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世尊言。我忆往昔无量百返依声闻乘而般涅槃。由此意趣，故说一乘。以声闻乘所化见情，由彼见之得般涅槃，故现此化，究竟故者，唯此一乘最为究竟，过此更无余胜乘故，声闻乘等有余胜乘。所谓佛乘，由此意趣，诸佛世尊宣说一乘。”此两译不同之处在于，真谛谓定性二乘，亦必由佛道而般涅槃。而玄奘译中则谓定性二乘永不回入大乘，即非由于佛道而般涅槃。只由彼二乘道而般涅槃而已。
第二，真谛所译《三无性论》说：“一切诸法，不出三性：一、分别性。二、依他性。三、真实性。分别性者，谓名言所显自性，即是尘识分。依他性者，谓依因依缘显法自性。即乱识分，依因内根缘内尘起故。真实性者，法如如。法者即是分别依他两性。如如者即是两性无所有，分别性以无体相故无所有。依他性以为生无所有。此二无所有，皆无变异，故言如如。”而在玄奘所译《显扬论》则说：“三自性者，谓遍计所执自性，依他起自性，圆成实自性。遍计所执者，所谓诸法依因言说所计自体。依他起者，所谓诸法依诸因缘所生自体。圆成实者，所谓诸法真如。”此中的不同处在于，真谛谓分别性与依他性悉皆是空，唯真如实性是有，而玄奘则谓只有遍计所执性空而依、圆二性皆是有。
第三，关于“三无性”中的第二“生无性义”，真谛译籍的意思是：“约依他性，由生无性说名无性。此生由缘力成不由自成。缘力即是分别性，分别性体既无，以无缘力故，生不得立，是故依他性以无生为性。”玄奘所译的意思是：“生无性谓依他起自性，由此自性缘力所生非自然生故。”二者的不同在于，真谛的译籍认为依他不由自成即是分别体无，而玄奘则仅认为依他非自然生，不说其无。
第四，又唯识真如义，在真谛译(七如如之第三)则说﹕“先以唯一乱识遣于外境，次以阿摩罗识遣于乱识，故究竟净识也。”而玄奘译(七真如之第三)则说：“由胜义谛离一异性故，当知即是清净所缘生。何以故﹖由缘此境得心清净故。”在真谛译籍中真如为阿摩罗识﹔而玄奘则不名真如为识，称真如只是清净识所缘之境而已。
第五，又能变之识义，在真谛所译《显识论》说显识有九种。色心诸法皆是本识之所变(本识者，盖指第八识也。)而不说诸识皆是能变。而在玄奘所译《成唯识论》，则列三能变，且说诸识皆是能变者。例如真谛所译的《中边分别论》则说﹕“由依唯识故境无体义成，以尘无有故，本识即不生。”而玄奘所译者则说﹕“依识有所得，境无所得生，依境无所得，识无所得生。”此不同之处，在真谛则说本识，在玄奘则仅说识而不说本识。
第六，又真谛译《显识论》说：“一切三界，但唯有识，何者是耶？三界有二种识，一者显识，二者分别识。”这是以第八识为能变，前七识为能缘也。而玄奘译《成唯识论》则说﹕诸心心所，若细分别，皆有四分。这是说诸心心所皆有所缘之相分及能缘之见分等。
第七，又真谛译《转识论》，以阿陀那为第七识。唐定宾《四分律疏饰宗记》已斥其谬，是真谛诵出之意，以无梵本故。至于新译之说，则以阿陀那为第八识之异名，而第七识则名为末那。
第八，又地论宗以第八识为净识，摄论宗则更于八识之外立第九识，而新译所谈者既不立九识亦不谓第八识是净识。
总而言之，玄奘所传译的“新唯识学”与南北朝时期开始流行的地论学派、摄论学派以及《大乘起信论》等，在许多方面都有差异。这一差异，是客观存在的。玄奘及其门下弟子强调自己所传的“正确性”及“正统性”，是无可厚非的。这也正是创立宗派的必由之路。
[①] 参见赞宁《宋高僧传》卷五《法藏传》。法藏出生于贞观十七年(643年)，玄奘大师圆寂时，法藏年仅二十二岁，且尚未出家，《宋高僧传》记载显然有误。但此资料可反映当时新旧译之间的竞争与冲突。
[②] 参见陆元朗《敕建广武山观音寺碣》，《全唐文》卷一四六。
[③] 唐太宗《造兴圣寺诏》，唐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十八，《大正藏》第52卷，第329页下。
[④] 唐太宗《弘福寺施斋愿文》，唐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大正藏》第52卷，第385页下至386页上。
[⑤] 唐太宗《为太穆皇后追福愿文》，唐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十八，《大正藏》第52卷，第329页下。
[⑥] 唐太宗《于行阵所立七寺诏》，唐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十八，《大正藏》第52卷，第328页下—329页上。
[⑦] 唐太宗《为战亡人设斋行道诏》，唐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十八，《大正藏》第52卷，第329页上。
[⑧]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四，《大正藏》第50卷，第635页上。
[⑨]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六，《大正藏》第50卷，第606页上。
[⑩]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三十五，《大正藏》第50卷，第666页上。
[11] 汤用彤《唐太宗与佛教》，《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第14页。关于玄奘与唐太宗、高宗的关系部分，除参考了汤先生的此文外，冉云华《玄奘大师与唐太宗及其政治理想探微》(《华岗佛学学报》第八期，1985年版。)以及宋道发《玄奘法师与唐太宗、高宗》(《普门学报》第17期，2003年9月出版。)也多有参照。
[12] 《贞观政要》卷六。
[13] 《旧唐书》卷六十三《萧瑀传》。
[14] 汤用彤《唐太宗与佛教》，《汤用彤学术论文集》第16页，中华书局。
[15] 《旧唐书》卷七十九《傅奕传》。
[16] 《旧唐书》卷六十五，《新唐书》第一○五卷。
[17] (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37页。
[18] 唐慧立本、彦悰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大正藏》第50卷，第257页下。
[19] 参见唐慧立本、彦悰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大正藏》第50卷，第259页上。
[20] 唐慧立本、彦悰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大正藏》第50卷，第260页上。
[21] 冉云华《玄奘大师与唐太宗及其政治理想探微》，《华岗佛学学报》第8期，1985年版。
[22] 《旧唐书》卷七十九《傅奕传》。
[23] 唐慧立本、彦悰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大正藏》第50卷，第256页下。
[24] 高宗服食丹药之事分见《旧唐书》卷一九一《方伎传》、卷八十四《郝处俊传》、卷一九一《隐逸传》等。
[25] 参见呂澂《慈恩宗》，《中国佛教源流略讲》附录。
[26] 参见呂澂《中国佛教源流略讲》。
[27] 呂澂先生通过比较西藏的译本得出这一结论。参见《慈恩宗》，《中国佛学源流略讲》附录。
[28] 参见呂澂《玄奘与印度佛学》一文，载黄夏年主编《中国的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呂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下文参考此文处甚多，未一一注出。
[29] 唐从芳述《百法论显幽钞》卷二末,《续藏经》第48册，第252页上。
[30] 唐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文帝诏令奘法师翻老子为梵文事》，《大正藏》第52卷，第386页中。本文此后除特别注出的外，都引自此文。
[31] 《新唐书》卷五十九。
[32] 郭庆藩辑《庄子集释·庄子序》。
[33] 卢国龙《中国重玄学》，第220页，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34]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四，《大正藏》第50卷，第458页下—459页上。也有学者质疑此条资料的真实性，认为并非道宣所作。参见熊十力《唐世佛学旧派反对玄奘之暗潮》、张建木《读〈续高僧传·那提传〉质疑》，并参见杨廷福《玄奘年谱》第262页。总观这些质疑，无非是从对玄奘的崇拜出发而产生的“圣化”玄奘的思维所致。由于不便怀疑道宣的史学品格，只能归结为后人的“伪托”。这样的结论的得出，并非是学术方法以及贯彻历史真实性原则所致，而是从“宗派性”出发的武断怀疑，绝对不能成立。其实，这一记载也未直接指责玄奘有意压制对方，只是从客观效果上讲，玄奘的光辉确实掩蔽了一些于此时来华的僧人的光辉。这有一条旁证，从太宗朝至高宗朝的译经活动主要是玄奘的译场承担，其它人尽管也有翻译的，但都寥寥数部而已。
[35] 《续古今译经图纪》卷一，《大正藏》第55卷，第368页中。
[36]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五《法藏传》记载法藏因笔受、证义、润文、见识不同，参与译场后又退出，同是反映出当时新旧学争议之激烈。。法藏出生于贞观十七年(643年)，玄奘大师圆寂时，法藏年仅二十二岁，且尚未出家，《宋高僧传》记载显然有误。但此资料可反映当时新旧译之间的竞争与冲突。
[37]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五，《大正藏》第50卷，第546页下。
[38]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五，《大正藏》第50卷，第546页下。
[39] 日本最澄《法华秀句》卷中，《日本大藏经》第77卷，第98页上。
[40] 参见日本最澄《法华秀句》卷中，《日本大藏经》第77册，第98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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