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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太虚唯识学思想的分期及其特点(李广良)▪P3

  ..续本文上一页普遍众生,惟一不二。若执着自体为言,则惟识之教,即与神我不异。以众生同此阿赖耶,故立大势愿,尽欲度脱等众生界,不限劫数,尽于未来。(16)

  非说无生,则不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非谈平等,则不能去奴隶心;非示群生皆佛,则不能去退屈心;非举三轮清净,则不能去德色心。(17)

  这种把道德复兴的希望寄托于佛教尤其是“唯识教”基础之上的思想,是很有代表性的。(18)

  太虚受章太炎的影响很深,所以对唯识学的社会功能非常自觉。太虚曾作《对治中国人通病的佛法》一文,列举中国人“混沌”、“侥幸”、“懒惰”、“怯懦”、“顽傲”、“昏乱”、“厌倦”和“贪狠”八大通病,而以“宗门之参究”与“唯识之剖证”为对治之方。太虚说:

  但宗门之办法,仅二、三特性之人有效,非可行之众人者;若行之众人,则又转落虚豁故,只有佛法之唯识学,为能起中国人沉疴而愈之也。唯识前挽《阿含》、《俱舍》诸部,后揽《瑜伽》、《华严》诸部,而总持大成者,则在于《成唯识论》;必相辅以行者,则为《因明入正理论》。此之二书,统世上所有学说,今尚为第一无比之胜义也!若中国人高小或中学学生,皆能熟读此二书而了其精义,则中国人之病庶其有治乎?(19)

  不仅于此,太虚还是一个有强烈政治追求和社会关怀的僧人,人称“政治和尚”。“政治和尚”的说法在当时带有贬义色彩,意指太虚与政界人物来往密切,大不符合人们心目中的传统僧人形象。而太虚之所以跟政界来往密切,除了欲借助政治人物之力以挽救佛法之衰颓外,还跟自己的政治理念有关。太虚曾参加无政府党人和革命党人的秘密集会,后又图谋用革命手段改革佛教,表明近代革命思想对他有深刻的影响。太虚著有《自由史观》和《人生的自由问题》,意在佛法基础上,完成近代自由运动,以创建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经济和国际政治。太虚又提出“佛教救国”说,试图通过发扬佛学以昌明中国文化、适应时代趋向以改造人类思想、改正人类行为以转善国际形势、造成大同世界以安立中华民国。(20)

  第三,用唯识学解释各种文化现象。太虚唯识学的新还体现在他试图以唯识学作为诠释工具来解释和评判世间各种文化现象的努力上。在太虚以前,杨文会、谭嗣同、章太炎等人已经表现出此一倾向。杨文会以唯识解《论语》、谭嗣同以唯识解《大学》、章太炎以唯识解《齐物论》,都是以唯识学为诠释工具来注解传统儒道典籍的。太虚在此方面的代表作有《论周易》、《论荀子》、《论宋明儒学》等。另外,太虚应用唯识学对哲学、科学、教育、宗教等都有广泛的论说。

  关于融贯的一面。在太虚的佛学思想中,唯识思想占有较大的比重。但太虚却不是一个纯粹的法相唯识学者。太虚学通大小乘,特别是对大乘各宗学说有精湛的研究。其平生弘法,不拘一宗一派,对中国和世界的各派佛学都有介绍。他的思想着眼点实际上是构建一个包容古今中外各宗派和各文系佛学在内的佛法系统。可以说,这是一种综合、融通的佛教思想创造路向。而太虚之所以对唯识关注较多者,主要是为了契合时代的机宜。所以太虚把法相唯识学、法性空慧学和法界圆觉学结合起来,构筑了一个包容各派佛学在内的系统佛法理论。在这一系统中,唯识学的地位是非常独特的。一方面,唯识学与其他佛学的地位是平等的;另一方面,太虚又经常把唯识学教理与其他佛学理论融和起来,或以唯识学的理论对其他宗派的佛学理论进行诠释,或把唯识学的某种理论如“三性说”作为体系构造的内在标准。另外,太虚在其佛学史研究中,揭示了唯识学与禅宗、华严宗、律宗等宗派的关系,对佛学学术史研究有重大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太虚的融贯思想还体现在唯识学与时代思潮和西学的融会贯通上,如根据阿赖耶识论及文化人的教育思潮(21),把唯识学与近代科学思想进行会通,或以唯识理论对古今思想进行抉择等。

  注释:

  (1)印顺:《太虚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9页。

  (2)印顺:《太虚法师年谱》,第9页。

  (3)太虚:《我的宗教经验》,《太虚集》403页,黄夏年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4)太虚《相宗新旧两译不同论书后》:“自居士以《述记》赠余,携身畔者数年,暇即一览,当时亦未尝非诱余闭关普陀之一缘欤。”

  (5)印顺:《太虚法师年谱》,第42页。

  (6)同上,第43页。又《我的宗教经验》云:“当时其他的经论虽看,但很注意看《唯识述记》。《述记》中释“假智诠不得自相”一段,反复看了很多次,又一次又入了定心现观。这与前两次不同,见到因缘生法一一有很深的条理,帙然丝毫不乱。这一种心境,以后每一静心观察,就能再现。”《太虚集》,404页。

  (7)其实,在中国近代佛学史上,完全出于学术的兴趣而研究佛学者,恐不太多。佛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总会与人生遭际发生关连。“悲愤而后有学”的欧阳竟无自不必说,即使以客观冷静著称的吕澂也曾说过:“平生际遇,虽无壮阔波澜,而学苑榛芜,独开蹊径,甘苦实备尝之。人世艰虞,家国忧患,伤怀哀乐,又异寻常。而刻苦数十年,锲而不舍者,果无契于身心性命,而徒寻章摘句之自娱乎?”(《辩佛学根本问题—吕澂、熊十力往复函稿》。

  (8)《太虚集》,第70页。

  (9)太虚:《佛陀学纲》,《太虚大师全书》第1册,第230页。

  (10)太虚:《新与融贯》,《太虚集》,71页。

  (11)《太虚集》,第74页。

  (12)同上,第74页。

  (13)《太虚集》,第75页。

  (14)同上,第76页。

  (15)黄夏年主编:《章太炎集·杨度集》,第63—6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16)章太炎:《建立宗教论》,《章太炎集·杨度集》第47页。

  (17)同上,第51页。

  (18)梁启超曾以佛教的业力说论证“中国国民性”的改造问题。见《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及《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等篇。

  (19)太虚:《对治中国人通病的佛法》,《太虚大师佛学精品》314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又见《太虚大师全书》第54册。

  (20)见太虚:《建设现代中国佛教谈》,《太虚集》第331—332页。

  (21)见太虚:《文化人与阿赖耶识》,《太虚大师全书》第40册,第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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