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 在成正觉以后，马鸣随即改口以“佛”称之，如〈阿惟三菩提品〉第十四后半：
逮得无尽法，一切智明朗。……。甘蔗族仙人，诸有生天者，见佛出兴世，欢喜充满身。……。佛于彼七日，禅思心清净。
“逮得”“一切智”指成等正觉，成正觉后，赞文的主角即被称为“佛”，而见于“见佛出兴世”及“佛于彼七日”两句赞文中。
称未成佛以前的释迦为“菩萨”，这是“菩萨”一词在佛教场合最早的出处，涉及了佛教“菩萨”思想乃至“大乘”思想的起源。
马鸣在当时的佛教中被称呼为“譬喻师”，“譬喻”的含义是善用事例来说明佛法中高深的道理。传世的譬喻经由后汉支娄迦谶的《杂譬喻经》一卷、吴康僧会《旧杂譬喻经》二卷，至北齐求那毗地所译的《百喻经》四卷。在譬喻的过程中除了引用古往今来的事迹作例子，其中更采用甚多佛在世教化的事例，由此因缘引出完整的佛传乃至念佛三昧“生身观”的禅法，成为大乘发展重要的一支。
第三节 纪元后秣菟罗地区的佛像制作
上二节叙述了从部派佛教开始，经、论中即有不少有关“佛陀”功德的描述。在纪元后，西北印地区由于马鸣等人对佛陀一生事迹的宣扬，将当地的佛教思想，集中至以“佛陀”为重心。形成以“佛陀”为重心的思想后，接下来的发展便是“造像”与“禅法”，前者是对所有佛教徒，后者只局限于出家众。
印度佛教造像有二个中心，一是位在西北印的犍陀罗，一是属于中印度范畴的秣菟罗。两个地区在纪元后皆有大量的佛像制作，但对于这些佛像，目前学界尚有二个重要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答：首先是什么动机促使佛教徒制作佛像？接著是什么地方首先制作佛像，犍陀罗？还是秣菟罗？
中印度地区的佛教造像较犍陀罗有更悠久的历史，其中包含与释迦佛有关的“佛传”、“因缘”与“本生”。但这些中印度纪元前的佛教造像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色，即其中从不曾有佛像，遇到需要释迦佛出现的场合，如佛传或佛陀作为供养的主尊时，则以佛座、佛足印、菩提树或释迦在家所戴的宝冠代替。但制作未成佛前的释迦菩萨像[注29]及本生故事中释迦的过去菩萨身[注30]则不被禁止。这些造像虽没有直接的佛像，却可用来说明制作佛像的思想背景与动机已然形成，那就是造像者接受了佛灭度以来《阿含经》中有关佛传的记载，而将之形诸造像。
中印度佛教由纪元前以来不直接制作佛陀像的传统，不论是出之于戒律条文的限制，或是当时佛教界约定成俗的规定，皆不利于秣菟罗的佛像制作。但即使在这种条件的限制下，秣菟罗仍至迟在迦腻色迦王一世三年，即西元八一年，依经典所载佛的三十二相，造出了完整圆雕的释迦立像，那便是由巴拉(Bala)比丘所造，现藏于印度Sarnath博物馆的秣菟罗式佛立像[注31](图一)。虽然为避开中印度自纪元前以来不许直接造佛像的限制，而在铭文中将此像称之为“菩萨”(Bodhisattva)，但并不妨碍此像是依佛经所载佛三十二相而造的认定。故部派时代《阿含经》中及论典中对佛陀三十二相的描述，成为纪元后佛像制作的主要思想背景。若更进一步依据同为秣菟罗所造一佛二菩萨碑像的纪年来论断，上述立佛一类最早的制作年代还可能提前。
这件一佛二菩萨碑像便是现藏于美国Kimbell博物馆，有迦腻色迦王一世四年的铭记(西元八二年)。在造像的年代上此碑像与上述佛立像间只差一年，但若注意两者的造像内容，则发现其间有很大的差异。Kimbell的碑像其主尊为作与愿印的坐佛，在坐佛的两后侧，尚有两尊作贵族服装，具华丽装饰的“菩萨”像。由单独的佛像至菩萨立于主尊佛像两侧成为“胁侍菩萨”，有其重大的佛法含义，是纪元后印度佛教“菩萨”思想兴起后的结果。
在部派时代，出家众修行是以证得无生的四果“阿罗汉”为目标，证阿罗汉的进一步便可证入佛果，故在部派的修证体系中，“罗汉”是通往成佛之道的不二途径[注32]。这种看法到“菩萨”思想出现以后才发生改变，如释迦佛过去本生中以菩萨身奉行六度才是成佛的正确途径。故在新的思惟下，“菩萨”才是唯一能继承佛果的因地，这种思想下的代表人物便是当时盛行造像的“弥勒菩萨”。“菩萨”取代“罗汉”成为佛果唯一的继承人，表现在犍陀罗佛像底座上多有一菩萨像，说明佛与菩萨间的传承关系。虽然部派所依的《阿含》中即提到弥勒菩萨继释迦之后成佛，但要形诸于具体的造像，才能确定当时的佛教徒已完全体认了这段经文的含义。
由于上述菩萨思想的确立，菩萨在造像中取得了进入佛像主尊旁成为胁侍的地位才有了学理的根据。这种菩萨进入胁侍位置的发展过程，也可在秣菟罗的造像中找到相对应的遗迹，那便是现藏于Munich博物馆的一件坐佛碑像(图二)，其整个造像的构图与Kimbell者类似，但主尊的胁侍菩萨只有左后方的一尊，右后方的另一尊则尚没有出现，表现此碑像为介于前述巴拉立佛与Kimbell三尊像间的过渡。
这种过渡的时间不可能太短，故即使假设西元八二年的Kimbell三尊像为秣菟罗最早的三尊像，则类似巴拉比丘所造的立佛像年代仍应往前提早几十年，而将秣菟罗最早的佛像制作年代提早至纪元一世纪的上半叶。
秣菟罗地区所造的佛像，由于所附带的铭文较多，故造像的年代能被较完整的建立，若加上一些佛像发展上有关的假设来连贯前后，其佛像的形成较容易理出一个头绪。
第四节 纪元后西北印与“释迦佛”有关的造像
犍陀罗地区到目前为止虽没有发现类似中印度般纪元前的佛塔及相关的佛教造像，但也因此之故犍陀罗并没有早期中印度忌讳造佛像的传统。同时前文提及，西北印地区不但有一般《阿含》经典对佛相好描述，亦有部派论典对念佛相好的了解，当地的譬喻师如马鸣等，更将原来只对释迦佛相好的了解，扩大至整个释迦佛的一生，并阐发其中蕴含的佛教深义。稍后的禅者僧伽罗刹便在其著名的禅典《修行道地经》中将佛陀三十二相的崇拜敬仰转化为具体的禅观--“像观”。由经典、论典到禅典所贯穿起来的佛陀思想，成为犍陀罗制作佛像的最主要动力，在此先由几件有明确纪年的犍陀罗造像作为讨论的开始。
藏在Calcutta博物馆，出土于犍陀罗旧都Charsada, Lauriyan Tangai的一尊佛陀立像(图三)，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犍陀罗式造像，其年代由铭文推定为西元六年[注33]，这同时也是目前印度所知最早有纪年的佛像。
此石刻为单尊立像，头部已不存，披犍陀罗式的袈裟，两手末端已残。两侧并无任何胁侍，两足平立于方形基座上。座分上下两层，其间并无狮子像。上层为身上有装饰的“菩萨”像，两旁各有二位站立的供养人。下层则为铭文。
单尊的佛陀像，不单表示犍陀罗的佛教徒将经典所描述具三十二相的佛陀，化为具体的造像，而且没有胁侍的单尊像，也使得以三十二相为禅观内容的“像观”行者，可以直接拿来作为禅观的所缘。
然而立佛像底座上的菩萨像却值得特别注意。在犍陀罗早期的单尊佛像，在底座上常伴随著菩萨像；反之单尊的菩萨像在底座上亦常出现佛像。笔者认为这与纪元后西北印地区“菩萨”思想的兴起有关，“菩萨”取代罗汉成为成就佛道的主要管道。故佛像底座有菩萨像，表示佛陀以菩萨为继承者；菩萨像底座有佛像，表示菩萨以佛道为目标。
菩萨与佛陀间所建立衔接关系进一步表现在Shah-Ji-Ki-Dheri出土迦腻色迦王所造的舍利盒上[注34](图四、五)。此舍利盒的年代约在西元七八-一○○年，盒的顶端铸有一坐佛及二尊左右胁侍的菩萨，与秣菟罗Kimbell西元八二年的佛三尊像约略同时，故不论单尊佛像或佛三尊像，犍陀罗与秣菟罗两地造像的年代约略相同，也看不出彼此相互的影响，说明了两地的佛像制作同时受了《阿含经》中佛传及佛陀相好内容的影响。佛与菩萨这层关系的进一步表现则是稍后犍陀罗的造像中，出现多件菩萨与过去五佛或七佛合造在一起的碑像(图六)。过去七佛是明确地表达过去七尊出世的佛陀，前尊佛与后尊佛间传承的关系，其最后一尊释迦佛之后接上了现在的弥勒菩萨，表示此菩萨是释迦佛未来唯一的继承者。
犍陀罗的造像便在纪元一世纪由佛像与菩萨像的相互穿梭揭开了序幕。但由于纪元后西北印地区的佛教思想已由“佛陀”扩展至整个释迦佛的一生，由释迦的出生、出家、证道、说法，乃至入于涅槃，故犍陀罗的佛教造像除了佛、菩萨像外，也出现了所谓“佛传”与“因缘”的造像。此等造像大都为碑像，而且多为单一的场景，很少连续的情节，一个场景叙述释迦一生中的一个情节。
也因“菩萨”思想的进一步开展，释迦过去生中以菩萨度人的“本生”(Jataka)也随之受重视，故犍陀罗的“本生”故事造像也随之出现。但相对而言，犍陀罗地区的“佛传”造像较多，而“本生”故事较少，且故事内涵较之中、西、东印度，有其地域上的特色。若进入了中亚的龟兹石窟，“本生”故事则相对地增加。
这些“佛传”及“本生”故事的造像，对当地的佛教徒有其教化的作用，故这些造像大都被放置在佛塔塔基四周的立面上，或是刻在佛塔覆
#092;的下缘，皆是人们站立时视野所及的高度。故佛教徒在旋绕佛塔时，便可随著级级而上的阶梯，细数释迦过去今生的所作所为。
第五节 二～四世纪西北印“念佛”禅法的形成
纪元后西北印以“释迦佛”为中心的佛教，其发展的阶段大致是：先有当地经典及高僧对“释迦佛”的描述及提倡而在佛教徒间形成思想与共识，接著佛教徒将对“佛陀”的思想化为具体的造像，最后佛教徒中的禅修者再将造像的内容化为可行的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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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传大乘佛教的起点--纪元后西北印以“释迦佛”为中心的思想、造像与禅法(赖鹏举)》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