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3年3月，出生军旅的大勇随太虚出家。l921年，响应太虚法师之号召，随日僧觉随东渡师从金山穆韶学习东密，2年后回国在武汉开讲密法。1924年，在北京结识了蒙古族僧人白普仁，一同闭关修法，有缘接触藏密，又感东密不如藏密完备，率先于慈恩寺成立藏文学院，聘请格鲁派高僧多杰觉拔等人为导师教授藏语文和藏密知识，吸引了武昌佛学院和其他地方的不少僧人。年后，藏文学院改为“留臧学法团”，专究藏密。1925年4月13日，学法团由京出发，路经武汉、宜昌、重庆到嘉定，登峨眉山避暑。留藏学法团制定的《规约》写道预定汉口、宜昌、重庆、峨眉、成都、打箭炉、拉萨等处为七大站，“凡途中经过各口岸，若在该地停留或住宿时，同人出入盖必请假，并应严守时限，以免误事，或致多人久待”。[5]计划在峨眉山过夏，秋季去川边康定，第二年4月从康定出发入藏，准备留学10年。全团由院长负责，下设三股办事(总务股、事务股、法务股)；纪律严明，途中每日必须礼拜诵经、学语文4小时。1926年，团体经费出现困难，后援又接济不上，大勇法师召集团员宣布解散。1929年8月，大勇病逝于甘孜的扎迦寺。尽管留藏学法团成员未能全部进藏，却为藏密或藏传佛教爱好者进藏求学开了头。
资料反映，进藏求法的人中一种是组团进藏的，如大勇法师率领的留藏学法团和国民党中央委员黎丹在西宁组织的赴藏考察团。留藏学法团初建时人数有30多人，到川时有20多人，入康时只剩下17人。见于文献的有大勇、大刚、严定、观空、杜居士、超一、天然、密严、孙居士、圆住、会中、密哞、霍居士、恒照、朗禅、法尊、粟庵、智三、法舫、恒演、恒明、密慧、密学、密悟、广润、常光、慧深等人。学法团解散后，其中的一部分人先后结伴或独自进藏，他们是法尊、朗禅、慧深、广润、恒演、密悟、严定、观空、密严、密哞、大刚、常光等，就学于哲蚌寺。法尊两度拉萨，1930年第一次随安东格西进藏。次年春天，法尊同朗禅法师、堂光、慧深行抵昌都，朗禅与堂光从此先行，他与慧深暂住习法。是年到达拉萨，进入哲蚌寺师从安东格西学习因明及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等。1933年冬季经印度从海路回到内地，受聘于重庆汉藏教理院管理院务。1935年农历8月底再次进藏，次年正月抵达拉萨。安东格西病逝后，他从绛则法王、颇章喀大师重点学习戒律和对法。1936年8月应太虚大师和汉藏教理院催促由海路回来，请回藏文《大藏经》及《宗喀巴文集》。1931年10月21日，与法尊同去的朗禅法师病逝哲蚌寺。1935年，密悟和恒演入藏求法。密悟法师就读于哲蚌寺孟那康村，曾参加法会辩经得拉让巴格西学位，声望很高。密慧先于甘孜习法，1935年去拉萨进入哲蚌寺学经，后被驻藏办事处聘请为办事员，1949年办事处撤出西藏，他去了印度。
密严是大勇法师的弟子，曾在重庆汉藏教理院任事务主任，进藏后就读于哲蚌寺孟那康村，1937年还俗。观空曾在甘孜学法，1940年乘在印度朝圣之机，进抵拉萨，住哲蚌寺，从颇章喀活佛和康萨仁波切习法。194l年，能海法师在拉萨约观空、恒演、隆果、圆宾、胜聪、满度等人商议请康萨仁波切去内地弘法之事。
大刚是留藏学法团的主要成员，1929年大勇法师圆寂时他在成都。1930年，前往甘孜扎迦寺迎大勇灵骨回康定修塔。之后进藏深造，1945年病逝于拉萨。
黎丹组织的赴藏考察团成员全非僧人，但进藏后2人入哲蚌寺学经。考察团成员有欧阳无畏(君批极美)、杨质夫、王廷璋等。黎丹先于哲蚌寺习经，后师从喜饶等措回青海。欧阳无畏毕业于东北冯庸大学，1933年辗转来到青海，在第一师范学校教授英文和数理化等课程，受当地僧人影响对藏传佛教产生了浓厚兴趣，随即始学藏文，研读佛典。1934年赴藏“即于哲蚌寺之果芒学院出家，依止一位学问渊博之头等格西学习辩经；并屡次代表哲蚌寺与另外二大寺之僧侣辩论经义，经常凯旋而归”。[6]1940年，完成了《释量论》、《现观庄严论》、《入中论》及《俱舍论》等论着的学习，年底回到重庆，任教于中央大学及政治学校。1948年，再次入藏深造，继续在哲邦寺专心钻研。1951年，通过寺院辩经考试被推荐为拉让巴格西学位候选人，准备第二年参加大祈愿法会辩论，可是时局骤变，被迫离开西藏去了台湾。
结伴和独自进藏的人较多，可查证的有能海、永光、永轮、永严、融通、通孝、慧光、圆宾、满度、胜聪、隆果、满月、太空、慈青、转逢、碧松、梦参等。能海进藏前在康定跑马山寺庙潜心学习藏语文3年，1926年与永光、果蓉、传品、果瑶、巡思等人启程进藏，行至理塘被阻，次年抵那摩寺习六加行法，冬季返蓉。1928年6月，与永光、永轮、永严装扮戚藏族朝山者，自康定起程经大积寺，渡金沙江，2月后到昌都，9月27日抵达拉萨，进入哲蚌寺果芒扎仓的瓦述康村，跟随康萨仁波切习法5年。1932年，财力不足，取道印度回到上海。1940年，为了迎请康萨仁波切来内地传法率领弟子照通、融通、普超、正临、仁慈、清泉、澄心、慧光再次赴藏，先“令弟子从蒙藏委员会秘书李贵霖学藏文，后均住入哲蚌寺甲冗康村”。《民国密宗年鉴》1941年条记：“能海法师弟子融通、慧光二师学法相于哲蚌寺，自寻师承；普超、照通二师学仪轨，由能海自教；后从康萨喇嘛学上师无上供养观行法、时轮金刚大灌顶等四百多种灌顶、仪轨、金科、护摩、坛场法等”。[7]是年9月，康萨仁波切病逝，能海带着伤感返回内地。
转逢是来自厦门南普陀寺的一位退休老和尚，他独自一人进藏就学于哲蚌寺。碧松(邢肃芝、洛桑珍珠)曾两度进藏，1938年首次到藏入哲邦寺果芒扎仓学习。据他口述，苦读7年，学完五部大论，1944年底“参加了在摄政王面前的格西辩经，获得通过，成为西藏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拉让巴格西学位的汉人”。[8]其间考察了不少寺院及咱日等圣山。1945年再度西藏，1949年离藏。
梦参法师系东北人，是少数几个在色拉寺杰扎仓习经的汉僧之一，师从夏扎活佛，受到器重。由于其他原因，不久离藏回到北方，落脚于青岛湛山寺，任过方丈。在色拉寺学经的还有西康的康刚民。
除上述入藏的形式外，还有一部分人是由内地的西藏高僧带进的，见于文献的有张注旺、熊先名、隆义、阿旺江城等，前3人是由长期在内地弘扬藏密于1933年返藏的多杰觉拔格西带进的，住哲蚌寺，学业上很有成就。阿旺江城生于兰州，故称“兰州僧”。他从小失去父母，在兰州街头以乞讨为生，1909年赴京觐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十三世达赖喇嘛返藏路经兰州时发现并将其当作身边侍从带进西藏，授戒为憎，教学佛典，欧阳无畏和碧松初到西藏时拜他为师。1954年，悟谦法师去哲蚌寺学习，1959年离藏赴印。
总之，民国年间选择到康藏求法的内地僧俗弟子不少，为汉藏佛教文化的进一步沟通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促进作用。其中有多少人进藏求法、在藏待了多少年难以完全查实，他们的事迹无正史可考，只能从一些零散的文章中略知一二。据杨嘉铭统计，民初游学西藏的汉僧至少有54人，其中29人受到蒙藏委员会的资助，占53.7％。(《民初游学西藏的汉僧及其贡献》)哲蚌寺规模大，学习环境宽松，高僧集中，入藏学法者多在这里。据碧松口述，他在西藏期间哲蚌寺学佛的汉人有几千人，他们分别来自东北、河北、山西、四川、福建等不同地方。色拉寺也有少数汉僧。
三、赴藏求法的动机和经费来源
近代以来，国难迭起，灾荒遍地，面对诸多挑战和撞击，“佛教徒振兴改革、护教弘法的热宏愿被激唤而起，在政教分离、基本上失去当政者扶植的情况下，中国佛教界依靠自己力量自觉发起了一场复兴运动”。[9]佛教的全国性组织不断建立，以促进佛教徒团结起来，推动佛教复兴运动，并进行改革。当时不步康藏活佛僧人纷纷来内地传法，他们当中有格鲁派的九世班禅、白普仁、七世章嘉活佛、多杰觉拔，宁玛派的诺那活佛、贡嘎活佛及萨迦派的根桑活佛等，在内地的佛教界、政界掀起了一股崇尚藏密的热潮。
从宗教方面说，汉藏两系佛教均属于北传大乘佛教，不论在形式上、思想体系上都有许多歧异。尤其藏密在文献、修持、义理等方面有其特长之处，可以补充汉传佛教和东密之不足或欠缺。宽融法师曾撰《西藏宗喀巴大师之革命日整顿支那佛教之方针》一文，列举了中国佛教衰颓之病源：滥收徒众、违制传戒、嗣法肆滥、贸易经忏，提出依宗喀巴的做法组织团体、振兴教育、严申戒律、实行利他的整顿思路。反映了以藏传佛教来补充汉传佛教不足的愿望。大勇法师了解内地佛教，曾东渡日本学过“东密”，他成立藏文学院、组建留藏学法团是深深地感觉到藏密比东密的完备，有许多可以借鉴和吸取的东西。在其之前，有章嘉活佛和部分雍和宫僧人传授密法，然风气未开，从者不多。1921年，吕澄和汤住心等人始译藏文经籍；次年欧阳竞无在南京创办“内学院”，开设藏语文和藏文文法课程，着手编撰《藏汉词典》。但“均属研究性质”，对客观全面地了解和传播藏传佛教所起的作用并不大。1925年，能海法师在南京内学院遇到一位学员对他说：“西藏佛教极为丰富，汉地未译者，藏地均有，汉地已译而藏地缺如者甚少，故学法应至西藏”[10]于是决定与原赴武昌佛学院进修的同戒、果瑶相约去藏，永光、果蓉、传品也愿同去。恒演法师说：“瞻习之下，始觉西藏佛教圆满殊胜，博大精深，如值甘露、如获异宝”。赴藏学法非一时之兴趣，而是诚心学习藏传佛教，以…
《民国年间(1912--1949年)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内地僧人赴藏求法》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