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慧远的戒律观及其实践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讲师 屈大成
庐山慧远(334-416)是初期中国佛教史上最着名的学僧，有《大乘大义章》、《沙门不敬王者论》等名篇流传，并于江西庐山凝聚以百计的追随者，建立起首个有规模的僧团。在慧远时代，律典未完备，中国佛教徒未有机会充份掌握印度律制。不过，慧皎(497-554)《高僧传》记载慧远几件牵涉戒律之事，从中除可见其戒律观及相关的律制实践外，还有助了解印度律制于中国施行的具体情况，十分值得探讨。
一、律典东传和慧远的律学着作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至慧远时代，已历近四百年，大小乘经典陆续译出，唯律典寥寥可数：而僧众也以西域僧为主，汉人出家则受限制。如后赵王度曾向石虎(295-349)上奏说汉代只准西域人建寺侍奉，汉人不得出家，曹魏亦承袭这做法；王琰(梁天监[502-519]中卒)《冥祥记》记“太康(280-289)中，禁晋人作沙门”；桓玄(369-404)曾说“晋人略无奉佛，沙门徒众皆是诸胡”。踏入东晋，汉人佛教徒日多，对戒律甚为渴求，是时流传的比丘戒有昙柯迦罗的撮译本、竺僧舒传本、法潜传本，尼戒有竺法护(晋建兴[313-316]末卒，年78)译本、觅历传本、慧常传凉州本，以及竺法汰(320-387)令外国人译出的片段，远未臻完备。慧远的老师道安(约312-385)便致力搜寻律典，至其晚年，<<十诵比丘戒本》、《比丘尼大戒》、《比丘尼受戒法》、《鼻奈耶》等译山，道安及其同道竺法汰、竺昙无兰等参与译事，写下(比丘大戒序)、(鼻奈耶序)、(比丘尼戒本序)、(关中近出尼二种坛文夏坐杂十二事并杂事共卷前中后三记)、(大比氏二百六十戒三部合异序)等序文，显示对律制的细致探究。道安更编着“僧尼轨范”和“佛法宪章”，包含“行香、定座、上经、上讲”等规定，慧远追随道安多年，想必承习了这些律制安排。姚秦弘始六年(404)始，弗若多罗诵出《十诵律》，鸠摩罗什(344-413或350-409)译文未竟，弗若多罗去世，慧远深以为憾。翌年，慧远听闻昙摩流支到中土，亦精通这律典，即派弟子昙邕传书请昙摩流支于关中续译，未及校订，罗什去世，卑摩罗叉(约336-约413)再加修订，成为定本。《四分幸》也由佛陀耶舍、竺佛念等于姚秦弘始十二至十五年(410-412)在长安译出。东晋义熙十年(414)，法显(334-420)西行求法回来，两年后上庐山，跟慧远谈到在西域的见闻，也有可能涉及法显其后译出的《僧祗律》。2总的而言，慧远于离世前几年，才有机会读到《十诵律》和《四分幸》，《僧祗律》(418)和《五分律》(423)均未尝得见。他对于戒律的认识，主要来自道安，以及是时流传不完整的律典。
据僧佑(445-518)《出三藏记集》所载，宋明帝(465-472在位)敕中书侍郎陆澄编辑《法论》，搜罗佛教文献，现存其序文记《法论》第七帙为《戒藏集》八卷，收入《法社节度序》、《外寺僧节度序》、《节度序》、《比丘尼节度序》，《桓敬道与释慧远书》往反三首、《释慧远答桓敬道书论料简沙门事》、《沙门不敬王者论》、《沙门袒服论》等，皆为慧远之作。由此可见，在南北朝佛教徒心目中，慧远有律学着作。当中慧远为之作序之《法社节度》、《外寺僧节度》、《节度》、《比丘尼节度》四书，不见载经录，当早失佚，序文亦不存。据名字推想，“法社”是出家在家教徒混合组成的团体是，“法社节度”乃法社的宗旨以及活动守则的规定。“外寺僧节度”乃针对外来僧众的处理。“节度”或是僧团法规的概述。“比丘尼节度”乃有关比丘尼的法规。要注意的，是《法论》序文并无说这四书为慧远所作，他愿写序文，即表示对这些法规的肯认，或为庐山僧团所采用。其余《释慧远答桓敬道书论料简沙门事》、《沙门不敬王者论》、《沙门袒服论》等，虽牵涉到僧人的类型、为反抄衣者说法戒、僧服的规定等，但均乃对应世俗人的质疑而作，少从律制角度出发分析，不算严格意义下的律着，亦己广为学者所论究，故本文不涉及。
此外，《高僧传·僧传》提到疑似慧远的律作：后秦姚兴(393-416在位)主政时，崇敬三宝，设会供佛，出家者众。后罗什入关，大量僧众慕名而来，致良莠不齐。后秦姚兴(393-416在位)下旨说：“大法东迁，于今为盛，僧尼已多，应须纲领。宜授远规，以济颓绪”。有些学者以“远规”为指慧远的法规，其实这词也可理解为从印度远方传来的规制，即是印度律制。无论如何，“远规”的具体内容已不可考。
二、僧传载慧远涉及戒律的事例
1．吟啸违法
慧远弟子僧彻(383-452)擅长作赋吟诗，曾到庐山南边攀松啸叫，音声悠扬，引得众鸟和呜，超尘脱俗，其后他跟慧远有以—卜对话：
退还谘远：“律制管弦，戒绝歌舞。一吟一啸，可得为乎
”
远曰：“以散乱言之，皆为违法。”由是乃止。
沙弥十戒之一便是“尽寿离作伎歌舞，不往观听种种乐器”，因此僧彻很清楚不得从事管弦歌舞，但对于啸和吟，则不知如何处理。啸，乃利用口腔发声，有声无字，吹气无辞，声音可大可小、可长可短，近乎高歌，为汉魏六朝文人名士以至术士喜好的活动之一。例如周颉(269-322)饮醉酒，在王导(276-339)座前“傲然啸咏”，阮籍(210-263)“啸闻数百步”，并曾在晋文王司马昭(211-265)座前“箕踞啸歌，酣放自若”。吟，即吟咏诗歌。啸和吟可抒发欢乐悲怨等种种情绪。律制并无专门禁止吟和啸的戒条，仅僧残“污家恶行摈谤违谏戒”中所说的恶行，包含啸一项。例如《十诵律》说：“捻唇作音乐声，齿作伎乐……或啸谬语，诸异国语”，《四分律》也说：“作孔雀音，或作众鸟鸣……或啸”，但慧远没引用这条戒，而是指出吟和啸会扰乱心神，影响修行，判定违反律法。2．佛驮跋陀罗不应被摈。
秦主姚兴专志弘扬佛法，供养三千余僧，他们在宫廷中往来行走，崇尚交际，唯来自天竺迦毗罗卫的佛驮跋陀罗(359-429)喜好寂静，并不合群。佛驮跋陀罗曾对弟子说见到故乡有五艘船一同山发。弟子把这话传开后，关中僧人以为他炫耀神异，迷惑徒众。又他其中一名弟子，自少修习神观，声称得阿那含果，佛驮跋陀罗未及查问，导致流言四起，门下大半散去。僧[契-大+石]、道恒等遂裁定说：
佛尚不听说己所得法，先言五舶将至，虚而无实。又门徒诳惑，互起同异。既于律有违，理不同止，宜可时去，勿得停留。
据引文，佛陀尚且不会随意说出所证知之事，佛驮跋陀罗先前说有五艘船到来，虚妄不实。门徒又欺诈惑人，彼此意见相左。佛驮跋陀罗既然违犯了戒律，不能跟其它僧人共住，须驱逐出僧团。僧[契-大+石]等行驱摈的理由有二：一、四波罗夷中有“大妄语戒”，即如比丘实无证悟，却诈言具“上人法”，己入“圣智胜法”，犯者须驱逐出僧团，今生不能再跟其它僧人共住。所谓“上人法”或“圣智胜法”，即从修行而获得、胜过常人的能力、智慧或境界。例如修证念、慧、正勤，证入四圣谛智，得天眼通，证阿罗汉果等。7他们认为佛驮跋陀罗未得“过人法”，预言“虚而无实”，犯了大妄语戒。二、律制“和尚法”指出，如僧众欲对某和尚的弟子“作羯磨、呵责、摈、依止、遮不至白衣家、举”等，和尚当如法办理；如弟子生起恶见，和尚当教令舍去等。佛驮跋陀罗的弟子自言得阿那含果，也犯了重戒，而且众弟子意见不合；故在僧等人的心目中，佛驮跋陀罗未尽师责。
佛驮跋陀罗接受惩处，率领弟子慧观(宋元嘉[424-4531中卒，年71)等40余人离开，向庐山方向出发，慧远久闻大名，知道他将到来，十分欣喜；而慧远对佛驮跋陀罗之被摈出，有如下看法：
远以贤之被摈，过由门人；若悬记五舶，止说在同意，亦于律无犯。乃遣弟子昙邕致书姚主及关中众僧，解其摈事。
慧远认为他被摈出僧团，错在门人；预言五艘船到来，只要是向同意者说的，没有违犯戒律。因此派遣弟子昙邕传书信给姚兴和关中众僧，试图解释。单堕有“实得道向未具人说戒”，即如比丘确得“过人法”，但向未受大戒者说，波夜提；向已受大戒但不同意者说，突吉罗；向已受大戒亦同意者说，无犯。慧远相信佛驮跋陀罗具备过人法，而他所告知的弟子，又己受大戒和同意师说，便没犯戒。佛驮跋陀罗其后在江陵(今湖北荆州市)果然遇上天竺来的五艘船，显示他具备过人法。就算其弟子未受具戒，或不同意师说，而佛驮跋陀罗对他们说过人法，仟悔便得灭罪，不用驱逐。不过，佛驮跋陀罗的弟子或犯大妄语戒，又意见不合四散，佛驮跋陀罗确要负上责任，但也非他所能完全控制，因此慧远认为“过由门人”。而据《高僧传·宝云传》的记载，由于慧远“解其摈事”，宝~(376-449)跟佛驮跋陀罗“共归京师，安止道场寺”，可见慧远的解释令人信服，发挥了作用。
3．维护僧团和谐
慧远有弟子昙邕，曾于姚秦任职卫将军，勇武过人，慧远见弟子中性情高傲者不少，担心大家互不谦让，因此假托“小缘”，把昙邕“摈出”。昙邕奉命出山，丝毫没有不满的表现，并在庐山的西南修建茅屋，与弟子昙果一起静修禅业。慧远临终时，赶回老师身边送别，后到荆州竹林寺住锡。
律制摈出有两种：犯四波罗夷重罪者，会被摈出僧团，终生不得与众僧共住，为永久性摈出。犯僧残等罪，被摈出者不得授人大戒、不应受人依止、不应畜沙弥、不应受僧差遣教授比丘尼等，忏悔后行解摈羯磨，可重入僧团，为暂时性摈山。3故摈出是极严重的惩处，目的在隔离犯重罪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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