说？第六问：佛有三身。其法身者周遍法界，化身各各在一切佛，而应身有一有异？第七问：佛有一切智，因纵修修和六处波罗蜜。但本性清净湛然不动，呈一切智，此二种如何？第八问：众生若行诸菩萨行发菩提心，如何发行？第九问：十地菩萨，几地有相，几地无想。有相无想何者是行？第十问：菩萨具修诸解脱门，行法如何？第十一问：菩萨法身，与佛法身，同不同者？第十二问：菩萨涅槃及与轮回，并不分别。认如何者？第十三问：菩萨所知，不善理涅槃不染世间。依何法者？第十四问：又大乘法，智慧方便二种双行。众生欲行，如何起行？菩萨自在，则不能行。众生不然，何能行者？第十五问：声闻、缘觉、菩萨三乘，于六尘境，各如何见？第十六问：缘觉、声闻、菩萨三乘，初发心相行法如何？第十七问：又此三种，皆入涅槃，声闻、缘觉、菩萨涅槃，各如何者？第十八问：大乘经中，有说三乘是方便说，或说究竟，或说二乘皆得成佛，或说二乘不得成佛。义如何者？第十九问：经说声闻所提涅槃与佛无异，后赞三身，一切并灭，犹如灯焰，灭即无余。此是定说，是不定说？第二十问：大乘经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涅槃。即示，如何更复修道？一切自然得涅槃故。第二十一问：其含藏识与大智慧，虽有清浊，是不是异，义如何者？第二十二问：佛在世时，众僧共行一法。乃佛灭后，分为四部不同，于四部中，乃是一法？

　　从上述叙述分析可知，昙旷的佛学倾向很复杂，有唯识学的功底和弘扬唯识学的实际作为，但对禅宗(法)也有很深刻的了解。就唯识宗而言，在敦煌遗书中，有大量玄奘的作品存在，在吐蕃占领之前，唯识宗思想在河西也是相当流行的。如昙旷昔日在长安并不以唯识宗思想为务，至此地转而以弘扬唯识思想为主，昙旷是顺应这一潮流的僧人。

　　由昙旷与吐蕃赞普之间的问答，反映出当时吐蕃佛教仍然存在接受内地佛教的可能性。比昙旷晚一些，大概在八世纪末叶时，习称“摩诃衍那”、“大乘和尚”的汉地僧人，应赞普赤松德赞之邀前往拉萨传教。现存敦煌写本《顿悟大乘正理决》记载，“于大唐国请汉僧大禅师摩诃衍等三人”。从现存汉、藏文献可知，摩诃衍到藏地后，由墀松德赞主持，与莲花戒进行辩论。这位莲花戒是印度著名瑜伽行派论师寂护的弟子。这场辩论延续了三年(约在792—794年)。p.4646号文书《顿悟大乘正理决》，就是有关这次宗教大辩论的非常重要的文文献，其序言由“前河西观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锡撰”。此外，p.3201号文书中为王锡上吐蕃赞普的两道奏章，在某些方面可以旁证p.4646号文书。另外，在s.1438号文书，还有关于摩诃衍“推问”敦煌驿户起义中义者的记录：“遂即旋踵，没伏擒奸，其贼七人，不漏天网，并对大德摩诃衍推问，具申衙帐，并报瓜州。”《拉露目录》中pt.283是有关摩诃衍所参加的那次僧诤会的藏文档案，日本学者今枝由郎把p.46456号汉文写本同pt.823号藏文写本对照比较，发现其内容同出一源。[③]

　　《顿悟大乘正理决》说汉僧胜，内地禅宗和莲华戒派此后并行于西藏。藏文资料记载，摩诃衍先胜后败，被摈还唐，并且说墀松德赞下令，从此不许藏人随学禅宗。摩诃衍返敦煌后，在当地仍然是重要人物，当地藏族官员还对他表示一定尊重。

　　从摩诃衍与莲花戒辩论之后的吐蕃和河西佛教发展看，唯识学的势力进一步增长。相当于唐文宗太和年间，敦煌有僧人法成来往于吐蕃和河西之间，且以弘扬唯识为己任，影响很大。

　　法成精通藏、汉、梵三种文字，大概在太和七年(833年)左右住在敦煌永康寺[④]。永康寺是吐蕃占领后新建的寺院，法成在这里翻译藏文佛经，注释编集汉文佛经。最迟在842年(会昌二年)，法成来到甘州修多寺，并在此地翻译了两部藏文佛经，即《萨婆多宗五事论》和《诸星母陀罗尼经》。他在甘州一直生活到846年(会昌六年)以后。至少从848年(大中二年)起，他又住到了该城的开元寺，此后由于河西的收复，他好象再没必要进行藏文的翻译了，就将注意力转向为他的汉族弟子写作教理疏义。最晚于855年(大中九年)开始，法成在开元寺讲授无著的《瑜伽师地论》，此经的讲解至少持续到859年(大中十一年)，其听众有来自敦煌其它寺院的僧人，如龙兴寺的明照等人。当时敦煌佛教界的名僧悟真、明照、一真等都听过法成讲经…

《第七章 唯识宗的兴盛及其传承 第五节 唐末之前不明师承的唯识师》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