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安国寺唯识传承

　　法相唯识宗四传而逐渐衰落以至于隐没不彰，是不争的事实。这从上节对于智周的叙述中也可见出。不是笔者有意求简，而是无可奈何。智周这一代在历史上留下来的痕迹太淡漠了，以至于没有多少资料供我们去分析叙述。慧沼、智周时代，面对的是华严宗兴盛和南宗禅的崛起，而开元年之后，佛教的主流逐渐被密宗和禅宗占据，法相唯识学逐渐被边缘化了。如此以来，唯识宗便不可避免地逐渐失去了宗派特性。于大安国寺学习、宣讲唯识经典的僧人，有些似乎专守唯识宗宗法，但大多并不专门弘扬唯识宗经典。但这一法系的存在，无疑也说明，在会昌法难之前，唯识宗在京城长安仍然有弘传阵地和法脉延续。

　　一、大安国寺

　　关于安国寺，宋代宋敏求《长安志》卷八记载：“朱雀门街东第四街，即皇城东之第二街。街东从北第一长乐坊。后改延政坊。大半以东，大安国寺。睿宗在藩旧宅，景云元年立为寺，以本封安国为名。宪宗时，吐突承璀盛营安国寺，欲使李绛为碑文，绛不肯撰。后浸摧圯，宣宗欲复修，未克而崩。咸通七年，以先帝旧服御、及孝明太皇太后金帛、俾左神策军再建之。《酉阳杂俎》曰：红楼，睿宗在藩时造。元和中，广宣上人住此院，有诗名，时号为“红楼集”。”唐韦述《两京新记》记述说：“大半以东，大安国寺。睿宗在藩旧宅，景云元年立为寺，以本封安国为名。”可见，此寺建于睿宗景云元年(710年)，位于长安城东北角的长乐坊，这里北面是大明宫，东面原是禁苑，开元后改作十六王宅，西面是翊善坊，南面是大宁坊，多为贵族、宦官、禁卫将军及皇子所居之地。睿宗之后，玄宗继续经营此寺，此寺的佛殿是“开元初玄宗拆寝室施之”。唐段成式《寂照和尚碑》云：“自长庆中、宝历末、大和初，皆驾幸安国寺。”据此所说，唐德宗、宪宗、敬宗、文宗都曾驾幸大安国寺，显然此寺一直受到皇家的扶持供养。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诏天下毁佛废寺，安国寺亦在其列。后宣宗欲复修之，未克而崩。咸通七年(866年)，唐懿宗以先帝旧服御及孝明太皇太后金帛俾左神策军再建之。

　　此寺自睿宗下诏建造后，一举超越长安其它寺院，成为盛唐至会昌法难之前，最受重视的皇家寺院，受朝廷征召的许多僧人都先后受诏住于此寺。在唐代佛教史上，大安国寺因为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年)，下诏于此寺“佥定律疏”而著名。当时，代宗诏命安国寺、西明寺、崇福寺、荐福寺、天长寺、净住寺、章信寺、保寿寺三派律学大德十四人齐集安国寺律疏院“佥定律疏”，“一切僧俗，辄不得人”。众推如净为宗主，与慧彻笔削润色，圆照笔受正字，宝意纂文，崇敬、道邃、超证、希照等证义。修疏期间，官府供给斋食、纸墨，以定夺新旧两疏是非，使诸宗水乳无乖，一味和合，定行一家。建中元年(780年)，《新佥定四分律疏》完成，而原有两疏从学者所好，仍许流行。

　　僧传说，开元年间，长安有玄奘弟子利涉法师住于大安国寺。而此后，安国寺里还有不少熟悉唯识经典的僧人。经过查考可知，由开元初年(713年—)的利涉法师到贞元年间(785—804年)的素法师，再到唐文宗朝(827—840年)的信法师、三教大德赐紫法师义林等等，大安国寺的唯识僧人构成一个似乎可连缀起来的唯识宗代际传承系统。尤其是，贞元年间，由大安国寺僧人发起，重新安奉玄奘、窥基灵塔，主持其事的义林师徒就是唯识宗的正宗传人。

　　作为睿宗之后的几代皇帝都很重视的官寺，大安国寺是一个诸宗交融的所在。见于史籍的住于安国寺的高僧、名僧，律宗、密宗、唯识宗等都有。现存文献中可考知住于安国寺的唯识宗僧人并不算多，但此寺唯识宗僧人的活动以及绵延至开成年间的事实，增加了我们对于开元年之后，至会昌法难之前，唯识宗延续的广度的认识。

　　二、利涉法师

　　从现存资料看，利涉法师是盛唐时期影响很大且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位高僧。作为玄奘的弟子，他也有因明等唯识著述流行，又以宣讲《华严经》和参与三教讲论著名。他对《华严经》、《法华经》的解释，与华严宗、天台宗僧人不同，并在当时互相辩难。

　　释利涉，本西域人也，为大梵婆罗门种姓。根据《宋高僧传》卷十七《利涉传》的记载：利涉“欲游震旦，结侣东征，至金梭岭遇玄奘三藏，行次相逢，礼求奘度。既而群经众论，凿窍通幽，特尔远尘，归乎正道，非奘难其移转矣。”从这一记载看，在玄奘归国途中，利涉遇到了玄奘三藏，并且请求玄奘剃度其为僧，可见，此前他还未曾出家。僧传又说：“奘门贤哲辐凑，涉季孟于光、宝之间。”这是说，利涉在奘门与普光、法宝不相上下。然此可能是溢美之词，不足凭信。

　　现存的文献中，未有利涉参与翻译的记载。可见，利涉跟随玄奘以学习为主。玄奘圆寂之后，利涉获得唐中宗的礼敬。僧传说：“其为人也，犹帛高座之放旷，中宗最加钦重，朝廷卿相感义与游。”此中的“帛高座”，唐代僧人神清著《北山录》卷四说：“帛高座卓朗之杰也。”注解说：“帛尸梨蜜多罗，吉交，国人时呼为高座，以其善说法故。本国王之子让位出家，于东晋译《药师》等经。”可见，时人以东晋高僧帛尸梨蜜多罗来赞誉他。从当时的背景推测，他获得中宗的器重，应该是神龙年之后的事情。

　　《宋高僧传·利涉传》记载：利涉在“开元中，于安国寺讲《华严经》，四众赴堂，迟则无容膝之位矣。檀施繁炽，利动人心。”由此可见，利涉后来隶属大安国寺。他在安国寺宣讲《华严经》，引起轰动。

　　利涉法师最引人注目的事是三教讲论中的表现。根据《宋高僧传》的记载：

　　有颕阳人韦玎，垂拱中中第，调选河中府文学，迁大理评事秘校。见涉讲筵币帛堆积，就乞选粮，所获未厌，表请释道二教定其胜负，言释道蠧政，可除。玄宗诏三教各选一百人，都集内殿。韦玎先陟高座，挫叶静能[①]及空门思明，例皆辞屈。涉次登座，解疑释结，临敌有余。与韦往返百数千言，条绪交乱，相次抗之，棼丝自理，正直有归。涉重问韦曰：“子先登席，可非主耶？未审主人何姓？”玎曰：“姓韦。”涉将韦字为韵，揭调长吟。偈词曰：“我之佛法是无为。何故今朝得有为。无韦始得三数载，不知此复是何韦？”涉之吟作，百官悚然。帝果忆何、韦之事，凛然变色曰：“玎是庶人宗族，敢尔轻懱朕玄元祖教及凌[车*閵]释门？”玎下殿俯伏待罪。叩头言：“臣非庶人之属。”

　　依据这一记载，这次辩论是儒士韦玎挑动起来的，并建议皇帝可去除佛、道二教。韦玎并非等闲之辈，在前几轮辩论中，他战胜了道教一方的叶静能和佛教一方的僧人思明。在此情景下，利涉与其辩论，往返几番，难分胜负。此时，利涉反戈一击，以对手的姓氏做文章，引起皇帝的误解，使得皇帝以韦玎为唐中宗之韦皇后家族中的人。尽管利涉又说：“玎是关外之人，非玄贞之族类。”但并未改变玄宗态度，韦玎还是被贬为象州百姓。

　　此次辩论以佛教取胜而告终，玄宗“赐涉钱绢助造明教寺，加号明教焉。二教重熙，涉之力也，因著《立法幢论》一卷。公卿间有言曰：“涉公是韦掾之膏肓也。”涉曰：“此举也，矢在弦上，不得不发。”自此京城无不改观，言谈讲者以涉为最焉。”

　　不过，利涉法师并未将皇帝对其的崇信保持下去。“晚节遭其谴谪汉东，寻属宽宥，移徙南阳龙兴寺。”受贬谪的原因，如他对惠忠所说：“纳衣小僧，向前某被门徒朝要，连坐于此。”似乎是受弟子的连累，但具体事情不详。

　　赞宁没有记载利涉法师的生卒年，但其受贬谪的时间是玄宗朝则可以肯定。《宋高僧传·利涉传》提及利涉对惠忠的欣赏，而惠忠于上元二年(761年)受诏入朝，“肃宗时入宫起居太上皇，乃引忠见，上皇曰：“此人何如利涉？””由此可见玄宗对利涉的赏识。即便如此，他仍然遭受贬谪，事情似乎甚为严重。以贞观十九年(645年)遇到玄奘时，利涉二十岁的年龄下限推知，至开元二十九年(740年)，利涉也应该一百二十余岁了。因此，惠忠觐见时为太上皇的玄宗时，利涉很大可能已经圆寂了。

　　关于利涉的思想，从现存文献中可以得知，他对于华严宗、天台宗僧人遵奉的经典《华严经》、《圆觉经》、《法华经》都有一些不同的解释。唐代宗密在《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卷二说：“此上皆论，而利涉法师不许此义。”同书卷六记载了利涉法师回答复利法师“问天下学士真妄偈”的内容。复礼的偈语是：“真法性本净，妄念何由起？许妄从真生，此妄安可止？无初则无末，有终应有始。无始而有终，长怀懵斯理。愿为开秘密，祈之出生死。”此文的核心思想是以《大乘起信论》为根据的“依真起妄”说。利涉法师的回答是：“真法本非真，妄复何曾起？妄不从真生，无妄何所止？既许无初末，宁容责终始？无始复无终，谁当懵兹理？胡不趣无生，乃云祈出死？”

　　对于复礼法师写此文的用意，宗密说得很明白：“立此理者，拟将难法相宗烦恼有终无始也。”对于利涉法师的回答，湛然自然是不同意的：“此答都不识问意也。复礼岂不知真性本无生灭耶？意问缘生染法从何而起，起既无始，断何有终？清凉大师答之，方释所问也。答曰：“迷真妄念生，悟真妄则止。能迷非所迷，安得全相似。(不一不异故，如《论》中海水风波之喻。)由来未曾悟，故说妄无始。知妄本自真，方是恒常理。分别心未亡，何由出生死？(意以一念不生前后际断，不应以念而起于念，于念无穷。)””澄观的回答以《大乘起信论》思想为依据，而利涉法师则以玄奘所传唯识学为依据。宗密以及宋代之后对此事的评论都反映的是“古唯识学＂立场。

　　唐代湛然在《法华文句记》卷二《释序品》中说：“又涉公云：“天台立影响等众，有义无文，未可依信。”若尔有义无文而不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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