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文略陈其事。后大师复应上海各处信众之请，多次举办各种法会，利益众生，受灌顶皈依学法者甚多，因年代久远，复历经时局之变动，故无法详细查考彼等姓名也。

　　暮冬，大师作《潘志省书金刚经重返国清寺跋》，刊于《微妙声》。

　　1937年，民国26年，丁丑，44岁

　　1月，沪上菩提学会、佛教净业社以及佛界闻人王一亭、简玉阶、朱子桥、屈文六、关炯之、黄涵之、胡厚甫、闻兰亭、赵朴初等居士发起，恭请大师于上海觉园密坛(现址在上海佛教居士林内)修建“尊胜佛顶大法护国息灾法会”七永日。法会于20日(阴历十二月初八)开坛，胡居士主持烧护摩，袁希濂、陈承辉担任助修。《佛教日报》1月29日以《持松法师主修　护国息灾法会昨圆满全坛功德殊胜灵感甚多》予以报道，云：“本埠等所发起的恭请持松阿阇黎，在觉圆密坛修建尊胜佛顶大法护国息灾法会各情曾志本报，倾闻业于昨二十七日圆满，全坛清净庄严，功德殊胜，灵感颇多”。

　　尊胜佛顶法乃密教大法，在消灾除障、祈请国泰民安诸多面威力甚大。为此，大师后揖录三书印行，一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别行仪轨合刻》一卷，由大师题签；二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别行仪轨合刻(青龙寺仪轨，唐法全和尚撰)》一卷，附《佛顶尊胜陀罗尼纂释》(持松大师著)；三是《尊胜陀罗尼(十一种)合纂释》。此外，大师还译有《梵文佛顶尊胜陀罗尼》一卷，1978年收入《佛教大藏经》(台湾佛教出版社，序号1812，册号58)。

　　1月28日，由上海佛教界名流在觉园发起成立“佛教徒护国和平会”，以联合国内外佛教徒，弘宣佛教慈悲喜舍之教义，实行菩萨利他救苦之行愿，维护国家倡导和平为宗旨。到会五百余人，推大悲法师为临时主席，大会对二十二条章程逐条通过，并选举持松大师、常惺法师、王一亭、黄涵之等五十三人为理事。

　　自昔年《摄大乘论义记》发表起，欧阳竟无大居士视大师为知音，对其充满期望，暗自留心其行踪，知大师兢兢业业，学而不厌，精益求精，三次赴日，取回唐密，辛劳备尝，无异玄奘遗风，爱国爱教，四众皈崇，但始终无有安身处所。欧阳大居士遂于沪上法租界内的淡水路57号觅得两厢一厅之楼屋，出巨资8000银元购下，改建为佛寺，于是年初改造完毕，请大师迁入寺中居住。其时，弟子陈承辉、许华瀚等去拜谒大师，即见门楣上挂有“圣仙慈寺”四字匾额，下书“欧阳竟无题”。至于寺名由来及早年与欧阳交往情况，大师未多见告。然高山流水之情，居士知遇之恩、资助之德，大师永铭胸怀。

　　大师法弟惠宗法师，时已由兴福寺去杭州昭庆寺任住持，闻知大师居处已有着落，即携法徒度寰来沪。大师为安心著述修持，请惠宗定居于圣仙慈寺并任住持。因收入微薄，惠宗受大师指点，将寺前原有花园处辟为关帝庙，以后关帝庙之名气越来越响，知圣仙慈寺者反而较少。又后，大师法弟潭月、潭月法徒苇乘及兴福寺法系中诸上人均曾卓锡该寺，举行一些佛事活动等。

　　惠宗和尚(1892—1973年)，毕业于上海华严大学。1917年在兴福寺与持松、潭月受月霞法师、应慈法师嗣法，为临济正宗第四十三世。历任常熟兴福寺，杭州昭庆寺，上海圣仙寺、龙华寺住持。1922年接替持松大师任兴福寺住持，将华严预备学校改名法界学院。

　　潭月法师(1870-1950)继惠宗法师后主持兴福寺法席，并续办僧伽教育事业，樽节钵盂之资，修建空心亭、日照亭、山光道，增色丛林并彰常建诗意，又兼常熟西山宝岩寺住持，兴建普光明殿、观音殿、地藏楼等。其弟子默如法师去台湾后，研究佛学，颇有成就，著有《默如从书》五卷，《金刚经辑要》一卷行世。

　　仲春，适逢《佛教日报》创刊一周年，大师题写“照世明灯”四字祝贺(见下图)，落款为“丁丑仲春题　佛教日报周年纪念　灌顶沙门密林”，下钤“密林”文印。该题词照片载于《佛教日报》4月10日一版。

　　4月，大师编撰《佛教造像法式》一书，并作序，序文载于4月10日《佛教日报》，曰：

　　“造像为佛教最主要之艺术，而亦众生恃为唯一福田者也。”“顾自五代以降，民间造像之风渐寝，而比丘亦偏习于疏懒性成之禅宗，故寺院中所塑佛像，皆不合经轨，不遵法式。其造像之责，全赖所谓处士者之工匠为之，任其砍斫雕绘，无所谓工巧与技术也。至于某尊威仪如何，某尊手印如何，尺寸之如何度量，座位之如何配置，则虽日日念佛礼佛之比丘，尚茫然不能分辨，而况于工匠耶？”“吾恐外人之来参观吾国佛教者，睹斯现象，将归而轻笑之，遂不揣谫陋，检核经轨，凡有关于造像之事者，录而存之，使后之发心造像者，资为参证，不致任工匠之肊作，而损众生之福田也。”

　　5月，美侨佛教徒、法明学会会长安度涅居士自印度朝礼圣迹后返沪，上海佛教界及诸多中外人士举办欢迎宴会，安向众人汇报了印度朝圣之见闻。大师发言時说：“安居士将大乘佛法送还印度，并宏扬到世界，这种殊胜功德，, 真是不可思议。因此我也很希望中国佛教徒，也本此愿成，从事努力，大家负起如来家业，使其发扬光大，普被全球！”

　　7月7日(阴历五月二十九)，作《复南通德振居士书》，刊于《佛学半月刊》，曰：“夫三圣主尊为阿弥陀如来，但经中名号不一，世人往往以弥陀别名误认别有一佛，如甘露王如来、得自性清净如来、观自在王如来、楞严十二光佛等，皆弥陀别名也。至于形像，诚如来书所云以坐为宜，盖经中皆云坐而未曾说立也。”

　　7月，日军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大师率先为国建百日调伏法会于上海觉园，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派参军长吕超，及函嘱王一亭、屈文六等入坛代表致敬。各地前来祈求和平安乐之四众弟子络绎不绝，排队入坛，要求皈依、结缘灌顶者难以计数。此次盛会庄严道场，实为爱国爱民之举。

　　11月，日军攻陷上海，大师乃挥毫疾书：“平原常牧马，大道久亡羊”，其忧患之心灼然可见。此联曾一度悬挂于常熟佛教协会办公室，后保存于静安寺“持松法师纪念堂”内。自此，大师索性蛰居圣仙慈寺闭门谢客，专心著书立说。当时，大师为自己设下一个个课题，要把在日本学到之唐密教理、事相，允许书写的全部写下来，以利后来学者。

　　是年，陈承辉居士又引见其同事梁惠慈从大师学密，梁得赐法号“超愍”。比梁惠慈早皈依的弟子还有王智圆、葛昌权、张竞亚等多人，均从大师学习梵文，修十八道契印，并授本尊仪轨。

　　1938年，民国27年，戊寅，45岁大师居圣仙慈寺，夜以继日地伏案书写，废寝忘食，久乏营养。日久，肺结核、胃炎、胃下垂、丹毒继发感染接踵而至，腿部也引发感染，大师深受病患折磨。其时粮食受控制，主食仅配给红糙米还夹有杂砂，菜贩也难以进市。大师面色苍白，形容枯槁，弟子们皆为其健康担忧，多次敦促并陪同大师去医院就诊，且催促服药。然而，种种病患未能使大师辍笔，一部纂注方竟，又在构思下一部论著。弟子们见其走路飘飘然，有气无力，心中十分担忧。据梁惠慈等弟子回忆说，大师因受丹毒感染，两腿处都留下了数处七公分左右的手术切口疤痕。那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从病床上挺了过来？那是圣洁、净化、慈悲之菩提心性；那是爱国、爱教、爱众生之悲誓宏愿。当时经诸位弟子商定，决定分工照顾大师的生活，指定钱薇新和李海环负责四季衣衫及生活用品，所有费用由陈承辉、许华翰等几位居士负担。

　　6月12日(阴历五月十五)，李圆净居士将《梵网经菩萨戒本汇解》书稿交大师审阅，并请作序。大师阅后，感觉此书“法遵古疏，表参新式，繁简得中，结构清晰”，遂欣然命筆，序文刊于《佛学半月刊》。《梵网经菩萨戒本汇解》乃李圆净(荣祥)萃集智者大师《梵网经义疏》、莲池大师《戒疏发隐》及藕益大师《梵网合注》而成。

　　夏，大师于上海净业社，为九世班禅大师追悼会讲《胜鬘经》，并据此编成《胜鬘经浅注》二卷。去年12月1日，九世班禅喇嘛圆寂于青海玉树。

　　9月16日，两封《致李圆净居士书》載于《佛学半月刊》。大师在信中曰：

　　“松研钻华严有年，自知对于华严宗应作之事尚多，但自习真言宗后，又觉真言宗应作之事较华严更多。此生精力有限，且已入衰老境地，焉能一一完毕？故去岁曾勉力编有《华严宗教义始末记》一书，大约五六卷之谱”。“松此次所编《华严宗教义始末记》，即注重下手工夫，俾学者实行易于入门也，若得印行流通，似乎不无小补”。

　　“真言宗向无完备之研讨书籍，致世人多起误会，以为真言宗近于一种多神教，专以祭祷为重者也。松近日正在编辑《密教通关》，将真言宗应知应学之事，分条述其梗概，大约四五万言。此外，松有心欲作而恐无力完成者，尚有《塑像之规度》(中国各寺佛像任佛匠大刀阔斧，毫无美术与根据)，《梵文文法研究》，《密教诸尊仪轨之口诀》，《各宗之日课程序》(因欲定华严日课，连带想及中国寺院早晚功课非禅非净，甚不合法，故拟代订)，《各宗寺院建立规范》(各宗本有定制，如各宗佛像设立、法器置备等)，《华严经品会分修法》(前人有《华严修证仪》数十卷，拟稍增减之)等。此举其大者言之。若精力财力许可，必当循次为之。”

　　淮安人杨俊生留学日本时结识孙中山先生，遂加入同盟会回国参加革命，后于上海创办大中华造船机器厂，为民族造船工业在上海争得了一席之地。抗日战争爆发后，工厂被日军占领，职工解散，日军要其出任伪江南造船厂厂长，他严词拒绝，毅然拜大师为师，在家参禅读经，以躲避日伪纠缠。后杨与赵朴初等联名为大师祝贺五十岁生日。上海解放后，杨在多所高校任教，被誉为中国造船界“四大金刚”之一。

　　阴历十二月，大师为李圆净编辑之《华严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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