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罗尼”的义理。

　　至于如何修此陀罗尼法？法相宗论典《地持义记》以为修习陀罗尼的目标是在于得所谓的“忍”，即“证智”，也就是正法义理，因此能获得大定力与大智慧。然《瑜伽师地论

　　卷四十五》提出修行的条件，那就是菩萨须具备四种功德，方能获得这些陀罗尼法益。这四种功德是：一、于诸欲中无所贪著；二、于他胜事不生姤忌，不嫉他荣；三、一切所求等施无悔；四、于正法中深生忻乐。

　　《地持义记

　　卷四》则主张修持陀罗尼有四个要点：即“闻、思、修、证”。即听闻轨理，思惟其中的慧义，以持咒术修行开智慧，以期证到禅定修慧自在。而解释《瑜伽师地论》的《瑜伽论记

　　卷二十一》就浓缩成三个要点，即：一是以无义咒词为思惟境、二于咒句正起思惟、三由思惟成忍胜义利。本来咒语章句有二种：一是有义，二者无义。法相宗强调思惟的方法要以无义咒词来观察，目的在于了知一切言语自性皆不可得，藉此法性证得“陀罗尼忍”，也就是证入该陀罗尼的智慧实相。就此《瑜伽论记》强调对咒语章句修法次序是这样的：

　　1. 正起思惟：以无义的咒语为对象，观察通篇咒语章句都是无意义的，放弃对咒语章句意义的执著。

　　2. 深信咒语是可以达成“圆成实”的境界，然本质仍是无义。通过此咒文之外别无可求。

　　3. 依此一心持诵，别无他求。

　　从上面看来，法相宗其实是用“无相”的观念来持诵咒语。这很重要，如实了知此章句所谓的“无义”，而过此咒文之外别无余义可求，可以打破自己对此咒语的执著，一心持诵，别无所求。因此窥基大师特别说：“谓此咒无有义，但唯有名，谓此章句义所谓无义，是故过此咒文之外无余义可求。”咒语没有意义但有名称，因此诵此无义之咒用来破除对万法的执著，而以一心精进故能入真观，证成菩萨忍。因此《大乘庄严经论

　　卷十一》便说：“应知诸菩萨，恒依陀罗尼，闻法及持法，作业皆如是。”由是观之，法相宗修陀罗尼之法就在于得菩萨忍为目标。

　　日本佛教法相宗音声法门

　　前面提到，法相宗在“会昌法难”摧残以后可说消失殆尽。其间曾有几位法师倡议，但因缺少论典无法振兴。直到民国初年杨仁山居士获得法相宗的论典，千年湮没的法相教理才再度出现于中国。这些论典从哪里来呢？答案是日本。

　　法相宗与药师寺的创建

　　日本法相宗是唐代传来的，而今唯一的法脉也在于此。根据《药师寺》(高田好胤，山田法胤合著，日本学生社出版)一书的介绍，日本法相宗的总本山是位于奈良的药师寺。该寺于公元六八○年由天武天皇创建，如同唐代法相宗一样，药师寺在皇室支持下，承继唐代传来研究唯识学的传统，迄今千年有余。日本法相宗始祖是道昭大师，他是圣德太子派遣跟随遣唐使前往唐朝，师事玄奘大师，并从窥基大师学习唯识经论，也接受玄奘大师指导修习禅定，与法相宗的实践方法。道昭大师不仅精通法相宗的戒定慧三学，对于社会福利事业，如造桥铺路等事业也非常投入，成为后代敬仰的社会福利事业先驱。在道昭大师的努力下，法相宗在日本开辟出一片新天地。药师寺建成十一个月后，道昭大师受诏担任药师寺的大僧都，从此药师寺成为法相宗重要道场，历来都以培养学问僧为主业。该寺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法会有两个：一是被称为“花会式”的“药师悔过”(即“药师忏悔”)法会，另一个则是“慈恩会”的“竖义加行”法式。

　　(一)药师法会

　　《药师经》最早译于南北朝，其忏法也流行于南北朝，陈文帝甚且作过《药师斋忏文》，唐代真言宗亦将药师佛视为重要本尊，为“五方佛”之一，并翻出不少念诵仪轨。可见《药师经》也曾在唐代盛极一时。玄奘大师曾重译《药师经》，但奇怪的是并未有证据说明法相宗弘扬《药师经》。药师寺的建造本来与天武天皇弘扬药师法门有关，但药师法门与法相宗有无关联？就成为有待考证的问题。

　　药师寺的“药师悔过”法会是每年三月三十日到四月五日期间举办，其次第是“供养文、声明(梵呗)、称名(佛号)、忏悔文、行道(绕行)、誓愿、祈愿(回向)”全部念诵约三十分钟。法会期间，每天要修六次。但是这个法会至少需要十个僧人来进行仪式。而在药师寺，所用的梵呗是所谓的“奈良声明”唱诵的，非常古朴，而且仅限于药师法会使用。

　　不过药师忏悔法门过去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一来作为国家安定的功能，如陈文帝所作的《药师斋忏文》，目的是“凭药师本愿成就众生”(《广弘明集

　　卷二十八》)来接引万物，救护众生，因此举办为国家祈福的法会。而于伽篮寺庙，称念药师佛号可以清净戒体，甚且破戒之后还可以还其本来清净戒体。，民间则崇拜药师佛以为延寿，获得富贵，甚且造药师佛形象就可以获得身体安康，免除罪难的感应(以上均见《三宝感应要略录

　　卷一》)，像这样的例子实在不少，是以药师寺提倡修药师法门是其来有自的。

　　(三)慈恩会与“竖义加行”

　　“慈恩会”原来是纪念慈恩窥基大师的逝世纪念法会。慈恩大师的忌日是十一月十三日，每年此刻在奈良的法相宗药师寺和兴福寺都会举行这个法会，称为“御忌法要”(纪念大师的法会)。这个法会起源于公元九五一年，而今成为日本法相宗年度的盛会。严格说起来，慈恩会重点不在音声修行，而是延续唐朝法相宗传统的法会“竖义加行”，故此特别介绍。所谓的“竖义加行”就是一年一度法相宗的宗教师(也就是论师)的选拔会考。

　　竖义，又作立义，就是在佛教的论议大会中，就所定之论题向与会人士宣讲，并接受辩论挑战，也就是立宗辩论。事实上“竖义”的历史，在佛教史上流传已久，不论中印都非常流行。《佛祖统纪

　　卷三十八》提到北齐时代：“相州彼岸寺鉴禅师讲会，各各竖义，有一小僧，难问蜂起，殊为可观。”《续高僧传

　　卷十四》则说到唐代释智拔于贞观十四年于清信士张英家“宿集，竖义开法华题”。然而不只是佛教界风行，连皇帝也感到兴趣。《集古今佛道论衡

　　卷四》说显庆三年四月下诏佛道二教人士入宫，进行竖义辩论，这次法相宗代表大慈恩寺也有参与。可见“竖义”在过去非常流行。当然最有名的竖义要推法相宗的玄奘大师，在曲汝会上竖立《制恶见论》之义，降服了无数外道与小乘，威震五印度，获得了“大乘天”的荣誉。由于法相宗的祖师是以竖义方式弘扬大乘佛法，因此这在法相宗来说是一项光荣的传统。

　　举办“竖义加行”以前必先向法相宗祖师祈请，此时讽诵玄奘大师翻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安慧所作的《唯识三十颂》两部经论，完成了祖师的祈请后，竖义加行才正式开幕。事实上《心经》和《唯识三十颂》是法相宗的日课，不只法相宗，就连后起的圣德宗也将这两部经典列入日课。

　　“竖义加行”主要是以论议问答来作为测验的内容。会中提出论题并作最后评核的主考官称为“探题”，接受测验之学问僧称为“竖义者”，也称为“论匠”，通过以后才能成为宗教师。考试地点则在佛堂上慈恩大师画像之前举行，内容则是竖义者就论题立宗，而探题官针对论题质问或诘难，并批判竖译者的解答是否得当，此动作称为“证义”。考试的过程都有专人将全部论议问答记录下来。然而虽然慈恩会“竖义加行”到后来逐渐形式化，但是今天法相宗的僧人未能通过“竖义加行”的测验就不能担任寺庙住持，其重要性由此可知。在法相宗倡导下，竖义法式过去在该国非常普遍，兴福寺之“维摩会”与药师寺之“慈恩会”都是当年度日本佛教的盛事。慈恩会当中的“竖义加行”更特别是用来考选法相宗的学问僧，授与“讲师”与“读师”的资格，是法相宗的年度大事。

　　结论

　　由于法相宗的寿命太短，其音声法门的相关资料太少，没有人知道法相宗有哪些音声法门，因此这个研究委实不易。然而，经过研究以后，才知道法相宗对音声法门的贡献，就是分析行法的相应条件。今天没有人知道唐代长安城大慈恩寺的早晚课是什么，但是很少人不知道万法唯识的学说，法相宗是不存在了，但后来的禅宗、净土，乃至西藏密宗，纷纷承继瑜伽唯识的学理作为基本教理，这说明了法相宗的成就可作音声法门的根据。

　　另外，这次搜罗到日本法相宗的仪规，看到今天法相宗的传统依然，不禁令人反省：过去的法相宗重视竖义，培养了优秀的论师，以摧伏外道邪见为己任，在此方面也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但或许是典籍失散得太厉害，日本道昭大师留下了受学玄奘大师禅观指导的记录，但中国却没有只字片语说到法相宗祖师们禅观的成就，因此法相宗在会昌法难的打击下一蹶不振，或许和他们重视讲论有关。在此西藏佛教提供了借鉴，唯识教义成为密教行者的常识，格鲁派教甚且援引竖义的方式发展为辩经的传统，清晰的教理成为密教修行的前行，在佛学教育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如是因，如是果，是佛教的修行核心议题，究竟来看，法相宗不是光说不练的教派，问题是在于：人家都已经说了，你该怎么样来练。

《万法唯识，理在相应的音声法门(赖静涵)》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