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汉僧戒律学探微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 屈大成
内容提要 踏入东晋时代，汉人出家者日众，但律典仍不齐全，令僧尼的操守和僧团的运作欠缺权威的指导，故道安、竺法汰等人汲汲追求律典的东传。现保留他们写下的序记，记录了对律书的传译、赞叹、意见、质疑，道安更制定首套僧尼规范，为中国戒律学史掀开新的一页，值得论究。
关键词 戒律 僧团 道安 竺法汰 龟兹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人至东晋，已历三百多年，大小乘经也陆续译出，唯律典寥寥可数；而僧众也以外来印度、西域的僧人为主，汉人出家则屡受制肘。如后赵王度曾向石虎(295—349)上奏说汉代只准西域人建寺侍奉，汉人不得出家，曹魏亦加承袭[1]；《冥祥记》记“太康(280—289)中禁晋人作沙门”[2]；桓玄(369—404)曾说“晋人略无奉佛，沙门徒众皆是诸胡”[3]。至东晋时代，汉人佛教徒日多，对戒律渴求甚大，是时流传的比丘戒仅有昙柯迦罗的撮译本、竺僧舒传本、法潜传本，尼戒仅有竺法护译本、觅历传本、慧常传凉州本，以及竺法汰令外国人译出的片段，未臻完整。[4]当时的教界领袖道安(约312—385)，曾自述习戒经历说：
大法东流，其日未远-我之诸师，始秦受戒。又乏译人，考校者尠。先人所传，相
承谓是。至澄和上多所正焉。余昔在邺，少习其事，未及检戒，遂遇世乱，每以快快不
尽于此。[5]
道安忆述老师辈们自苻秦(35l—394)始才受戒；又由于缺乏翻译校订者，人们都只是承袭相传的做法，直到佛图澄(232—348)来后，才多加订正。道安在邺都(治所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时，虽粗略习戒，惜战乱来不及核查。又当时虽有戒本流传，但道安指四部弟子的戒律不具备，教化仍亏欠，并须访得胡本，方能取信：
四部不具，于大化有所阙。……若有缘便尽访求之理。先胡本有至信，因之勿零
落。[6]
道安晚年，《十诵比丘戒本》、《比丘尼大戒》、《比丘尼受戒法》、《鼻奈耶》等译出，道安及其同道竺法汰(320—387)、竺昙无兰等参与译事，写下序文，记录了律书的传译、西域僧尼生活、新旧律书比对等数据，牵涉一些技术性问题，代表着早期汉僧探究律学的成果，十分宝贵，惜为学者忽略，以下分三节讨论，最后作一总结。
一、新律典的传译及戒序作者
东晋新译律书的序文现存五种，以下逐一分论：
1．佚名〈关中近出尼二种坛文夏坐杂十二事并杂事共卷前中后三记〉(简称〈关中三记〉)(379)
〈关中三记〉原名可分“尼二种坛文、夏坐、杂十二事、杂事、共卷、前中后三记”六部分。“二种坛文”即沙弥尼受六法成为式叉摩尼，以及式叉摩尼受戒成为比丘尼时于戒坛上所用的文字，相当于今本《十诵律》“六法坛文”和“比丘尼坛文”。“夏坐”应包括安居犍度和自恣犍度。“杂十二事”即除上述受戒法、安居法、自恣法外的十二犍度。“杂事”即《十诵律》中的“杂诵”。“共卷”意为前四部份合成一卷。“前中后三记”即指这记分“卷初记、卷中间〈尼受大戒法后记〉、卷后又记”三种。卷中间(尼受大戒法后记)记僧纯和昙充于拘夷国云慕蓝寺沙门佛图舌弥处，得到《比丘尼大戒》及“授戒法”、“受、坐”已下至“剑慕法”。由昙摩侍传语，佛图卑汉译。拘夷国即龟兹，[7]“剑慕”，为karma的音译，一般译作“羯磨”，为受戒、忏悔、结界等僧事。卷初记于“太岁己卯，鹑尾之岁”，僧纯于龟兹佛陀舌弥得《比丘尼大戒》，在是年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六日，在长安由昙摩侍传译，竺佛念执胡本，慧常笔受。卷后记于“秦建元十五年十一月五日，岁在鹑尾”，比丘僧纯、昙充从丘慈高德沙门佛图舌弥得《授大比丘尼戒仪》、《二岁戒仪》，以及“从受、坐至嘱授诸杂事”，由昙无侍诵出，佛图卑汉译，慧常笔受。前秦建元十五年相当于晋太元四年(379)，亦即己卯年。所谓“鹑尾”，按中国古代以木星行一周天用十二年时间，定木星为岁星，用以纪年；并把天赤道带分为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十二次，跟丑、子、亥、戌、酉、申、未、午、巳、辰、卯、寅十二辰相匹配。[8]如是跟鹑尾相对应的为巳，而非卯；跟卯相对应的星次应为大火，因此鹑尾可能是大火之误。[9]又汤用彤注意到木星绕天一周不足十二年，每过八十六年，便会超前一个星次，称“超辰”；他据汪日桢(1812—1881)《太岁超辰表》计算出太元四年之岁星应是鹑首，故认为记文有误。[10]无论岁星是鹑尾、大火抑或鹑首，建元十五年是很明确的。至于〈关中三记〉的作者，汤用彤、任继愈、方广錩都认为是道安。可是，卷中〈尼受大戒法后记〉有“法汰去年亦令外国人出少许”等语，看似是竺法汰的自述，横超慧日因此认为这记是竺法汰之作。如看译语的比较，卷初记作“龟兹、佛陀舌弥、昙摩侍”，〈尼受大戒法后记〉作“拘夷国、佛图舌弥、昙摩侍”，卷后记作“丘慈、佛图舌弥、昙无侍”，而道安〈大戒序？则作“丘慈、佛陀舌弥、昙无侍”，均有出入，显示四者非一人之作，故汤氏等人之说，有待商榷。
2．佚名〈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简称〈尼戒序〉)[11]
有关这序所记《比丘尼大戒》的传译，已见于〈关中三记〉卷初的记载，不复述。《祐录》记这序“出戒本前，晋孝武帝世(373—396)出”，没提到作者。汤用彤和方广铝认为这序内容跟道安〈大戒序〉相呼应，认为是道安之作。横超慧日指序文“法汰顷年鄙当世为人师”一语中的“鄙”字是自谦词；而且，〈尼戒序〉跟上引〈尼受大戒法后记〉同记及戒本的东传和译出，亦恰恰漏记译出年号，而且于“拘夷国、佛图舌弥、昙摩侍”等译语相一致。因此{尼戒序)和(尼受大戒法后记)的作者应同是竺法汰。此外，竺法汰和道安相熟，又同关心戒律东传，因此他们分别写下序文，内容却相类，并不出奇。要注意的，是竺法汰于晋兴宁三年(365)之后南下，住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市)瓦官寺，直至逝世，尼戒本等律书于前秦建元十五年(379)在关中译出，后流传到建康，竺法汰看到，把他多年对戒律的追求和心得，娓娓道来，因此序名“本末”。又由于他没有亲历戒本的译出，故没记及翻译年份。
3．道安〈比丘大戒序〉(简称〈大戒序〉)[12]
据序文的记载，道安“至岁在鹑火，自襄阳至关右”，请昙无侍诵出比丘戒本，竺佛念写梵文，道贤汉译，慧常笔受，由夏天开始，至初冬才完成。所谓“自襄阳至关右”，乃是说苻丕(
—386)攻打襄阳，把道安送到长安之事。按苻丕于太元三年(378)开始发兵，翌年攻陷，因此一般以为道安在太元四年(379)至关右。所谓“岁在鹑火”亦在这年，也就是说比丘戒本跟尼戒本同年译出，鹑火也是大火或鹑首之错记。方广铝则指尼戒本在鹑尾译出，而鹑火是鹑尾的前一星次，即前秦建元十四年或晋太元三年(378)；而且，符丕在攻襄阳之初，或即送道安到长安；道安亦以博学着称，搞错岁星的可能性甚低。不过，方说建基于(大戒序)和{关中三记)的作者都是道安。如前所述，〈关中三记〉的作者不明，其跟{大戒序)所记的年份是否有相承关系，未能确定，因此方说亦非定论。[13]
4．竺昙无兰〈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异序〉(简称〈合异序〉)(381)[14]
竺昙无兰发现竺僧舒传本、昙摩侍译比丘戒本和尼戒本内容有异，尝试综合，太元六年(381)成书，今已佚。有关合异的方式，他解释道：
余因闲暇，为之三部合异，粗断起尽，以二百六十戒为本，二百五十者为子，以前出
常行戒全句系之于事末，而亦有永乖不相似者，有以一为二者，有以三为一者。余复分
合，令事相从。然此三戒，或能分句失旨，贤才聪椒，若有揽者，加思为定，恕余不逮。
(比丘僧祥定后，后从长安复持本来，更得重技，时有损益，最为定)。
竺昙无兰于闲暇时，融合三部相异之处，并粗分段落，以二百六十戒本(昙无侍本)为本、二百五十戒本(竺僧舒传本)为辅，而把后者接续在相关戒条之末；但也有意义全不相类者，也有要把戒文一分为二，或者三戒合一。三种戒本在合异后，各别戒本的主旨或会失去，望浏览者详加考虑。又引文末注说合异本经审定后，又有人从长安带来另一版本，故需重校，才成定本，由此可见当时戒本传抄甚多。
5．道安〈鼻奈耶序〉(382)[15]
晋建元十八年(382)，《鼻奈耶》由厨宾律师耶舍诵出，鸠摩罗佛提写成梵本，竺佛念汉译，昙景笔受。此律今存，序文赞叹道：“而今而后，秦土有此一部律矣”。
二、对西域寺院的报导
道安〈大戒序〉记外国十分重视戒律。寺院每月都举行说戒，从早到晚诵戒，以维持寺院的纲纪；犯律者必遭弹劾：
外国重律，每寺立持律，月月相率说戒。说戒之日，终夜达晓，讽乎切教，以相维
摄，犯律必弹，如鹰隼之逐鸟雀也。
{尼戒序)记载龟兹僧尼寺院的活动。有关僧寺的情况如下：
拘夷国寺甚多……有寺名达慕蓝(百七十僧)，北山寺名致隶蓝(五十僧)，剑慕王
新蓝(六十僧)，温宿王蓝(七十僧)。右四寺佛图舌弥所统，寺僧皆三月一易屋、床座，
或易蓝者。未满五腊，一宿不得无依止。王新僧伽蓝(九十僧，有年少沙门字鸠摩罗，
才大高明大乘学，与舌弥是师徒，而舌弥，阿含学者也)
龟兹的佛寺有达慕蓝[蓝，僧伽蓝(samgha^ra^ma)的略称，精舍的意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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