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者舍财与之，四者为娉上族，五者教以世事。”[46]《优婆塞戒经》 如此解释我们要行孝、要供养父母的原因之外，更说明我们要如何供养父母。该经说：

　　言东方者即是父母。若人有能供养父母衣服、饮食、卧具、汤药、房舍、财宝，恭敬礼拜赞叹尊重，是人则能供养东方。[47]

　　《优婆塞戒经》所言供养父母的方法，事实上就是大乘经中所言之“财施”，或奉养父母的意思。初期大乘的经典已经到奉养父母，不要使父母受饥寒的事，《优婆塞戒经》在此不过重申初期大乘的伦理道德信仰。初期大乘视“财施”为护法的行迳，以“财施”供养父母，在大乘宗教化伦理道德活动之下，自然也被视为是一种护法行迳。

　　大乘涅槃系虽然在孝观上承袭初期大乘的信仰无改，但是大乘涅槃系的作者却对大乘孝观的发展非常重视，为此，大乘涅槃系的作者便制出许多前所未有的孝经作为提倡供养父母的孝观之作品。这些作品，无论是以什么样子的故事为背景，都一律在于强调供养父母的孝观之重要性。这些经典包括《佛说盂兰盆经》[48]、《菩萨睒子经》[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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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北凉昙无谶译，《优婆塞戒经》，卷3，T.1488，vol.24，页1047。

　　46. 同前。

　　47. 同前。

　　48. 西晋竺法护译，《佛说盂兰经》，T.685，vol.16，页779。

　　49. 附西晋录，《菩萨睒子经》，T.175，vol.3，页43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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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经典及收录于《杂宝藏经》等经中《王子以肉济父母缘》及《鹦鹉子供养盲父母缘》等经典[50]。从这些作品，我们不但可以看出大乘涅槃系非常重视父母生前的供养，而且也非常重视父母死后的供养，更注意对母亲之供养。有名的《佛说菩萨睒子经》或《佛说睒子经》就是记述睒子如何取悦其父母及供养其父母的故事。《佛说睒子经》说：

　　睒至孝仁慈，奉行十善不杀、不盗、不淫、不欺诳、不饮酒、不妄语、不嫉妒。信道不疑，昼夜精进，奉侍父母如人侍天，言常含笑不伤人意。行则应法，不妄倾邪，于是父母即大欢悦，无复忧愁[51]。

　　从这段经文的记载，我们很清楚地可以看出，睒子是位行“十善法”的大乘孝子。该经文为了说明供养父母之重要性，甚至将睒子如何随父母入山修行，如何供养父母及如何被迦夷国王用箭射中，懊恼不能供养父母的故事作了详细的陈述。该经说，睒子有一日披鹿皮衣，提水瓶到河边去为父母汲取饮水，迦夷国王适时看到，误以为鹿而将其杀之。被箭射杀的睒子，并不伤已被杀之痛，一心仍然惦记父母在自己死后无人供养之事，心中非常懊恼，便对迦夷国王说：

　　我不惜身，但念我盲父母耳。年既衰老、两目复盲、一旦无我，亦当终没无瞻视者，以是之故而懊恼耳[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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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元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T.203，vol.4，页447-449。

　　51. 西晋沙门圣坚奉诏译，《佛说睒子经》，T.175，vol.3，页438c。

　　52. 同前，页43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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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说睒子经》所要阐明的是，生时供养父母的重要性，为供养父母，甚至牺牲性命在所不惜。大乘涅槃系所造的《盂兰盆经》则是说供养父母，甚至在其等死后也要尽一切力量供养的经典。《盂兰盆经》经文一开始便说，佛弟子目莲为了供养死后在地狱受苦的母亲，他入地狱取饮食供养母亲，但却无法成就其供养之孝行，不能供养母亲，目莲心中感到非常痛苦，于是目莲前去见佛，希望佛能助其供养母亲之行。佛感目莲之孝行及天下孝子之孝行，便订每年七月十五这一日为“盂兰盆”，即供养现在及死去七世父母的特别节日。《盂兰盆经》说：

　　十方众僧于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时，当为七世父母及现在父母厄难中者具饭百味、五果汲灌盆器、香油锭烛、床敷卧具、尽世甘美以著盆中，供养十方大德众僧，……其有供养此等自恣僧者，现在父母、七世父母、六种亲属、得出三途之苦，应时解脱衣食自然。若复有人父母现在者福乐百年，若已亡七世父母，生天自在化生，入天华光，受无量快乐。([53]

　　由《盂兰盆经》这段经文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供养僧人或法师的护法行迳是与供养父母的孝行意义完全相同。换言之，供养父母的孝行，对大乘涅槃系的作者而言，亦是一种行世法的护法方式。因此该经说：只要每年七月十五日这一天，用供养僧人或法师的方法行供养的仪式，俗人便能完成供养父母的心愿或目的，或该经所说的，“欲度父母，报乳哺之恩”的目的[54]。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乘涅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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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佛说盂兰盆经》，T.685，vol.16，页779b。

　　54. 同前，页77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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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作者，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说明大乘的孝观或孝行，其说明的内容都没有离开其护法信仰，或世法信仰的内容，都以“财施”或“生身供养”作为世人行孝的方法及内容。因此，大乘涅槃系所提出的大乘孝观或孝行可以说是其宗教化世俗活动的一个重要证据，而其宗教化世俗伦理活动的方法，不外是用护法的信仰内容及方法作为世人行孝的伦理活动标准；如果不合乎这个标准，就如初期大乘经典所说的，不但不能成为佛弟子或大乘人，甚至还要下地狱受苦。

　　四、大乘孝观在中国的发展

　　大乘孝观的成立及发展既与大乘护法信仰的关系如此密切，印度与中亚诸王在接受大乘信仰之际，尤其是在采用佛教转轮王观治国的情况下，必都非常重视大乘伦理的实践及孝观的推行。印度及中亚诸王发展大乘孝观的实际情况，笔者尚未做过研究，故不能在此作谈，但是中国发展大乘孝观的形，却正如笔者所预料的，与历代中国皇帝之崇信大乘或采转轮王观治世有相当的关系。换言之，大乘孝观在中国的发展，除了与大乘信仰之流行有关之外，也是一种中国政治力量发展的结果。大乘的孝经自后汉译入中文之后，大乘孝经陆续便传入中国，尤其是西晋之后，随著大乘涅槃系著作之孝经亦传入中国。[55]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接受佛教转轮王思想作其治世传统的是北凉的沮渠蒙逊(BC 412-433)北凉王沮渠蒙逊在河西之凉州(今武威)定都之后，便召中印度僧人昙无谶为其译经及开窟造像。北凉所译的大乘经文基本上都是与大乘涅槃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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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佛说睒子经》、《盂兰盆经》及《杂宝藏经》等经都是西晋之后传入之大乘涅槃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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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有关的作品，而且这些作品与北凉当时，在发展的佛教转轮王传统有密切的关系。这些作品如：《大般涅槃经》、《大方等大集经》、《大方等无想经》、《金光明经》、《悲华经》及《弥勒上生经》等经典，实际上不只是用来作了解大乘涅槃系及佛教转轮王观的作品，而且也是用来做开窟造像用[56]。北凉凉王蒙逊做为一位大乘信徒及佛教转轮王，便有以孝子之名传世的记载。蒙逊母亲去逝之后，他不但为其母造像，就是在其母死后，他开凿敦煌石窟的原因也与其念母亲恩德之因缘有关[57]。

　　北凉亡后，北魏虽经过一场历史上最大的毁佛事件，但是当高宗文成帝继位之后(453)，文成便一面用北凉僧人师贤及昙曜为其发展转轮王之治国传统，并继印度及中亚之转轮王法之发展法，在云冈等地开窟造像。云冈可以说是北魏早期转轮王发展史的一处历史记录。云冈的开凿几乎皆由昙曜一手包办[58]。昙曜在为北魏发展转轮王思想期间，于延兴二年(472)受诏与吉加夜译出《杂宝藏经》。[59]《杂宝藏经》是一部大乘涅槃系说佛教伦理及孝道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昙曜当时以北凉沙门统或国师身份，译出《杂宝藏经》的意义为何非常明显。那就是，北魏在发展转轮王观之际，不忘推动大乘孝观的实践。由北凉凉王及北魏之例，我们便可以看出，中国皇帝在接受佛教转轮王治世观时，亦将大乘信仰世俗化或世俗伦理大乘化。《杂宝藏经》所说的大乘孝道或孝行亦以供养父母的思想为行孝的基础。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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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见古正美，<再谈宿白的“凉州模式”>，1987年第一届国际敦煌石窟会议论文，将刊登于近期之《敦煌研究》。

　　57. 见释道世撰，《法苑珠林》，卷13，T.2122，VOL.53，页387。

　　58. 有关北魏毁佛及云冈之建造请见古正美，<北魏初期儒学发展的问题>，收入《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齐鲁书社，一九八九)，页917-37及古正美，<再谈宿白的“凉州模式”>一文。

　　59. 见宋志磐撰，《佛祖统纪》，卷37，T.2035，vol.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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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接受大乘涅槃系孝行的信仰非常彻底，主要的原因是，北魏一代自文成开始到北魏灭亡八十多年的时间里，北魏历代皇帝都采用大乘之转…

《大乘佛教孝观的发展背景(古正美)》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