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者说是楞伽禅向般若禅过渡时期的禅法。虽然这种禅法的传播者之一摩诃衍那在桑耶寺辩论中以失败而告终，在吐蕃社会没有争取到主导地位，但是禅宗思想影响并没有因摩诃衍那为代表的顿门派的失败而绝迹，它对以后形成的藏传佛教各宗派影响深刻。

　　从藏文文献可知，摩诃衍那的禅思想渗透到各宗派的思想体系中。多数学者认为，禅宗思想对宁玛派的大圆满法、噶举派的大手印法的影响尤深，对萨迦派和觉囊派亦有影响。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在《三律仪分别论》中说：“后期灭佛法，汉地和尚之教理，虽仅依字义，然被之本名隐去，立名大手印，现时之大手印，基本是汉地之禅法。……有很多大手印和大圆满等旧派们，将修习性空立名为会到心之本面。”萨班作出这种结论的理由，他认为大圆满和大手印采取了摩诃衍那所说的全不思维、全不作意，即不思不念的实践方法，把空性理解为全无所有。

　　奈巴班智达扎巴孟兰洛哲在《奈巴教法史——古谭花束》中说：“此时，汉地和尚德瓦(即摩诃德瓦，笔者加)弟子抵蕃，持大手印成就见乃发生了“顿门”、“渐门”之诤，时邀请堪布莲花戒来，破斥和尚。此后，每代无不服膺正统佛法，皆依佛法行事，佛法大为宏扬。”这里，奈巴班智达直接把摩诃衍那禅法视为大手印法。

　　格鲁派高僧土观·洛桑曲杰尼玛持与上述相近的观点，他说：“心要派(禅宗)汉人呼为宗门(禅宗)，就其实义与迦举巴相同，即大手印的表示传承。至于来到藏地的大乘和尚，虽是宗门，但他的言论和宗门共同所主张的见地，略有不同。”土观所说的心要派或宗门是指南宗禅，他认为南宗禅法与噶举派的大手印法相同。

　　但是，仁增·吉美林巴批评说：所谓““现在的大手印来自汉地的大圆满法”，这种说法本身陷入了宗教门派的泥潭，是一种典型的世俗偏见。天下正法是一家，把大圆满法说成是从汉地来的，真是无中生有。”这批评不无道理，大手印法、大圆满法和禅宗之间没有谁来自谁的问题，而是一种相互影响。意大利着名藏学家图齐教授通过对藏文文献和摩诃衍那禅法的研究后，指出觉囊派、大圆满派别的范围内，“和尚的很大一部分思想与成就派的思想结合起来了”。他认为，大圆满与禅宗发生关系是跟娘·定埃增桑波和努·南喀娘波有关，前者是着名的政治家，也是宁玛派大圆满心部法的传承者，在修习大圆满法之前，已经从在蕃的禅宗僧人接受了禅法。图齐说：“竹箐巴(大圆满)教派与和尚一定的教理之间存在有密切关系，这点已由《五部遗教》中保存下来的重要片断所证实。……也正是由于吐蕃最早受度的僧侣之一努氏地区的南喀宁保(虚空藏，也以禅宗大师而为人所知，《宁玛巴全咒》的集子中所包括的多种题跋都涉及到了他)的记载，我们才知道宁玛巴似乎把禅宗教理的某些内容发展到他们自己的教义中去了。”从我们接触到的文献发现，在格鲁派形成之前，其他教派的学者的着述对摩诃衍那禅法很少有批评，象《拔协》、《娘氏教法源流》、《布顿佛教史》、《奈巴教法史》、《雅隆觉沃教法史》等只记述了桑耶寺僧诤会上顿门派与渐门派的基本观点。格鲁派创立后，该派的学者，包括宗喀巴、克珠杰、格敦珠等着名学者对摩诃衍那思想作了有力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噶举派、萨迦派和宁玛派的部分学者为迎合格鲁派思想而重新诠释摩诃衍那思想，间接地承认格鲁派对摩诃衍那所作的批评，以表明本派与摩诃衍那禅法的区别。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其中涉及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觉囊派与禅宗思想的某种关系。根据对这些教派思想与摩诃衍那思想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摩诃衍那禅思想对宁玛、噶举、萨迦、觉囊等宗派的影响，重点在佛性方面。摩诃衍那认为，觉即佛，众生本有佛性，由于被无明习气障覆无法显现，只有消除妄想，保持心净，才能显见。同样，宁玛派倡导“心性本净”、“心性光明”、“众生是佛”；心本自解脱，本自明朗，它分真心与妄心，真心乃本心，本体清净，妄心是真心被气引诱而成的，是凡夫心，凡心与佛心一体，众生与佛无二无别，众生心与佛心的差别在于迷悟，众生只要觉了一切境相都是心，“虽见表相，不执不取，这便是佛”，除心而外无别佛可求。宁玛派的这种观点与摩诃衍那的“无念”、“无思”，使心回归原初的清净状态的思想极为相近。

　　噶举派主张自心就是明空，一切众生之心本来光明，“不为轮回之浊所污损，不为涅架之净而增荣，这就是因位佛陀，也叫做如来藏”。众生心即是佛心。萨迦派的心性论基本上与宁玛、噶举二派相同，承认众生有佛性，而佛性即离戏论，修炼道果法是为了证内心实相，获得解脱。觉囊派所说的佛性——如来藏，本来清净，由于分别心而受污染，只有清除一切污染，才能使如来藏显现。在实践上，这几个宗派根据修行者的根器利钝差异而提出了顿修和惭修两种方法。摩诃衍那在这方面提出了凡圣在成佛过程中的差别，圣者立即自觉，凡者必须经过长期的惭修才能达到佛境，在坚持顿悟的同时，也强调惭修的必要性。可以肯定，宁玛等宗派在佛性方面多少受到了摩诃衍那思想的影响。宗喀巴则以“缘起”为立宗条件，将一切现象看成是待缘而起，把心性论、本体论、认识论全部纳入“缘起”条件下进行阐释，从而否定众生皆有佛性。这就是格鲁派批评摩诃衍那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受摩诃衍那“无念”、“无思”思想影响的他派一部分僧人不习经文，不解经义，不守戒律，用全不思维、全不作意的方法实践修行，追求成佛。格鲁派认为这种思想本身违背了正统的佛教思想，不但对藏传佛教发展不利，也造成了僧伽队伍混乱，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不宜在藏区实行。因此，宗喀巴规定格鲁派僧人必须戒定慧三学并重，遵循从显教到密教、从低级向高级、循序渐进的修习方法。

　　不管怎样，禅宗思想对藏传佛教的影响是可以肯定的，具体影响在哪些方面，影响程度如何，由于受篇幅所限，于此不再赘述，容另撰文探讨。

　　[索南才让(汉名许得存)，1962年生，青海省乐都人，现为西藏民族学院民族学系教授。长期以来从事藏传佛教研究，发表有《西藏密教史》、《西藏宗教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觉囊派教法史》等论着、译着多部，以及论文四十余篇。)

《禅宗思想在西藏的传播和影响——八世纪吐蕃桑耶寺僧诤研究》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