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3年3月，出生軍旅的大勇隨太虛出家。l921年，響應太虛法師之號召，隨日僧覺隨東渡師從金山穆韶學習東密，2年後回國在武漢開講密法。1924年，在北京結識了蒙古族僧人白普仁，一同閉關修法，有緣接觸藏密，又感東密不如藏密完備，率先于慈恩寺成立藏文學院，聘請格魯派高僧多傑覺拔等人爲導師教授藏語文和藏密知識，吸引了武昌佛學院和其他地方的不少僧人。年後，藏文學院改爲“留臧學法團”，專究藏密。1925年4月13日，學法團由京出發，路經武漢、宜昌、重慶到嘉定，登峨眉山避暑。留藏學法團製定的《規約》寫道預定漢口、宜昌、重慶、峨眉、成都、打箭爐、拉薩等處爲七大站，“凡途中經過各口岸，若在該地停留或住宿時，同人出入蓋必請假，並應嚴守時限，以免誤事，或致多人久待”。[5]計劃在峨眉山過夏，秋季去川邊康定，第二年4月從康定出發入藏，准備留學10年。全團由院長負責，下設叁股辦事(總務股、事務股、法務股)；紀律嚴明，途中每日必須禮拜誦經、學語文4小時。1926年，團體經費出現困難，後援又接濟不上，大勇法師召集團員宣布解散。1929年8月，大勇病逝于甘孜的紮迦寺。盡管留藏學法團成員未能全部進藏，卻爲藏密或藏傳佛教愛好者進藏求學開了頭。
資料反映，進藏求法的人中一種是組團進藏的，如大勇法師率領的留藏學法團和國民黨中央委員黎丹在西甯組織的赴藏考察團。留藏學法團初建時人數有30多人，到川時有20多人，入康時只剩下17人。見于文獻的有大勇、大剛、嚴定、觀空、杜居士、超一、天然、密嚴、孫居士、圓住、會中、密哞、霍居士、恒照、朗禅、法尊、粟庵、智叁、法舫、恒演、恒明、密慧、密學、密悟、廣潤、常光、慧深等人。學法團解散後，其中的一部分人先後結伴或獨自進藏，他們是法尊、朗禅、慧深、廣潤、恒演、密悟、嚴定、觀空、密嚴、密哞、大剛、常光等，就學于哲蚌寺。法尊兩度拉薩，1930年第一次隨安東格西進藏。次年春天，法尊同朗禅法師、堂光、慧深行抵昌都，朗禅與堂光從此先行，他與慧深暫住習法。是年到達拉薩，進入哲蚌寺師從安東格西學習因明及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廣論》和《密宗道次第廣論》等。1933年冬季經印度從海路回到內地，受聘于重慶漢藏教理院管理院務。1935年農曆8月底再次進藏，次年正月抵達拉薩。安東格西病逝後，他從绛則法王、頗章喀大師重點學習戒律和對法。1936年8月應太虛大師和漢藏教理院催促由海路回來，請回藏文《大藏經》及《宗喀巴文集》。1931年10月21日，與法尊同去的朗禅法師病逝哲蚌寺。1935年，密悟和恒演入藏求法。密悟法師就讀于哲蚌寺孟那康村，曾參加法會辯經得拉讓巴格西學位，聲望很高。密慧先于甘孜習法，1935年去拉薩進入哲蚌寺學經，後被駐藏辦事處聘請爲辦事員，1949年辦事處撤出西藏，他去了印度。
密嚴是大勇法師的弟子，曾在重慶漢藏教理院任事務主任，進藏後就讀于哲蚌寺孟那康村，1937年還俗。觀空曾在甘孜學法，1940年乘在印度朝聖之機，進抵拉薩，住哲蚌寺，從頗章喀活佛和康薩仁波切習法。194l年，能海法師在拉薩約觀空、恒演、隆果、圓賓、勝聰、滿度等人商議請康薩仁波切去內地弘法之事。
大剛是留藏學法團的主要成員，1929年大勇法師圓寂時他在成都。1930年，前往甘孜紮迦寺迎大勇靈骨回康定修塔。之後進藏深造，1945年病逝于拉薩。
黎丹組織的赴藏考察團成員全非僧人，但進藏後2人入哲蚌寺學經。考察團成員有歐陽無畏(君批極美)、楊質夫、王廷璋等。黎丹先于哲蚌寺習經，後師從喜饒等措回青海。歐陽無畏畢業于東北馮庸大學，1933年輾轉來到青海，在第一師範學校教授英文和數理化等課程，受當地僧人影響對藏傳佛教産生了濃厚興趣，隨即始學藏文，研讀佛典。1934年赴藏“即于哲蚌寺之果芒學院出家，依止一位學問淵博之頭等格西學習辯經；並屢次代表哲蚌寺與另外二大寺之僧侶辯論經義，經常凱旋而歸”。[6]1940年，完成了《釋量論》、《現觀莊嚴論》、《入中論》及《俱舍論》等論著的學習，年底回到重慶，任教于中央大學及政治學校。1948年，再次入藏深造，繼續在哲邦寺專心鑽研。1951年，通過寺院辯經考試被推薦爲拉讓巴格西學位候選人，准備第二年參加大祈願法會辯論，可是時局驟變，被迫離開西藏去了臺灣。
結伴和獨自進藏的人較多，可查證的有能海、永光、永輪、永嚴、融通、通孝、慧光、圓賓、滿度、勝聰、隆果、滿月、太空、慈青、轉逢、碧松、夢參等。能海進藏前在康定跑馬山寺廟潛心學習藏語文3年，1926年與永光、果蓉、傳品、果瑤、巡思等人啓程進藏，行至理塘被阻，次年抵那摩寺習六加行法，冬季返蓉。1928年6月，與永光、永輪、永嚴裝扮戚藏族朝山者，自康定起程經大積寺，渡金沙江，2月後到昌都，9月27日抵達拉薩，進入哲蚌寺果芒紮倉的瓦述康村，跟隨康薩仁波切習法5年。1932年，財力不足，取道印度回到上海。1940年，爲了迎請康薩仁波切來內地傳法率領弟子照通、融通、普超、正臨、仁慈、清泉、澄心、慧光再次赴藏，先“令弟子從蒙藏委員會秘書李貴霖學藏文，後均住入哲蚌寺甲冗康村”。《民國密宗年鑒》1941年條記：“能海法師弟子融通、慧光二師學法相于哲蚌寺，自尋師承；普超、照通二師學儀軌，由能海自教；後從康薩喇嘛學上師無上供養觀行法、時輪金剛大灌頂等四百多種灌頂、儀軌、金科、護摩、壇場法等”。[7]是年9月，康薩仁波切病逝，能海帶著傷感返回內地。
轉逢是來自廈門南普陀寺的一位退休老和尚，他獨自一人進藏就學于哲蚌寺。碧松(邢肅芝、洛桑珍珠)曾兩度進藏，1938年首次到藏入哲邦寺果芒紮倉學習。據他口述，苦讀7年，學完五部大論，1944年底“參加了在攝政王面前的格西辯經，獲得通過，成爲西藏曆史上第一位獲得拉讓巴格西學位的漢人”。[8]其間考察了不少寺院及咱日等聖山。1945年再度西藏，1949年離藏。
夢參法師系東北人，是少數幾個在色拉寺傑紮倉習經的漢僧之一，師從夏紮活佛，受到器重。由于其他原因，不久離藏回到北方，落腳于青島湛山寺，任過方丈。在色拉寺學經的還有西康的康剛民。
除上述入藏的形式外，還有一部分人是由內地的西藏高僧帶進的，見于文獻的有張注旺、熊先名、隆義、阿旺江城等，前3人是由長期在內地弘揚藏密于1933年返藏的多傑覺拔格西帶進的，住哲蚌寺，學業上很有成就。阿旺江城生于蘭州，故稱“蘭州僧”。他從小失去父母，在蘭州街頭以乞討爲生，1909年赴京觐見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的十叁世達賴喇嘛返藏路經蘭州時發現並將其當作身邊侍從帶進西藏，授戒爲憎，教學佛典，歐陽無畏和碧松初到西藏時拜他爲師。1954年，悟謙法師去哲蚌寺學習，1959年離藏赴印。
總之，民國年間選擇到康藏求法的內地僧俗弟子不少，爲漢藏佛教文化的進一步溝通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促進作用。其中有多少人進藏求法、在藏待了多少年難以完全查實，他們的事迹無正史可考，只能從一些零散的文章中略知一二。據楊嘉銘統計，民初遊學西藏的漢僧至少有54人，其中29人受到蒙藏委員會的資助，占53.7％。(《民初遊學西藏的漢僧及其貢獻》)哲蚌寺規模大，學習環境寬松，高僧集中，入藏學法者多在這裏。據碧松口述，他在西藏期間哲蚌寺學佛的漢人有幾千人，他們分別來自東北、河北、山西、四川、福建等不同地方。色拉寺也有少數漢僧。
叁、赴藏求法的動機和經費來源
近代以來，國難疊起，災荒遍地，面對諸多挑戰和撞擊，“佛教徒振興改革、護教弘法的熱宏願被激喚而起，在政教分離、基本上失去當政者扶植的情況下，中國佛教界依靠自己力量自覺發起了一場複興運動”。[9]佛教的全國性組織不斷建立，以促進佛教徒團結起來，推動佛教複興運動，並進行改革。當時不步康藏活佛僧人紛紛來內地傳法，他們當中有格魯派的九世班禅、白普仁、七世章嘉活佛、多傑覺拔，甯瑪派的諾那活佛、貢嘎活佛及薩迦派的根桑活佛等，在內地的佛教界、政界掀起了一股崇尚藏密的熱潮。
從宗教方面說，漢藏兩系佛教均屬于北傳大乘佛教，不論在形式上、思想體系上都有許多歧異。尤其藏密在文獻、修持、義理等方面有其特長之處，可以補充漢傳佛教和東密之不足或欠缺。寬融法師曾撰《西藏宗喀巴大師之革命日整頓支那佛教之方針》一文，列舉了中國佛教衰頹之病源：濫收徒衆、違製傳戒、嗣法肆濫、貿易經忏，提出依宗喀巴的做法組織團體、振興教育、嚴申戒律、實行利他的整頓思路。反映了以藏傳佛教來補充漢傳佛教不足的願望。大勇法師了解內地佛教，曾東渡日本學過“東密”，他成立藏文學院、組建留藏學法團是深深地感覺到藏密比東密的完備，有許多可以借鑒和吸取的東西。在其之前，有章嘉活佛和部分雍和宮僧人傳授密法，然風氣未開，從者不多。1921年，呂澄和湯住心等人始譯藏文經籍；次年歐陽競無在南京創辦“內學院”，開設藏語文和藏文文法課程，著手編撰《藏漢詞典》。但“均屬研究性質”，對客觀全面地了解和傳播藏傳佛教所起的作用並不大。1925年，能海法師在南京內學院遇到一位學員對他說：“西藏佛教極爲豐富，漢地未譯者，藏地均有，漢地已譯而藏地缺如者甚少，故學法應至西藏”[10]于是決定與原赴武昌佛學院進修的同戒、果瑤相約去藏，永光、果蓉、傳品也願同去。恒演法師說：“瞻習之下，始覺西藏佛教圓滿殊勝，博大精深，如值甘露、如獲異寶”。赴藏學法非一時之興趣，而是誠心學習藏傳佛教，以…
《民國年間(1912--1949年)漢藏佛教文化交流——內地僧人赴藏求法》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