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865年(鹹通六年)，法成住于靈圖寺，此後不久，至遲在869年(鹹通十年)以前，法成就圓寂了。

　　關于法成的著述，可分爲漢文和藏文著作兩個部分。其中，由漢文譯爲藏文的經籍有《金光明最勝王經》、《解深密經疏》、《楞伽阿波多羅寶經》、《八楞伽經》、《善惡因果報》、《賢愚經》、《大寶積經被甲莊嚴會第七》、《大寶積經佛爲阿難說處胎會第十叁》、《大寶積經淨信童女會第四十》、《佛說時非時經》、《錫杖經》、《執持錫杖普行軌則》、《千手千眼陀羅尼》、《觀音陀羅尼經》、《十一面神咒心經》、《百字論頌》、《百字論釋》、《緣生叁十頌》、《八轉聲頌》；藏文著述有《孟秋施物緣起要說》、《善惡業報要說》；由藏文譯爲漢文的經籍有《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諸星母陀羅尼經》、《薩婆多宗五事論》、《菩薩律儀二十頌》、《釋迦牟尼如來像法滅盡之記》；漢文集錄有《大乘四法經論及廣釋開決記》、《大乘稻芋經隨聽手鏡記》、《歎諸佛如來無染著德贊》；自梵文譯自漢文的有《八轉聲頌》；還有《瑜伽師地論》的講義錄。由此可見，法成著述頗豐。

　　法成的佛教思想，繼承了吐蕃占領河西初期昙曠的思想，但更偏向于唯識學。法成的唯識學傾向非常明顯，這方面的著述很多。特別是，法成將圓測的《解深密經疏》譯成藏文。

　　在法成的漢文著作中，最能體現唯識宗思想傾向的，是他講授《瑜伽師地論》時聽衆所作的筆記。法成在長達四年多的時間裏，在敦煌開元寺主講《瑜伽師地論》，敦煌卷子中留有大量的聽講徒衆在法成講授時所做的筆記。法成的另一件漢文譯本《菩薩律儀二十題》，也明顯受到了《瑜伽師地論》的啓發。

　　法成的著述，不論是藏文、還是漢文，都有明顯的針對性，即將藏文佛典中的唯識宗著作與漢文佛典中的唯識宗著作進行互補。在他的著作中，不是單純地接受漢地佛教一面的影響，而是同時接受印度佛教和吐蕃佛教的影響。法成的譯著大量引用了印度和尚蓮花戒和吐蕃翻譯家西岱的著作，所以法成的譯文與其它的漢譯文有很大區別。在爲數衆多的法成《瑜伽師地論》的講義錄中，多次出現“故蕃本雲……”，“若于蕃本……”的字樣，可見他在講述此論時，充分利用了掌握兩種文字的有利條件，以藏漢兩種文本對比講述。即使在吐蕃勢力退出河西之後，法成的這種授課方法仍未改變。在法成的授課筆記中，可以看出他對《瑜伽師地論》非常熟悉，甚至標明多個譯本之間的不同之處。而聽衆的聽講筆記內容更是包羅萬象。

　　關于法成，當今學術界，評價很高。如陳寅恪在《大乘稻芊經隨聽疏跋》曾說：“夫成公之于吐蕃，亦猶慈恩之于震旦，今天下莫不知有玄奘，法成則名字湮沒者且千載。迄至今日，鈎索故籍，僅乃得之。同爲溝通東西學術，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而其後世聲聞之顯晦，殊異若此，殆有幸有不幸輿！”[⑤]陳先生將法成對于吐蕃佛教的重要性與玄奘對唯識宗的重要性相提並論，可謂的論。

　　殆至唐末，敦煌一代的唯識學仍然很興盛。這與會昌法難之後，唯識宗在內地的悲慘境遇形成鮮明的對比。下文依據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略作敘述。

　　洪辯，俗姓吳，其父爲吳緒芝，因此也被稱爲“吳僧統”、“吳和尚”。河西陷落前，吳緒芝曾任建康軍使，在吐蕃占領敦煌前，他才來到敦煌。洪辯長兄吳滔，早亡；次兄季連爲吐蕃“試太子家令”，相當于吐蕃王子的家臣，後辭官歸裏，笃信佛教。洪辯幼年出家，有辯才，通曉吐蕃語言，傳譯佛書，精研唯識。在吐蕃時期，洪辯就成爲敦煌佛教界的領袖了，知大蕃沙州釋門都法律兼攝副教授十數年，後遷釋門都教授。

　　太和六年(832年)至太和八年，洪辯于莫高窟開七佛堂，也就是現在的莫高窟第365窟，壇下功德文中有他的題名。贊普棄隸縮贊及朗達瑪時，沙州各寺院經卷出納皆由洪辯與旺卻簽押、批准，並給保管經僧人頒發憑執。在驅逐吐蕃勢力時，洪辯領導敦煌僧侶集團參與張議潮起事，並因此成爲河西收複後的第一位河西都僧統。如大中二年(848年)力助張議潮起事，張議潮遣使入唐奉表，洪辯也派他的弟子悟真從行。大中五年，唐宣宗敕其爲京城內外臨壇供奉大德，充河西釋門都僧統，攝沙州僧政、法律叁學教主並敕黃牒。洪辯又開大佛堂一所，也就是今天莫高窟的第16窟。洪辯領沙州十六寺及叁所禅窟，秉沙州僧政叁十余載。《沙州諸寺人上都僧統狀》上有他的判文。他撰有《李教授阇梨寫真贊》。大約在862年(鹹通叁年)左右，洪辯圓寂，他的族人和弟子就廪室爲影堂，在其中塑洪辯的真容像並立《告身碑》。

　　釋乘恩，籍貫不詳。《宋高僧傳·乘恩傳》記載：“肇從志學，知遍尋師，凡廁黉堂，必窮義路。常訓門人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仁智稍成，是殊名同實。趨菩薩地，若下坂之走丸耳。””乘恩“樂人爲學，不忘講導。及天寶末，關中版蕩，因避地姑臧。旅泊之間，嗟彼密迩，羌虜之封，極尚經論之學。恩化其內衆，勉其成功。深染華風，悉登義府。自是重撰《百法論疏》並《鈔》，行于西土。其疏祖慈恩而宗潞府，大抵同而少聞異，終後弟子傳布。”此中的“潞府”是指義忠，也許乘恩與義忠有師承關系。

　　鹹通四年(863年)叁月，“西涼僧法信精研此道，禀本道節度使張義朝表進恩之著述，勅令兩街叁學大德等詳定，實堪行用。勅依其僧賜紫衣，充本道大德焉。”可見，乘恩的這部《百法論疏》並《鈔》于唐末重歸長安，並在內地流通。

　　此外，近年來在敦煌文獻中還發現了幾件與“乘恩”有關的文書，有學者提出這與上述乘恩爲同一僧人。這一問題正在討論，尚未成爲定論，不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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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唐慧曠《大乘入道次第開決》卷一，《大正藏》第85卷，第1207頁上。

　　[②] 現存敦煌文獻《大乘起信論略述》後有一題記：“寶應貳載玖月初，于沙州龍興寺寫訖。”

　　[③] 參見王堯《吐蕃佛教述略》，載《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2期。

　　[④] 此部分內容是對學術界研究敦煌佛教的研究成果概括而成的。

　　[⑤]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55頁。

《第七章 唯識宗的興盛及其傳承 第五節 唐末之前不明師承的唯識師》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