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补汉传佛教之不足，“整理宗风，阐扬佛化”。续明虽然没有到过西藏，但学习藏传佛教的目的十分明确。他在《我入康求学的志趣》中说：“我西进的主要目的是学其文字……究极的讲，我愿意将来能够做到：(一)汉藏互译，俾能充实汉藏佛教。(二)做些有益于国家边防与联络，能够这样的互通有无，不但彼此在文化上可以沟通，就是民族感情也益臻亲密。质朴地说，西行的最低目的是想把西藏文学通，以能够阅读藏文书籍，多知道一些佛学胜义，至于沟通文化、联络民族感情的工作，要看我将来的身体与学识是否胜任而决定。最低目的若没有达到，决不同汉地”。[11]这也是其他人赴藏学法的目的。
汉藏佛教都属于大乘佛教系统，不同之处却颇多。藏文经典多译自梵文原本，不但保持了其原貌，内容真实。大乘佛教中观和唯识两大学派之末流中观应成派、自续派、中观瑜伽行派的论着，藏文中基本齐备，而汉文只译有自续派清辨论师之着述，对了解和研究大乘佛教全部宗派思想造成不便。密教被划分事部、行部、瑜伽部及无上瑜伽部，汉译只有前三部中的部分，无上瑜伽部经典缺译，而藏文密典齐全。据妙舟法师不完全统计，汉、藏文《甘珠尔》中戒律部，藏译24种，汉译12种；般若部，藏译23种，汉译11种；华严部、蛊积部，汉、藏文同为1部和49种；经集部，藏译273种，汉译164种；涅槃部，汉、藏文一样；密咒类，藏译427种，汉译96种。藏译共-799种，汉译共335种，相差464种。《丹珠尔》，藏译共670种，汉译75种，相差595种。法舫曾在《海潮音》上撰文说：“中国佛教信众之思想无轨道，患无完密之组织，中心之建立，不患无法。当如何依中国之国民性，仿觉道次第而组织教法，是教徒思想走人轨道一也，如何使密宗安立于七众律仪上二也，如何仿行黄教格西之考试制度三也，加何建立由凡夫人大觉之修学历程四也，此四者皆有赖于西藏佛教之助也”。[12]内地佛教图谋重兴，需借镜之处实在不少，道次第、律仪、考试制度和修学历程是参考的重点。学习藏传佛教或藏密不仅可以“补充汉传佛教所欠缺的晚期大乘佛教”，也可以作为改革复兴佛教的参考，从而能够沟通汉藏佛教文化，加深汉藏民族之间的感情。1925年，当留藏学法团到达汉口时，有几人阻拦他们西行，说西藏难去。法尊等人求法决心已定，回应说：西藏再难也难不过玄奘所行的高昌和法显所经的关隘。1926年，阻留四川甘孜藏区的求法者发誓说“赴藏求法乃吾齐之志愿，境愈困难，志愈坚定，纵令碎骨粉身，尚期来生满愿，何况其他乎！”[13]这种执着的求学精神和胸怀振兴中国佛教的宏大愿望，才促成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成就最大、影响最深，以及最有制度、有组织、有计划的西向求法活动。
经费是求法得以成功的保障，留藏求法团的经费主要来自政府提供与私人赞助。1930年，四川第21军军长刘湘以内地佛法经典残缺不全，研究唯识因明者难以融会，而西藏经典宏富，保存较为完整，故商四川省政府，通令该军驻区各县，限令3个月内筹款派僧人入藏学经。具体资助办法：“由县府召集佛教团体及寺庙住持共同商议，分担学费，推选比丘，以留学西康为第一步……留康费用，每人年需川洋两百元，除年费外，所有供养熬茶、衣具、住户及经典等临时费用，由全县寺院分担……将来比丘留康学成，经其根本喇嘛允许介绍，足以前赴拉萨者，在由各寺庙议担其费用”。[14]这项措施意外地成了太虚设立汉藏教理院的助因。之前，蒙藏委员会也有这样的计划，但遭到内政部反对而作罢。1937年，蒙藏委员会制定《汉藏互派僧侣游学办法》12条，计划每年补助汉藏僧各2名，“汉僧由佛教总会于6月前保送该会考核，合格者补助生活费80元；藏僧则由西藏地方政府避选，可得生活费120元，游学时间以5年为限。”[15]杨嘉铭统计，在赴藏学法者中，获得蒙藏委员会资助者有29人(也说12人)。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感情为资助求法的宗旨。
政府经费之外，还有不少来自私人的资助。大勇法师成立藏文学院和留藏学法团曾得到汤铸新、胡子笏、但努刚、刘亚休、陶初白等人资助。大勇法师病逝后，留藏学团改组“北平佛教藏文学院乙丑留藏学法团驻同学会”，以学会的名义进行募捐，得到朱庆润和杨万春等人资助。依靠自筹资金或个人能力求法者不多。
四、求法僧人的贡献
1915年，太虚大师针对佛教界存在的问题和社会上出现的“抢夺庙产、假借名义、毁像逐僧、苛派捐项、逼勒还俗”的弊端，撰《整理僧伽制度论》，主张派人留藏学密，以重兴密宗。1929年，他游欧美归国后，提出了针对巴利文、汉文和藏文三大语系佛法进 行研究的主张，激发了一批学僧西向求法的兴趣。留学拉萨的内地僧人返回以后，通过翻译、宣讲等方式译传藏传佛教，使内地各阶层人士了解了藏传佛教，并且将它传向海外，引起了广泛重视。藏传佛教不止密教仪轨，其教理、律仪、学道次第给了汉传佛教以巨大影响。总结求法僧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翻译藏文经典，奠定了藏传佛教研究的基础。翻译方面，以法尊和能海两位法师的贡献为最大。法尊对藏文佛教典籍的翻译始于1927年，在甘孜扎迦寺听讲《因明人门》、《现观庄严论》和《辨了义不了义论》等之后，试译宗喀巴的《缘起赞》，摘译《宗喀巴大师传》和《阿底峡尊者传》，发表在《海潮音》杂志上。1934年，第一次留藏回来后，他在重庆汉藏教理院配合教学翻译《菩提道次第广论》、《比丘学处》、《菩萨戒品释》等；1936年，在拉萨翻译了宗喀巴的另一部着作《辨了义不了义论》，次年译完《密宗道次第广论》。上述几部之外，他翻译的宗喀巴着作还有《人中论善现密意疏》、《集密五次第教授善现炬论》等。另外译出了克珠杰的《密宗道次第论》和嘉曹杰的有关着述；补译了汉文中没有的弥勒的《现观庄严论》、《辨法法性论》，陈那的《集量论》，法称的《释量论》，格敦珠(僧成)的《释量论疏》，将汉文《大毗婆沙论》译为藏文，共计29种以上。编写了《臧文文法》、《藏文课本》8册及《常识课本》6册、《西藏民族政教史》、《西藏佛教前弘期》、《西藏佛教后弘期》等。“他以毕生精力，从事藏文佛典的翻译工作和佛教教育工作，在沟通汉藏文化、交流汉藏佛学思想以及培养青年僧才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6]他以翻译藏文佛典、沟通汉藏文化为己任，成绩卓着。能海法师的特长是边译边讲，他翻译了《律海心要摄颂》、《菩提道显密修行次第科颂》、《菩提道次第心论》、《现观庄严论显明义疏》、《大威德生起次第入门津要》、《大威德怖畏金刚甚深道第二圆成次第》，摘译了《菩提道次第广论》等。观空法师曾任西藏日报社编译，在中国佛学院授课期间，指导学僧翻译了《中论文句释》、《四百论释》、《六十正理论释》、《宝蔓论释》、《释中论自续派》和《释中观应成派》等，弥补了汉文论着的不足，并撰文阐释藏传佛教教义。大勇法师翻译了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略论》。碧松翻译的《菩提道次第略论》在海外出版。这些译着不仅帮助内地学者了解藏传佛教，而且成为不懂藏文者研究宗喀巴佛学思想的重要参考书，至今仍然受到重视。
第二，作为沟通汉藏佛教文化的桥梁，带动内地学者学习、研究藏传佛教，加深了对藏族文化的了解，增进了汉藏僧人的交往。从零散的资料知道，留学拉萨的僧人回内地后，进人汉藏数理院和其他一些寺院从事讲授藏传佛教课。如法尊、严定、观空、密严等受聘于汉藏教理院；密哞受聘于法源寺；梦参到了青岛的湛山寺任力丈；密悟、隆果、慈青等人在四川的一些寺院教授藏传佛教和藏语文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能海法师的弟子遍天下，他先后在四川的近慧寺、汉旺杨云悟寺、广汉龙居寺、太平寺、五台山和上海、武汉、南京的一些寺院讲经、传戒、传法；在上海、成都、重庆和山西建立金刚道场，作为专门弘扬格鲁派密法的道场，培养出了普超、妙轮、隆莲、仁修、清定、智敏等承法弟子。在他们的积极努力下，藏密传承持续不断。从能海听法的军政要员和普通民众上千人，他们间接推动了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
第三，求法活动推动了港台及海外的藏传佛教研究。留藏求法僧中的不少人学成回到了内地，还有一些经印度去了港台和海外定居，留居内地求学僧的弟子中有些后来去了海外，直接推动了所在地的藏传佛教研究。欧阳无畏在台湾学界被誉为“持续传播藏学研究种子，使之在青黄不接时期维持不坠的重要人物”。1951年，他离开拉萨，经尼泊尔、印度，次年辗转抵台。1956年以后，受聘为政治大学边政系及边政研究所教授。开设藏文及与藏学有关的其他课程。1975年，开始于自宅“设绛账，依藏文原典，按照拉萨格鲁派三大寺五部大论的教育课程”，开讲《正理启门集论》、《宗义》、《现观庄严论》、《人中论》、《释量论》、《印度佛教史》、《内外宗义略论宝鬘论》、《因类学》、《现观庄严论善说金鬘》等。1991年，受聘为法光佛学研究所西藏佛学组指导教授，为台湾藏传佛教研究培养了一批中坚人才，“对于藏传显宗经典的翻译和研读的功劳极大”。他翻译了《宗喀巴传》，撰写了《喇嘛教之我见》、《西藏的喇嘛教》、《陈那以后之量论》、《藏尼游记》、《达旺调查记》等。
总之，留藏求法活动使内地佛寺、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开设了藏语文课，推动和加强了对藏传佛教的研究，增进了汉藏僧人的相互了解和汉藏民族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6][7][10][13]黄英杰. 民国密宗年鉴[z].台北：全佛文化出版社，1995：214～215、94、118、43、52。
[2]韩同，民国六十年来之密宗[M] . 台湾莲花经杜，1972。
[3][8]邢肃芝雪域求法记[M]，北京三联书店，2003:73。
[4][9]陈兵，邓子芝，二十世纪中国佛教[M] .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356。
[5]佛教藏文学院赴藏学法团行程规约及办事简章[J]. 海潮音，1927(民国15年1月)，(6：11)：1、3。
[11]续明，我入康藏求学的志趣[J].海潮音.1946(民国34年9月1日)，(26：8、9)12。
[12]法舫，欢迎法尊上人主持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事[J]海潮音，1935年(民国23年6月15日)，(15:6):7。
[14]四川派僧人入藏研究[J].威音，1931年(民国19年9月16日)，(18)
[15]梅静轩，民国以来的汉藏佛教关系(1912～1949)——以汉藏教理院为中心的探讨[J]台北：中华佛学学报，1999，(2):271
[16]高振农，刘新美，中国近现代高僧与佛学名人小传[M]上海：华东师范太学出版社，1990：165。
《民国年间(1912--1949年)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内地僧人赴藏求法》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