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漢僧戒律學探微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屈大成
內容提要 踏入東晉時代，漢人出家者日衆，但律典仍不齊全，令僧尼的操守和僧團的運作欠缺權威的指導，故道安、竺法汰等人汲汲追求律典的東傳。現保留他們寫下的序記，記錄了對律書的傳譯、贊歎、意見、質疑，道安更製定首套僧尼規範，爲中國戒律學史掀開新的一頁，值得論究。
關鍵詞 戒律 僧團 道安 竺法汰 龜茲
佛教自兩漢之際傳人至東晉，已曆叁百多年，大小乘經也陸續譯出，唯律典寥寥可數；而僧衆也以外來印度、西域的僧人爲主，漢人出家則屢受製肘。如後趙王度曾向石虎(295—349)上奏說漢代只准西域人建寺侍奉，漢人不得出家，曹魏亦加承襲[1]；《冥祥記》記“太康(280—289)中禁晉人作沙門”[2]；桓玄(369—404)曾說“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胡”[3]。至東晉時代，漢人佛教徒日多，對戒律渴求甚大，是時流傳的比丘戒僅有昙柯迦羅的撮譯本、竺僧舒傳本、法潛傳本，尼戒僅有竺法護譯本、覓曆傳本、慧常傳涼州本，以及竺法汰令外國人譯出的片段，未臻完整。[4]當時的教界領袖道安(約312—385)，曾自述習戒經曆說：
大法東流，其日未遠-我之諸師，始秦受戒。又乏譯人，考校者尠。先人所傳，相
承謂是。至澄和上多所正焉。余昔在邺，少習其事，未及檢戒，遂遇世亂，每以快快不
盡于此。[5]
道安憶述老師輩們自苻秦(35l—394)始才受戒；又由于缺乏翻譯校訂者，人們都只是承襲相傳的做法，直到佛圖澄(232—348)來後，才多加訂正。道安在邺都(治所在今河北臨漳縣西南邺鎮)時，雖粗略習戒，惜戰亂來不及核查。又當時雖有戒本流傳，但道安指四部弟子的戒律不具備，教化仍虧欠，並須訪得胡本，方能取信：
四部不具，于大化有所阙。……若有緣便盡訪求之理。先胡本有至信，因之勿零
落。[6]
道安晚年，《十誦比丘戒本》、《比丘尼大戒》、《比丘尼受戒法》、《鼻奈耶》等譯出，道安及其同道竺法汰(320—387)、竺昙無蘭等參與譯事，寫下序文，記錄了律書的傳譯、西域僧尼生活、新舊律書比對等數據，牽涉一些技術性問題，代表著早期漢僧探究律學的成果，十分寶貴，惜爲學者忽略，以下分叁節討論，最後作一總結。
一、新律典的傳譯及戒序作者
東晉新譯律書的序文現存五種，以下逐一分論：
1．佚名〈關中近出尼二種壇文夏坐雜十二事並雜事共卷前中後叁記〉(簡稱〈關中叁記〉)(379)
〈關中叁記〉原名可分“尼二種壇文、夏坐、雜十二事、雜事、共卷、前中後叁記”六部分。“二種壇文”即沙彌尼受六法成爲式叉摩尼，以及式叉摩尼受戒成爲比丘尼時于戒壇上所用的文字，相當于今本《十誦律》“六法壇文”和“比丘尼壇文”。“夏坐”應包括安居犍度和自恣犍度。“雜十二事”即除上述受戒法、安居法、自恣法外的十二犍度。“雜事”即《十誦律》中的“雜誦”。“共卷”意爲前四部份合成一卷。“前中後叁記”即指這記分“卷初記、卷中間〈尼受大戒法後記〉、卷後又記”叁種。卷中間(尼受大戒法後記)記僧純和昙充于拘夷國雲慕藍寺沙門佛圖舌彌處，得到《比丘尼大戒》及“授戒法”、“受、坐”已下至“劍慕法”。由昙摩侍傳語，佛圖卑漢譯。拘夷國即龜茲，[7]“劍慕”，爲karma的音譯，一般譯作“羯磨”，爲受戒、忏悔、結界等僧事。卷初記于“太歲己卯，鹑尾之歲”，僧純于龜茲佛陀舌彌得《比丘尼大戒》，在是年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六日，在長安由昙摩侍傳譯，竺佛念執胡本，慧常筆受。卷後記于“秦建元十五年十一月五日，歲在鹑尾”，比丘僧純、昙充從丘慈高德沙門佛圖舌彌得《授大比丘尼戒儀》、《二歲戒儀》，以及“從受、坐至囑授諸雜事”，由昙無侍誦出，佛圖卑漢譯，慧常筆受。前秦建元十五年相當于晉太元四年(379)，亦即己卯年。所謂“鹑尾”，按中國古代以木星行一周天用十二年時間，定木星爲歲星，用以紀年；並把天赤道帶分爲星紀、玄枵、娵訾、降婁、大梁、實沈、鹑首、鹑火、鹑尾、壽星、大火、析木十二次，跟醜、子、亥、戌、酉、申、未、午、巳、辰、卯、寅十二辰相匹配。[8]如是跟鹑尾相對應的爲巳，而非卯；跟卯相對應的星次應爲大火，因此鹑尾可能是大火之誤。[9]又湯用彤注意到木星繞天一周不足十二年，每過八十六年，便會超前一個星次，稱“超辰”；他據汪日桢(1812—1881)《太歲超辰表》計算出太元四年之歲星應是鹑首，故認爲記文有誤。[10]無論歲星是鹑尾、大火抑或鹑首，建元十五年是很明確的。至于〈關中叁記〉的作者，湯用彤、任繼愈、方廣錩都認爲是道安。可是，卷中〈尼受大戒法後記〉有“法汰去年亦令外國人出少許”等語，看似是竺法汰的自述，橫超慧日因此認爲這記是竺法汰之作。如看譯語的比較，卷初記作“龜茲、佛陀舌彌、昙摩侍”，〈尼受大戒法後記〉作“拘夷國、佛圖舌彌、昙摩侍”，卷後記作“丘慈、佛圖舌彌、昙無侍”，而道安〈大戒序？則作“丘慈、佛陀舌彌、昙無侍”，均有出入，顯示四者非一人之作，故湯氏等人之說，有待商榷。
2．佚名〈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簡稱〈尼戒序〉)[11]
有關這序所記《比丘尼大戒》的傳譯，已見于〈關中叁記〉卷初的記載，不複述。《祐錄》記這序“出戒本前，晉孝武帝世(373—396)出”，沒提到作者。湯用彤和方廣鋁認爲這序內容跟道安〈大戒序〉相呼應，認爲是道安之作。橫超慧日指序文“法汰頃年鄙當世爲人師”一語中的“鄙”字是自謙詞；而且，〈尼戒序〉跟上引〈尼受大戒法後記〉同記及戒本的東傳和譯出，亦恰恰漏記譯出年號，而且于“拘夷國、佛圖舌彌、昙摩侍”等譯語相一致。因此{尼戒序)和(尼受大戒法後記)的作者應同是竺法汰。此外，竺法汰和道安相熟，又同關心戒律東傳，因此他們分別寫下序文，內容卻相類，並不出奇。要注意的，是竺法汰于晉興甯叁年(365)之後南下，住于建康(今江蘇南京市)瓦官寺，直至逝世，尼戒本等律書于前秦建元十五年(379)在關中譯出，後流傳到建康，竺法汰看到，把他多年對戒律的追求和心得，娓娓道來，因此序名“本末”。又由于他沒有親曆戒本的譯出，故沒記及翻譯年份。
3．道安〈比丘大戒序〉(簡稱〈大戒序〉)[12]
據序文的記載，道安“至歲在鹑火，自襄陽至關右”，請昙無侍誦出比丘戒本，竺佛念寫梵文，道賢漢譯，慧常筆受，由夏天開始，至初冬才完成。所謂“自襄陽至關右”，乃是說苻丕(
—386)攻打襄陽，把道安送到長安之事。按苻丕于太元叁年(378)開始發兵，翌年攻陷，因此一般以爲道安在太元四年(379)至關右。所謂“歲在鹑火”亦在這年，也就是說比丘戒本跟尼戒本同年譯出，鹑火也是大火或鹑首之錯記。方廣鋁則指尼戒本在鹑尾譯出，而鹑火是鹑尾的前一星次，即前秦建元十四年或晉太元叁年(378)；而且，符丕在攻襄陽之初，或即送道安到長安；道安亦以博學著稱，搞錯歲星的可能性甚低。不過，方說建基于(大戒序)和{關中叁記)的作者都是道安。如前所述，〈關中叁記〉的作者不明，其跟{大戒序)所記的年份是否有相承關系，未能確定，因此方說亦非定論。[13]
4．竺昙無蘭〈大比丘二百六十戒叁部合異序〉(簡稱〈合異序〉)(381)[14]
竺昙無蘭發現竺僧舒傳本、昙摩侍譯比丘戒本和尼戒本內容有異，嘗試綜合，太元六年(381)成書，今已佚。有關合異的方式，他解釋道：
余因閑暇，爲之叁部合異，粗斷起盡，以二百六十戒爲本，二百五十者爲子，以前出
常行戒全句系之于事末，而亦有永乖不相似者，有以一爲二者，有以叁爲一者。余複分
合，令事相從。然此叁戒，或能分句失旨，賢才聰椒，若有攬者，加思爲定，恕余不逮。
(比丘僧祥定後，後從長安複持本來，更得重技，時有損益，最爲定)。
竺昙無蘭于閑暇時，融合叁部相異之處，並粗分段落，以二百六十戒本(昙無侍本)爲本、二百五十戒本(竺僧舒傳本)爲輔，而把後者接續在相關戒條之末；但也有意義全不相類者，也有要把戒文一分爲二，或者叁戒合一。叁種戒本在合異後，各別戒本的主旨或會失去，望浏覽者詳加考慮。又引文末注說合異本經審定後，又有人從長安帶來另一版本，故需重校，才成定本，由此可見當時戒本傳抄甚多。
5．道安〈鼻奈耶序〉(382)[15]
晉建元十八年(382)，《鼻奈耶》由廚賓律師耶舍誦出，鸠摩羅佛提寫成梵本，竺佛念漢譯，昙景筆受。此律今存，序文贊歎道：“而今而後，秦土有此一部律矣”。
二、對西域寺院的報導
道安〈大戒序〉記外國十分重視戒律。寺院每月都舉行說戒，從早到晚誦戒，以維持寺院的綱紀；犯律者必遭彈劾：
外國重律，每寺立持律，月月相率說戒。說戒之日，終夜達曉，諷乎切教，以相維
攝，犯律必彈，如鷹隼之逐鳥雀也。
{尼戒序)記載龜茲僧尼寺院的活動。有關僧寺的情況如下：
拘夷國寺甚多……有寺名達慕藍(百七十僧)，北山寺名致隸藍(五十僧)，劍慕王
新藍(六十僧)，溫宿王藍(七十僧)。右四寺佛圖舌彌所統，寺僧皆叁月一易屋、床座，
或易藍者。未滿五臘，一宿不得無依止。王新僧伽藍(九十僧，有年少沙門字鸠摩羅，
才大高明大乘學，與舌彌是師徒，而舌彌，阿含學者也)
龜茲的佛寺有達慕藍[藍，僧伽藍(samgha^ra^ma)的略稱，精舍的意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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