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慧遠的戒律觀及其實踐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講師 屈大成
廬山慧遠(334-416)是初期中國佛教史上最著名的學僧，有《大乘大義章》、《沙門不敬王者論》等名篇流傳，並于江西廬山凝聚以百計的追隨者，建立起首個有規模的僧團。在慧遠時代，律典未完備，中國佛教徒未有機會充份掌握印度律製。不過，慧皎(497-554)《高僧傳》記載慧遠幾件牽涉戒律之事，從中除可見其戒律觀及相關的律製實踐外，還有助了解印度律製于中國施行的具體情況，十分值得探討。
一、律典東傳和慧遠的律學著作
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至慧遠時代，已曆近四百年，大小乘經典陸續譯出，唯律典寥寥可數：而僧衆也以西域僧爲主，漢人出家則受限製。如後趙王度曾向石虎(295-349)上奏說漢代只准西域人建寺侍奉，漢人不得出家，曹魏亦承襲這做法；王琰(梁天監[502-519]中卒)《冥祥記》記“太康(280-289)中，禁晉人作沙門”；桓玄(369-404)曾說“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胡”。踏入東晉，漢人佛教徒日多，對戒律甚爲渴求，是時流傳的比丘戒有昙柯迦羅的撮譯本、竺僧舒傳本、法潛傳本，尼戒有竺法護(晉建興[313-316]末卒，年78)譯本、覓曆傳本、慧常傳涼州本，以及竺法汰(320-387)令外國人譯出的片段，遠未臻完備。慧遠的老師道安(約312-385)便致力搜尋律典，至其晚年，<<十誦比丘戒本》、《比丘尼大戒》、《比丘尼受戒法》、《鼻奈耶》等譯山，道安及其同道竺法汰、竺昙無蘭等參與譯事，寫下(比丘大戒序)、(鼻奈耶序)、(比丘尼戒本序)、(關中近出尼二種壇文夏坐雜十二事並雜事共卷前中後叁記)、(大比氏二百六十戒叁部合異序)等序文，顯示對律製的細致探究。道安更編著“僧尼軌範”和“佛法憲章”，包含“行香、定座、上經、上講”等規定，慧遠追隨道安多年，想必承習了這些律製安排。姚秦弘始六年(404)始，弗若多羅誦出《十誦律》，鸠摩羅什(344-413或350-409)譯文未竟，弗若多羅去世，慧遠深以爲憾。翌年，慧遠聽聞昙摩流支到中土，亦精通這律典，即派弟子昙邕傳書請昙摩流支于關中續譯，未及校訂，羅什去世，卑摩羅叉(約336-約413)再加修訂，成爲定本。《四分幸》也由佛陀耶舍、竺佛念等于姚秦弘始十二至十五年(410-412)在長安譯出。東晉義熙十年(414)，法顯(334-420)西行求法回來，兩年後上廬山，跟慧遠談到在西域的見聞，也有可能涉及法顯其後譯出的《僧祗律》。2總的而言，慧遠于離世前幾年，才有機會讀到《十誦律》和《四分幸》，《僧祗律》(418)和《五分律》(423)均未嘗得見。他對于戒律的認識，主要來自道安，以及是時流傳不完整的律典。
據僧佑(445-518)《出叁藏記集》所載，宋明帝(465-472在位)敕中書侍郎陸澄編輯《法論》，搜羅佛教文獻，現存其序文記《法論》第七帙爲《戒藏集》八卷，收入《法社節度序》、《外寺僧節度序》、《節度序》、《比丘尼節度序》，《桓敬道與釋慧遠書》往反叁首、《釋慧遠答桓敬道書論料簡沙門事》、《沙門不敬王者論》、《沙門袒服論》等，皆爲慧遠之作。由此可見，在南北朝佛教徒心目中，慧遠有律學著作。當中慧遠爲之作序之《法社節度》、《外寺僧節度》、《節度》、《比丘尼節度》四書，不見載經錄，當早失佚，序文亦不存。據名字推想，“法社”是出家在家教徒混合組成的團體是，“法社節度”乃法社的宗旨以及活動守則的規定。“外寺僧節度”乃針對外來僧衆的處理。“節度”或是僧團法規的概述。“比丘尼節度”乃有關比丘尼的法規。要注意的，是《法論》序文並無說這四書爲慧遠所作，他願寫序文，即表示對這些法規的肯認，或爲廬山僧團所采用。其余《釋慧遠答桓敬道書論料簡沙門事》、《沙門不敬王者論》、《沙門袒服論》等，雖牽涉到僧人的類型、爲反抄衣者說法戒、僧服的規定等，但均乃對應世俗人的質疑而作，少從律製角度出發分析，不算嚴格意義下的律著，亦己廣爲學者所論究，故本文不涉及。
此外，《高僧傳·僧傳》提到疑似慧遠的律作：後秦姚興(393-416在位)主政時，崇敬叁寶，設會供佛，出家者衆。後羅什入關，大量僧衆慕名而來，致良莠不齊。後秦姚興(393-416在位)下旨說：“大法東遷，于今爲盛，僧尼已多，應須綱領。宜授遠規，以濟頹緒”。有些學者以“遠規”爲指慧遠的法規，其實這詞也可理解爲從印度遠方傳來的規製，即是印度律製。無論如何，“遠規”的具體內容已不可考。
二、僧傳載慧遠涉及戒律的事例
1．吟嘯違法
慧遠弟子僧徹(383-452)擅長作賦吟詩，曾到廬山南邊攀松嘯叫，音聲悠揚，引得衆鳥和嗚，超塵脫俗，其後他跟慧遠有以—蔔對話：
退還谘遠：“律製管弦，戒絕歌舞。一吟一嘯，可得爲乎
”
遠曰：“以散亂言之，皆爲違法。”由是乃止。
沙彌十戒之一便是“盡壽離作伎歌舞，不往觀聽種種樂器”，因此僧徹很清楚不得從事管弦歌舞，但對于嘯和吟，則不知如何處理。嘯，乃利用口腔發聲，有聲無字，吹氣無辭，聲音可大可小、可長可短，近乎高歌，爲漢魏六朝文人名士以至術士喜好的活動之一。例如周颉(269-322)飲醉酒，在王導(276-339)座前“傲然嘯詠”，阮籍(210-263)“嘯聞數百步”，並曾在晉文王司馬昭(211-265)座前“箕踞嘯歌，酣放自若”。吟，即吟詠詩歌。嘯和吟可抒發歡樂悲怨等種種情緒。律製並無專門禁止吟和嘯的戒條，僅僧殘“汙家惡行擯謗違谏戒”中所說的惡行，包含嘯一項。例如《十誦律》說：“撚唇作音樂聲，齒作伎樂……或嘯謬語，諸異國語”，《四分律》也說：“作孔雀音，或作衆鳥鳴……或嘯”，但慧遠沒引用這條戒，而是指出吟和嘯會擾亂心神，影響修行，判定違反律法。2．佛馱跋陀羅不應被擯。
秦主姚興專志弘揚佛法，供養叁千余僧，他們在宮廷中往來行走，崇尚交際，唯來自天竺迦毗羅衛的佛馱跋陀羅(359-429)喜好寂靜，並不合群。佛馱跋陀羅曾對弟子說見到故鄉有五艘船一同山發。弟子把這話傳開後，關中僧人以爲他炫耀神異，迷惑徒衆。又他其中一名弟子，自少修習神觀，聲稱得阿那含果，佛馱跋陀羅未及查問，導致流言四起，門下大半散去。僧[契-大+石]、道恒等遂裁定說：
佛尚不聽說己所得法，先言五舶將至，虛而無實。又門徒诳惑，互起同異。既于律有違，理不同止，宜可時去，勿得停留。
據引文，佛陀尚且不會隨意說出所證知之事，佛馱跋陀羅先前說有五艘船到來，虛妄不實。門徒又欺詐惑人，彼此意見相左。佛馱跋陀羅既然違犯了戒律，不能跟其它僧人共住，須驅逐出僧團。僧[契-大+石]等行驅擯的理由有二：一、四波羅夷中有“大妄語戒”，即如比丘實無證悟，卻詐言具“上人法”，己入“聖智勝法”，犯者須驅逐出僧團，今生不能再跟其它僧人共住。所謂“上人法”或“聖智勝法”，即從修行而獲得、勝過常人的能力、智慧或境界。例如修證念、慧、正勤，證入四聖谛智，得天眼通，證阿羅漢果等。7他們認爲佛馱跋陀羅未得“過人法”，預言“虛而無實”，犯了大妄語戒。二、律製“和尚法”指出，如僧衆欲對某和尚的弟子“作羯磨、呵責、擯、依止、遮不至白衣家、舉”等，和尚當如法辦理；如弟子生起惡見，和尚當教令舍去等。佛馱跋陀羅的弟子自言得阿那含果，也犯了重戒，而且衆弟子意見不合；故在僧等人的心目中，佛馱跋陀羅未盡師責。
佛馱跋陀羅接受懲處，率領弟子慧觀(宋元嘉[424-4531中卒，年71)等40余人離開，向廬山方向出發，慧遠久聞大名，知道他將到來，十分欣喜；而慧遠對佛馱跋陀羅之被擯出，有如下看法：
遠以賢之被擯，過由門人；若懸記五舶，止說在同意，亦于律無犯。乃遣弟子昙邕致書姚主及關中衆僧，解其擯事。
慧遠認爲他被擯出僧團，錯在門人；預言五艘船到來，只要是向同意者說的，沒有違犯戒律。因此派遣弟子昙邕傳書信給姚興和關中衆僧，試圖解釋。單墮有“實得道向未具人說戒”，即如比丘確得“過人法”，但向未受大戒者說，波夜提；向已受大戒但不同意者說，突吉羅；向已受大戒亦同意者說，無犯。慧遠相信佛馱跋陀羅具備過人法，而他所告知的弟子，又己受大戒和同意師說，便沒犯戒。佛馱跋陀羅其後在江陵(今湖北荊州市)果然遇上天竺來的五艘船，顯示他具備過人法。就算其弟子未受具戒，或不同意師說，而佛馱跋陀羅對他們說過人法，仟悔便得滅罪，不用驅逐。不過，佛馱跋陀羅的弟子或犯大妄語戒，又意見不合四散，佛馱跋陀羅確要負上責任，但也非他所能完全控製，因此慧遠認爲“過由門人”。而據《高僧傳·寶雲傳》的記載，由于慧遠“解其擯事”，寶~(376-449)跟佛馱跋陀羅“共歸京師，安止道場寺”，可見慧遠的解釋令人信服，發揮了作用。
3．維護僧團和諧
慧遠有弟子昙邕，曾于姚秦任職衛將軍，勇武過人，慧遠見弟子中性情高傲者不少，擔心大家互不謙讓，因此假托“小緣”，把昙邕“擯出”。昙邕奉命出山，絲毫沒有不滿的表現，並在廬山的西南修建茅屋，與弟子昙果一起靜修禅業。慧遠臨終時，趕回老師身邊送別，後到荊州竹林寺住錫。
律製擯出有兩種：犯四波羅夷重罪者，會被擯出僧團，終生不得與衆僧共住，爲永久性擯出。犯僧殘等罪，被擯出者不得授人大戒、不應受人依止、不應畜沙彌、不應受僧差遣教授比丘尼等，忏悔後行解擯羯磨，可重入僧團，爲暫時性擯山。3故擯出是極嚴重的懲處，目的在隔離犯重罪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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