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補漢傳佛教之不足，“整理宗風，闡揚佛化”。續明雖然沒有到過西藏，但學習藏傳佛教的目的十分明確。他在《我入康求學的志趣》中說：“我西進的主要目的是學其文字……究極的講，我願意將來能夠做到：(一)漢藏互譯，俾能充實漢藏佛教。(二)做些有益于國家邊防與聯絡，能夠這樣的互通有無，不但彼此在文化上可以溝通，就是民族感情也益臻親密。質樸地說，西行的最低目的是想把西藏文學通，以能夠閱讀藏文書籍，多知道一些佛學勝義，至于溝通文化、聯絡民族感情的工作，要看我將來的身體與學識是否勝任而決定。最低目的若沒有達到，決不同漢地”。[11]這也是其他人赴藏學法的目的。
漢藏佛教都屬于大乘佛教系統，不同之處卻頗多。藏文經典多譯自梵文原本，不但保持了其原貌，內容真實。大乘佛教中觀和唯識兩大學派之末流中觀應成派、自續派、中觀瑜伽行派的論著，藏文中基本齊備，而漢文只譯有自續派清辨論師之著述，對了解和研究大乘佛教全部宗派思想造成不便。密教被劃分事部、行部、瑜伽部及無上瑜伽部，漢譯只有前叁部中的部分，無上瑜伽部經典缺譯，而藏文密典齊全。據妙舟法師不完全統計，漢、藏文《甘珠爾》中戒律部，藏譯24種，漢譯12種；般若部，藏譯23種，漢譯11種；華嚴部、蠱積部，漢、藏文同爲1部和49種；經集部，藏譯273種，漢譯164種；涅槃部，漢、藏文一樣；密咒類，藏譯427種，漢譯96種。藏譯共-799種，漢譯共335種，相差464種。《丹珠爾》，藏譯共670種，漢譯75種，相差595種。法舫曾在《海潮音》上撰文說：“中國佛教信衆之思想無軌道，患無完密之組織，中心之建立，不患無法。當如何依中國之國民性，仿覺道次第而組織教法，是教徒思想走人軌道一也，如何使密宗安立于七衆律儀上二也，如何仿行黃教格西之考試製度叁也，加何建立由凡夫人大覺之修學曆程四也，此四者皆有賴于西藏佛教之助也”。[12]內地佛教圖謀重興，需借鏡之處實在不少，道次第、律儀、考試製度和修學曆程是參考的重點。學習藏傳佛教或藏密不僅可以“補充漢傳佛教所欠缺的晚期大乘佛教”，也可以作爲改革複興佛教的參考，從而能夠溝通漢藏佛教文化，加深漢藏民族之間的感情。1925年，當留藏學法團到達漢口時，有幾人阻攔他們西行，說西藏難去。法尊等人求法決心已定，回應說：西藏再難也難不過玄奘所行的高昌和法顯所經的關隘。1926年，阻留四川甘孜藏區的求法者發誓說“赴藏求法乃吾齊之志願，境愈困難，志愈堅定，縱令碎骨粉身，尚期來生滿願，何況其他乎！”[13]這種執著的求學精神和胸懷振興中國佛教的宏大願望，才促成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成就最大、影響最深，以及最有製度、有組織、有計劃的西向求法活動。
經費是求法得以成功的保障，留藏求法團的經費主要來自政府提供與私人贊助。1930年，四川第21軍軍長劉湘以內地佛法經典殘缺不全，研究唯識因明者難以融會，而西藏經典宏富，保存較爲完整，故商四川省政府，通令該軍駐區各縣，限令3個月內籌款派僧人入藏學經。具體資助辦法：“由縣府召集佛教團體及寺廟住持共同商議，分擔學費，推選比丘，以留學西康爲第一步……留康費用，每人年需川洋兩百元，除年費外，所有供養熬茶、衣具、住戶及經典等臨時費用，由全縣寺院分擔……將來比丘留康學成，經其根本喇嘛允許介紹，足以前赴拉薩者，在由各寺廟議擔其費用”。[14]這項措施意外地成了太虛設立漢藏教理院的助因。之前，蒙藏委員會也有這樣的計劃，但遭到內政部反對而作罷。1937年，蒙藏委員會製定《漢藏互派僧侶遊學辦法》12條，計劃每年補助漢藏僧各2名，“漢僧由佛教總會于6月前保送該會考核，合格者補助生活費80元；藏僧則由西藏地方政府避選，可得生活費120元，遊學時間以5年爲限。”[15]楊嘉銘統計，在赴藏學法者中，獲得蒙藏委員會資助者有29人(也說12人)。溝通漢藏文化、聯絡感情爲資助求法的宗旨。
政府經費之外，還有不少來自私人的資助。大勇法師成立藏文學院和留藏學法團曾得到湯鑄新、胡子笏、但努剛、劉亞休、陶初白等人資助。大勇法師病逝後，留藏學團改組“北平佛教藏文學院乙醜留藏學法團駐同學會”，以學會的名義進行募捐，得到朱慶潤和楊萬春等人資助。依靠自籌資金或個人能力求法者不多。
四、求法僧人的貢獻
1915年，太虛大師針對佛教界存在的問題和社會上出現的“搶奪廟産、假借名義、毀像逐僧、苛派捐項、逼勒還俗”的弊端，撰《整理僧伽製度論》，主張派人留藏學密，以重興密宗。1929年，他遊歐美歸國後，提出了針對巴利文、漢文和藏文叁大語系佛法進 行研究的主張，激發了一批學僧西向求法的興趣。留學拉薩的內地僧人返回以後，通過翻譯、宣講等方式譯傳藏傳佛教，使內地各階層人士了解了藏傳佛教，並且將它傳向海外，引起了廣泛重視。藏傳佛教不止密教儀軌，其教理、律儀、學道次第給了漢傳佛教以巨大影響。總結求法僧人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第一，翻譯藏文經典，奠定了藏傳佛教研究的基礎。翻譯方面，以法尊和能海兩位法師的貢獻爲最大。法尊對藏文佛教典籍的翻譯始于1927年，在甘孜紮迦寺聽講《因明人門》、《現觀莊嚴論》和《辨了義不了義論》等之後，試譯宗喀巴的《緣起贊》，摘譯《宗喀巴大師傳》和《阿底峽尊者傳》，發表在《海潮音》雜志上。1934年，第一次留藏回來後，他在重慶漢藏教理院配合教學翻譯《菩提道次第廣論》、《比丘學處》、《菩薩戒品釋》等；1936年，在拉薩翻譯了宗喀巴的另一部著作《辨了義不了義論》，次年譯完《密宗道次第廣論》。上述幾部之外，他翻譯的宗喀巴著作還有《人中論善現密意疏》、《集密五次第教授善現炬論》等。另外譯出了克珠傑的《密宗道次第論》和嘉曹傑的有關著述；補譯了漢文中沒有的彌勒的《現觀莊嚴論》、《辨法法性論》，陳那的《集量論》，法稱的《釋量論》，格敦珠(僧成)的《釋量論疏》，將漢文《大毗婆沙論》譯爲藏文，共計29種以上。編寫了《臧文文法》、《藏文課本》8冊及《常識課本》6冊、《西藏民族政教史》、《西藏佛教前弘期》、《西藏佛教後弘期》等。“他以畢生精力，從事藏文佛典的翻譯工作和佛教教育工作，在溝通漢藏文化、交流漢藏佛學思想以及培養青年僧才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16]他以翻譯藏文佛典、溝通漢藏文化爲己任，成績卓著。能海法師的特長是邊譯邊講，他翻譯了《律海心要攝頌》、《菩提道顯密修行次第科頌》、《菩提道次第心論》、《現觀莊嚴論顯明義疏》、《大威德生起次第入門津要》、《大威德怖畏金剛甚深道第二圓成次第》，摘譯了《菩提道次第廣論》等。觀空法師曾任西藏日報社編譯，在中國佛學院授課期間，指導學僧翻譯了《中論文句釋》、《四百論釋》、《六十正理論釋》、《寶蔓論釋》、《釋中論自續派》和《釋中觀應成派》等，彌補了漢文論著的不足，並撰文闡釋藏傳佛教教義。大勇法師翻譯了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略論》。碧松翻譯的《菩提道次第略論》在海外出版。這些譯著不僅幫助內地學者了解藏傳佛教，而且成爲不懂藏文者研究宗喀巴佛學思想的重要參考書，至今仍然受到重視。
第二，作爲溝通漢藏佛教文化的橋梁，帶動內地學者學習、研究藏傳佛教，加深了對藏族文化的了解，增進了漢藏僧人的交往。從零散的資料知道，留學拉薩的僧人回內地後，進人漢藏數理院和其他一些寺院從事講授藏傳佛教課。如法尊、嚴定、觀空、密嚴等受聘于漢藏教理院；密哞受聘于法源寺；夢參到了青島的湛山寺任力丈；密悟、隆果、慈青等人在四川的一些寺院教授藏傳佛教和藏語文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能海法師的弟子遍天下，他先後在四川的近慧寺、漢旺楊雲悟寺、廣漢龍居寺、太平寺、五臺山和上海、武漢、南京的一些寺院講經、傳戒、傳法；在上海、成都、重慶和山西建立金剛道場，作爲專門弘揚格魯派密法的道場，培養出了普超、妙輪、隆蓮、仁修、清定、智敏等承法弟子。在他們的積極努力下，藏密傳承持續不斷。從能海聽法的軍政要員和普通民衆上千人，他們間接推動了藏傳佛教在內地的傳播。
第叁，求法活動推動了港臺及海外的藏傳佛教研究。留藏求法僧中的不少人學成回到了內地，還有一些經印度去了港臺和海外定居，留居內地求學僧的弟子中有些後來去了海外，直接推動了所在地的藏傳佛教研究。歐陽無畏在臺灣學界被譽爲“持續傳播藏學研究種子，使之在青黃不接時期維持不墜的重要人物”。1951年，他離開拉薩，經尼泊爾、印度，次年輾轉抵臺。1956年以後，受聘爲政治大學邊政系及邊政研究所教授。開設藏文及與藏學有關的其他課程。1975年，開始于自宅“設绛賬，依藏文原典，按照拉薩格魯派叁大寺五部大論的教育課程”，開講《正理啓門集論》、《宗義》、《現觀莊嚴論》、《人中論》、《釋量論》、《印度佛教史》、《內外宗義略論寶鬘論》、《因類學》、《現觀莊嚴論善說金鬘》等。1991年，受聘爲法光佛學研究所西藏佛學組指導教授，爲臺灣藏傳佛教研究培養了一批中堅人才，“對于藏傳顯宗經典的翻譯和研讀的功勞極大”。他翻譯了《宗喀巴傳》，撰寫了《喇嘛教之我見》、《西藏的喇嘛教》、《陳那以後之量論》、《藏尼遊記》、《達旺調查記》等。
總之，留藏求法活動使內地佛寺、高等院校、科研單位開設了藏語文課，推動和加強了對藏傳佛教的研究，增進了漢藏僧人的相互了解和漢藏民族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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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年間(1912--1949年)漢藏佛教文化交流——內地僧人赴藏求法》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