瑜伽唯识学的起源与发展(一)
张化蒙
在印度流传的瑜伽唯识学，其发展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即唯心论、瑜伽学、法相学、唯识学、因明时代的唯识学。其开出之思想背景则是在承大乘唯心系佛教的基础上，对般若系佛教与阿毗达磨佛教所作的调适；但同时又对部分般若学者“恶取空论”以及阿毗达磨学者的“实在论”进行了理论上的批驳。唯心论，是指瑜伽学以前的佛教，是赅括原始佛教到初期大乘佛教的，其思想大致有三方面为后来瑜伽唯识学所发扬，即本识论、种子说、认识论。瑜伽学，是指以弥勒为代表的学说，在汉译典籍中是指以《瑜伽师地论》为核心的佛教。法相学，指以无著为代表的大乘阿毗达磨，是以《阿毗达磨集论》为核心的佛教，在世亲之后的学者又将《俱舍论》与之并弘，该系学说旨在详瑜伽所未详处。唯识学，是指以世亲为代表的学说，在理论上继承“唯心论”的传统，以此发扬瑜伽学，又旁涉法相，故有融摄纵贯的特色。因明，本非佛法所有，瑜伽唯识学者广摄因论，实则旨在辩论，是以因明来论证唯识，然自法称而后，印度所传瑜伽唯识学则主要是以因明为其主流。
关键词：
唯心论 瑜伽学 法相学 唯识学 因明
第一节 瑜伽唯识学开出之背景
释尊(
ākyamuni；即释迦牟尼)所宣之四《阿含》(āgama)，是多重定慧的，在原始佛教时期，由于释尊的住持，僧团的和合，故法义亦是无诤。但随着释尊的灭度，法义的分歧开始张显，加之戒律见解相异，从而导致了部派的分化。分化了的部派总有二部，即上座部(ārya-sthavira-nikāya)与大众部(Mahāsanghika)。此二部在法义上最初还是承受《阿含》的，可在佛教的发展中，各自又有了偏重，即上座部多重法相的抉择，由抉择《阿含经》中之法相(蕴、处、界、缘起、食、谛、菩提分等)而演为“阿毗达磨(Abhidharma)佛教”。大众部是重禅定及般若空性的，其思想亦是源于《阿含》，但在法义上却与上座部形成了对立，而此部之思想又演为二大系：谓大乘唯心系及大乘空性(般若)系。(注1)唯心系是赅括《宝积》(Mahā-ratnakūt
a-sūtra)、《华严》(Buddhāvatam
saka-mahāvaipulya-sūtra)、《深密》(Sam
dhi-nirmocana-sūtra)诸经；大乘空性系是赅括《维摩》(Vimalakirti-nirde
a-sūtra)、《般若》诸经。由于“阿毗达磨佛教”的兴盛，佛教义理在部派佛教学者中多有“实在论”(realism)之倾向，此以“说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为代表，该部对阿毗达磨之论究最为详尽，且具完备之体系，为当时“阿毗达磨佛教”之主流。大众部的论师们，对上座部“阿毗达磨佛教”法相的繁琐分类，特别是“实在论”的说法(如极微等)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从而有了大乘性空学的极盛。此系学说之集大成者，当首推龙树(Nāgārjuna；约150～250A.D.)。般若性空思想经龙树之阐述弘扬，再由弟子圣·提婆(ārya-deva；约170～270A.D.)等的发展，其学说遂成为当时大乘佛教之主流。于此大乘唯心系及大乘般若(性空)系佛教外，犹有大乘如来藏(tathāgata-garbha)系。然该系佛教之传承向来不明，今日学界多有认为是瑜伽唯识学之初期思想。然就其思想考察，发现如来藏思想开出之根源者在般若性空，由性空说而有佛性、法身、心性本净之论，考初期如来藏经典即可明知。后由于瑜伽唯识学勃兴，如来藏学者又取其教义而庄严自宗，故后世弘扬如来藏者亦不乏唯识学者，如真谛(Paramārtha；499～569 A.D.)即是其例。
考瑜伽唯识学兴起之由，乃是以大乘唯心系佛教为基，而对阿毗达磨佛教及大乘般若(性空)系佛教所作的调适。有部阿毗达磨佛教对法相作极其繁琐的分类、抉择，重禅思、重经一系的大众部学者，反阿毗达磨的情绪也日益高涨，故有般若学的极盛。但随着性空思想的极力弘扬，重空性、第一义的佛教，弊病也随之而生，走上了否认道德伦理的边缘，与重律的上座部佛教又形成了对立。如“文殊师利(Ma
ju
rī)”是般若学开出的重要人物，但记载他“不现佛边，亦不在众僧，亦不现在请会，亦不在说戒中”，而是在“王宫采女中，及在淫女、小儿之中三月”安居！(注2)而作为居士佛教的代表人物——维摩诘(Vimalakīrti)，也是“入诸淫舍”、“入诸酒肆”，不过是“示欲之过”、令立其志，为度众生而示种种方便，这也同时是偏重第一义、空性所致。(注3)但这样却又有否认道德伦理的倾向。故随着般若系佛教的发展，反般若学者的呼声亦随之而来。如支谦译的《慧印三昧经》说：
“……住在有中，言一切空，亦不晓空，何所是空。内意不除，所行非法，口但说空，行在有中。”(注4)
西晋竺法护(Dharmaraks
a)所译的《济诸方等学经》也说：
“……不能觉了达诸法界，专以空法而开化之，言一切法空，悉无所有。所可宣讲，但论空法，言无罪福，轻蔑诸行。”“或有愚人口自宣言：菩萨惟当学般若波罗蜜；其余经者，非波罗蜜，说其短乏。”(注5)
又说：
“若有经卷说声闻事，其行菩萨不当学此，亦不当听。非吾等法，非吾道义，声闻所行也，修菩萨者慎勿学彼。”(注6)
针对此等情况，《宝积经》便提出了“宁起我见，不起空见”的呼声，如说：
“宁起我见积若须弥，非以空见起增上慢。所以者何？一切诸见依空得脱，若起空见，则不可除。”(注7)
龙树是初期大乘佛教的整理者，但他的思想主要是继承的还是般若经典，以“一切法空为了了说”，重在批判声闻佛教单讲“人我空”而不讲“法我空”；(注8)以“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为其特色，(注9)从而在理论上与声闻阿毗达磨相对立。龙树直承般若之学，《中观论颂》之“八不”偈，即是般若思想最直接的体现，(注10)虽以二谛为立场，但仍以“一切法空”广破内外诸学。后世学者多承其“毕竟空”(atyanta-
ūnyatā)，执此以为龙树中观学之特色，故越是流传，其弊亦愈甚，“有执虽遣，复著空见”，被瑜伽唯识学者斥为“恶取空”(dur-gr
hīta
unyatā)者，并直接导致了瑜伽唯识学的兴起。(注11)
第二节 唯心论
唯心与唯识有别，笔者主要是根据识的内容而判的，即以意识为核心的六识论是唯心；主要是瑜伽学以前的佛教。以阿赖耶识为核心的八识论是唯识，主要是瑜伽唯识学。此中所说的“唯心论”即是指瑜伽唯识学未兴起以前的印度佛教，其跨度为原始佛教到初期大乘佛教。释尊是正等觉缘起者，在探寻世间“苦”之根源时，发现“集”是其流转中的根本。关于“集”的内容，原始佛教是解说为烦恼、随眠、习气的。但随着缘起说的发展，十二有支的业感缘起说在部派佛教中甚为流行，但其中“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在解说上却遇到了难题，即有情一期生尽，随善恶业的不同而感六道，这其中谁又是有情流转、结生相续的主体？其善恶诸业在流转中又缘何不失？这两大问题在部派佛教中讨论得相当激烈，前者主要偏于“本识论”，后者主要是“习气说”，但在解决问题时，又是多将两者同时解说的。上座部佛教重论、重律，对法相不厌其烦地进行分类、抉择。而与之相反的则是大众部，该部重经、重禅思，故对诸法第一义谛非常重视；在禅思的过程中，于定境中能见诸法影像，从而也悟出了“法由心生故无实”的道理，实则仍是属于唯心“认识论”的主张。如是三大思想(本识论、习气说、认识论)，为后来瑜伽唯识学在思想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唯识学的开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本识论。本识论是依业感的轮回说而开出的，主要是在解决“有情结生相续时谁是其主体”的疑难。《长阿含经》说：
“阿难！缘识有名色，此为何义？若识不入母胎者，有名色不？答曰：无也。若识入胎不出者，有名色不？答曰：无也。若识出胎者，婴孩坏败，名色得增长不？答曰：无也。阿难！若无识者，有名色不？答曰：无也。阿难！我以是缘，知名色由识，缘识有名色。我所说者，义在于此。阿难！缘名色有识，此为何义？若识不住名色，则识无住处。若无住处，宁有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不？答曰：无也。阿难！若无名色，宁有识不？答曰：无也。阿难！我以此缘，知识由名色。缘名色有识。我所说者，义在于此。”(注12)
经中对“识入胎”、“识出胎”并未作进一步的解释，其中“识”的具体内容也未说明，只是说名色(五蕴)与识此二是相互依存的，是不离异的，“譬如三芦立于空地，展转相依而得竖立。若缺其一，二亦不立；若去其一，一亦不立。展转相依而得竖立。”(注13)为解决此一疑难，部派佛教虽有种种解说，但共同的一点则是于眼耳等六识之外别立自体，综合诸说来看，主要有犊子部的实我论；经量部、譬喻师、室利逻多及逻摩等的细心说；上座部的经、分别论者的有分识；化地部的穷生死蕴；大众部的根本识等。此中犊子部的实我论，就是以有情的轮回与解脱而建立的，认为“若定无有补特伽罗，为说阿谁流转生死”？(注14)如《成唯识论》说：
“(犊子部诘难：)我若实无，谁于生死轮回诸趣？谁复厌苦求趣涅槃？(论主质：)所执实我，既无生灭，如何可说生死轮回？常，如虚空，非苦恼所恼，何为厌舍求趣涅槃？故彼所言常为自害。然有情类，身心相续，烦恼、业力轮回诸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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