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三尼师、教授师跟七尼师在戒坛外向受戒者询问十三难十遮。然后引用外国师的说法，谓在坛场外发问说：“正是这样吗

　　”回到坛场在僧众中发问说：“现在众僧中问你也正是这样吗

　　”受戒者的答复完全一样。如是，作者以坛场外跟坛场上的程序重复，令昙充回龟兹再寻求授尼戒法，以求确定。<尼戒序>续说尼戒本没有略去戒叉摩尼六法文，授与时只需戒和上和羯磨师参与，不用教授师。注文则说坛场上僧尼的数目，越多越好：

　　授六法文无乏也，二师而已，无教授师也(上坛僧尼，各多益善)。

　　竺昙无兰的“合异本”虽已佚，其序文有举出“合异”的例子。例如舍堕罪：

　　三十事中第二十一，二百五十者云：“长钵过十日舍堕”，续言：“是比丘当持此钵与

　　比丘僧”。二十二，二百六十者云：“钵破缀齐五更，未得新钵，故者当归众僧”。推其理

　　旨，宜如二百五十者，在长钵后事与破钵并者，为重长也。余以长钵后事注于破钵下，

　　以子从母故也。

　　在三十舍堕中的第21条，二百五十戒本(即竺僧舒本)规定如比丘收蓄过多的钵超过十天，犯舍堕罪。条文续说应当把多出的钵交给僧团。在第22条，二百六十戒本规定如钵破烂修补了五次，又未得新钵，旧有的给僧团。今《四分律比丘戒本》有二百五十戒，舍堕第2l条说：“若比丘畜长钵，不净施，得齐十日，若过者，尼萨耆波逸提”。[23]第22条说：

　　若比丘畜钵，减五缀不漏，更求新钵，为好故，若得者，尼萨耆波逸提。彼比丘应往

　　僧中舍，展转取最下钵，与之令持，乃至破应持，此是时”。[24]

　　据此，如比丘的钵修补不足五次，而且盛饭不漏，为贪好贪新，更求新钵，犯舍堕。这比丘应把原有的钵舍予僧团，改用最下劣的钵。竺昙无兰以理推敲，二百五十戒本舍堕第21“长钵”条文后“是比丘当持此钵与比丘僧”的续话，跟第22“钵破”条并连一起，其实都是注重多出的钵，因此他把续话以注文形式附在第22条之下。又如单堕罪：

　　九十事中多参错，事不相对，复徙就二百六十者，令事类相对，亦时有不相似者。

　　“重饭食，无余因缘，堕”，应对“重饭”，不属人言；“不足，此除因缘”，事与别请并，故以

　　对别请。此一戎在“重饭”，一戒在“别请”，亦为有余缘则得重饭，亦得越次受请也。

　　九十事，即九十波逸提，甚多错乱，两戒本也不相对应，故再迁就依据二百六十戒的编排，令两戒本中同类之事可相对应，但仍有不相似者。引文提到的“重饭”和“别请”，即《四分戒本》所说的“背请戒”和“别众食戒”。背请戒规定比丘每天只可受一家请食，遇到“病寸、施衣时、作衣时”等特殊情况除外。别众食戒规定比丘众受食，须以僧之腊次次第赴请，不能接受在家人特别指定某僧受请食的安排，遇到“病时、作衣时、施衣时、道行时、乘船时，大众集时、沙门施食时”等特殊情况除外。按二百五十戒本“重饭食，无余因缘，堕”一条，跟二百六十戒本“重饭”条相对应。“不属人言”意为非世人的说话，即这条确为佛陀所制。“不足，此除因缘”一语乃见于二百五十戒本，跟别请连在一起，故跟二百六十戒本别请戒条对应。意为就算吃不饱，除非有特殊理由，也不可以受别请。引文归结在二百六十戒本，重饭是一戒，别请是另一戒，两条戒都会因特殊缘由予以通融。至于其它戒条，(合异序)说：

　　不舒手受食，自恐怖教人恐怖，此二戒无对，将传写脱耶，胡本阙乎

　　众多施亦有

　　不相对、不相似者，莫知所以也。

　　“不舒手受食”相当于《五分戒本》众学法中有“不舒臂取食”一条，意为不应伸张手臂取食[25]；另《解脱戒经》众学法有“食未至不舒手索”一条，意为食物未至，不应舒展手臂索取，[26]也相类近。《四分戒本》或《十诵戒本》则不见。有关“自恐怖教人恐怖”，《四分律》波逸提法第55中有“比丘恐怖他比丘者”一条：事缘佛陀至夜深仍未人房，侍奉的那迦波罗比丘反穿毛衣，作非人恐怖声说：“沙门!我是鬼”，希望吓佛陀人房，佛陀知悉后便结戒[27]。如是，“自恐怖教人恐怖”的意思是比丘自装扮恐怖，又去恐吓他人[28]。竺昙无兰指这两条在另一本找不到对应的条文，不能肯定是传抄脱漏，抑或胡本原来便有阙。竺昙无兰没有标明这两戒原出自那一本。最后，两本的“众多施”(即众学法)也有不对应和不相似之处，原因不明。

　　《鼻奈耶》为有部戒经的略释，谈及结戒的因缘，跟戒本只列戒条不同，对道安的戒律观有新刺激。经对比后，道安发现《鼻奈耶》跟昙摩侍本的戒条颇为相符，并表示二百六十戒本戒条数目的困扰都消失了。按昙摩侍本的众学法有110条，曾引起道安的疑问，现《鼻奈耶》的众学法有113条，也非旧日所以为的100条，故令他释疑。《鼻奈耶》记载了结戒的因缘，当中包含佛弟子的歪行，揭露了佛教的黑暗面。道安{鼻奈耶序)指出佛陀最初并未制戒，弟子多污秽行，佛陀制戒后，弟子依之改过，十分可贵。就算天竺持戒者，也不一定通览整部律书，唯深明十二因缘法者，信仰坚定者，方得传授。道安也表示受戒不足五年和不持戒者，不得接受这部律：

　　然此经是佛未制戒时，其人所犯，秽陋行多。既制之后，改之可贵。天竺持律，不

　　都通视，唯诸十二法人、坚明之士。乃开缄膝，而共相授耶

　　唯愿同我之人，尤慎所授

　　焉，未满五岁，非持律人，幸勿与之也。

　　三、道安的僧团规范

　　道安老师佛图澄的追随者有数百人，门徒总计万数，立寺八百多所，道安门徒也以百计，可见是时僧众的管理十分迫切，道安便制定了僧团规范。《高僧传》记载道安编著《僧尼轨范》和《佛法宪章》，内容涵盖宗教活动仪式、日常生活轨范、僧团制度三方面：

　　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

　　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 寺舍，遂则而从之。

　　《僧尼轨范》等已佚，引文所述“行香”等具体内容，学者多有推论，不赘述。为人所忽略的，是道安{大戒序)末附《比丘大戒本》开首一段有关说戒准备的话(括号内的梵语字为今人的转写)：

　　欲说戒，维那出堂前唱：“不净者出。”次日：“庾跋门怒钵罗辑处

　　(yusma^nupravesa)”(可大沙门入。三唱)然后入，唱：“行筹。”曰：“颠簸含陀

　　(apagata^su)(寂静)，阿素(生也)，舍罗遮丽吏(s/aramcarasi)(行筹)，布萨陀(posadhe)

　　(说戒)，心蜜栗棉(smrtim)(一心)，婆榻稗度(vyavavidya)(定也)，舍罗姑隶怒

　　(s/aramgrhana)(把筹)。”说戒者乃曰：“僧和集会，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为

　　”答：

　　“说戒。”“不来者嘱授清净说。”(小住洁向说竟)说已，那春夏冬若干日已过去(随时计

　　日)。

　　说戒开始前，由维那(掌管僧众杂事之职者)主持，请未忏罪者离开，请沙门进入，派筹以计算出席人数；未受具足戒的沙弥然后离开；如僧人因事缺席，须委托其它僧人到集会中请假等。要注意的，是序文记维那用胡语宣告事项，而胡语音译词下夹杂的注释，很可能出自道安手笔。竺昙无兰{合异序)末也有相类似的附录，可见说戒的准备工夫是时甚受重视。又道安弟子法遇，因襄阳受侵扰，避难东下，住在江陵(今湖北荆州市)长沙寺，其弟子因饮酒而没有在傍晚上香，法遇仅惩处而没有驱遣。道安听闻，寄送一条荆杖。法遇收到，明白道安不满自己未能严厉约束僧众，遂命维那杖罚自己三下。由此可见，道安对于戒规的坚持，一丝不苟，并全力维护。

　　此外，《高僧传》记魏晋时代沙门各依其师为姓，各不相同。道安认为在佛教诸师中，以释迦最为尊崇，因此应以“释”为姓。后来传译的《增一阿含经》果然有说“四河人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29]。道安的做法既然符合经义，遂为后代所效法。

　　四、结 论

　　从本文的讨论，可对戒律初传中国的情况得出以下观察，有助进一步了解中国戒律史的发展：

　　1．道安等人不约而同都包含龟兹寺院僧尼活动的报导，显示中土跟西域教团多有交流，并对西域的戒律实践颇为向往。而(尼戒序>记佛图舌弥最初不肯交出戒本，西域高僧似乎对汉人的持戒能力有所质疑。

　　2．道安{大戒序)等除记下戒律的资料外，也对某些做法提出异议，有的纯粹是汉僧的误解：例如道安觉得律文太繁复；(尼戒序)对受具戒时须重复问遮难有点疑惑，期望再访求戒本澄清。按第一次问遮难是教授师的初步审查，为准备的阶段，第二次问遮难是在大众中得到确认，两次功能其实不同。有的是按理推论：例如{尼戒序)说式叉摩尼受六法时只需戒和上和羯磨师，汉僧于注文补充说在场的僧尼越多越好。有的批评则十分确当：例如(关中三记)相传龟兹的式叉摩尼受戒二百五十条，而不是六法，汉僧评之为“谬传”。此外，道安等人比对新旧律书，就不解之处提出意见；竺昙无兰更综合三种戒本。凡此可见汉僧对西来的戒律，态度小心谨慎，并非被动地全盘接收，显示出汉僧的自主性和主动性。

　　3．道安{大戒序)引述的说戒准备程序，用胡音宣告事项。按现存五分、僧只律、四分、十诵等诸戒本，都不见这安排，或是刻意模仿西域寺院的做法，亦反映出中土对西域戒律实践的相承关系。[30]

　　4．僧传记佛图澄“酒不腧齿，过中不食，非戒不履，无欲无求”，显示其持律精严，道安得其熏陶，受益匪浅，再加上新译律书的传人和西域僧团实践的启发，道安综合而成其僧团规范，为中国佛教教团史上的第一套，极具开拓性的意义。

　　5．经道安等人的努力，比丘戒本、尼戒本、尼犍度等虽已传译，其实还未见广律，律典于中土仍未充足。道安临离世所写的(增一阿含序)(385)，指出这经记录了不少禁戒，为中上最急需者；另康孟祥译《中本起经》的“大爱道品”，内容实为尼戒，充实恳切，却被删割，令人痛恨，仍深深流露出对戒律的向往：

　　凡诸学士撰此“二阿含”[31]。其中往往有律语，外国不通与沙弥、白衣共视也。而今

　　已后，幸共护也，使与律同，此乃兹邦之急者也。……《中本起》康孟祥出，出“大爱道

　　品”，乃不知是禁经，比丘尼法，堪慊切直，割而去之，此乃是大鄙，可痛恨者也。[32]

　　道安舍世后不久，《十诵律》等广律纷纷传人，学僧转而学习和传诵律本，逐渐形成以服膺《四分律》为宗旨的律宗，早期渴求、质疑、自主的精神反而失去，令中国这段时期的律学发展显得更珍贵。

　　[1] 参看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9〈佛图澄传〉，第352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2] 王国良：《冥祥记研究》，第90页，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版。

　　[3] 僧祐：《弘明集》卷12〈桓玄与王令书论道人应敬王事〉，见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编：《大正新修大藏经》(下简称《大正藏》)卷52，台北新文丰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翻印本，第别页中。

　　[4] 参看拙文：“广律东来前初传中国佛教律典的传泽”，收入觉醒主编：《觉群佛学》(2008)，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41l—420页。

　　[5] 苏晋仁，萧链子点校：《出三藏记集》(简称《祐录》)，卷真11〈比丘大戒序〉，第412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6] 《祐录》卷9，〈渐备经十住胡名并书叙〉(约376)，第333页。此序《祐录》题“未详作者”，实为道安之作。参看方广錩：《道安评传》，第26l—262页，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

　　[7] 羽溪了蹄着，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第190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8] 张闻玉：《古代天文历法讲座》，第32—3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9]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卷2，第19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10]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1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1] 本记见《祐录》卷真1，第410—412页。

　　[12] 本记见《祐录》卷1l，第412—414页。

　　[13] 宇井伯寿没有考虑岁星有错记或超辰的问题，指鹑火可以是晋建元六年(370)的庚午、十八年(382)的乇午等，而认为译年是建元六年，但这年道安仍在襄阳，跟序文所述到关右之事不合。参看氏着：《释道安的研究》，第106页，东京岩波书店1956年版。

　　[14] 本记见《祐录》卷11，第414—416页。

　　[15] 本序见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编，《大正新修大藏经》(下简称《大正藏》)卷24，第85l页上，台北新文丰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翻印本。《祐录》没有收入这序文，反映出这律藏在当时或不受重视。

　　[16] 《高僧传》卷2〈罗什传〉也有记载，见第46页。

　　[17] 三寺的原语未能推定。

　　[18] 《晋书·四夷传》也记龟兹佛教甚盛，佛塔庙干所，跟序文的内容吻合。

　　[19] 参看《四分律比丘戒本》，《大正藏》卷22，第1016页上。

　　[20] 《四分律比丘戒本》，《大正藏》卷22，第1022页中—下。

　　[21] 《毗尼母经》卷8，《大正藏》卷24，第850页下。

　　[22] 《大智度论》卷13，《大正藏》卷8，第161页下。

　　[23] 《大正藏》卷22，第1018页上。

　　[24] 《大正藏》卷22，第1018页上。

　　[25] 《大正藏》卷22，第199页中。

　　[26] 《大正藏》卷24，第664中。

　　[27] 《大正藏》卷22，第673中—674页中。

　　[28] 中坞隆藏指“自恐怖教人恐怖”跟波逸提法第36劝足食戒有点类似，当不确。参看氏主编：《出三藏记集序卷译注》，第351页第14注，京都平乐寺书店1997年版。

　　[29] 《大正藏》卷2，第658页下。

　　[30] 现存敦煌遗书斯797号背面抄写<十诵比丘戒本)，或即昙摩侍传译、道安所用的戒本，但开首损毁，未能作对照。

　　[31] 《增一阿含经》译出时分为上下两部，故称二阿含。

　　[32] 《祐录》卷9，第339页。

《东晋汉僧戒律学探微(屈大成)》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