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见制有“父母恩重经幢”；又松本文三郎博士在《支那佛教物——经幢》也记有，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及宋太平兴国二年(977)见制有“父母恩重经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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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淳化二年(991)所制的巨型“报父母恩重经变画”的绢画等实物，我们就可以看出太宗时代大乘孝行被重视的情形，何况文献上亦记有省才于至道元年(995)进“盂兰盆仪”之事。[72]宋太宗之宏扬大乘是否与其有意采转轮王观治世之事有关，笔者不很清楚，但是宋代因为官方提倡大乘信仰的关系，而见“盂兰盆仪”成为官方之宗教信仰仪式及大乘孝经用各种形式被提倡。由此可见，官方提倡大乘思想与大乘孝行之流行自始至终皆有不可分离的关系。
从宋初淳化二年所制的绢画及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89)在四川大足留下的“大报父母恩重经变相”的摩崖雕刻，我们都可以看出，有宋一代大乘孝观的提倡都用护法的造像内容或方法，即护法模式提倡大乘孝观。北宋淳化二年所制的“报父母恩重经变画”制作的内容，基本上是依《佛说父母恩重经》的经文内容制作而成的一幅大型绢画。此幅绢画的绘画内容共分为两大部份：(1)绢画顶部之七佛像及七佛像下方的佛塔及两侧的七宝物造像部份；(2)第一部份下方的坐佛对大众说法图及“报父母恩重经变画”部份。由于此绢画上之佛、物像及故事像傍皆有文字题款，故我们知道，绢画第一部份之七佛造像各为：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迦叶佛、南无俱那含牟尼佛、南无俱(那提)佛、南无毗舍浮佛、(尸)弃佛及南无毗婆尸佛；七宝各为转轮王之随身七宝：兵宝，珠宝、藏宝(大臣宝)在七佛像下佛塔的右侧，玉女宝、马宝及金轮宝在佛塔的左侧。按大乘涅槃系之作品《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及《现在贤劫千佛名经》的说法，南无毗婆尸佛、南无(尸)弃佛及南无毗舍浮佛为过去千佛之最后三位佛；而南无俱(那提)佛、南无拘那含牟尼佛、南无迦叶佛及南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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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佛祖统记》，卷43，页4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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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迦牟尼佛则为现在下生千佛中的最先四位佛。[73]大乘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不但相信转轮王与菩萨会不断的下生人间救度众生，而且也相信，过去有千佛下生，现在及未来也有千佛，甚至亿万佛要下生为众生说法。大乘这种信仰很显然的是出自其“法身”不灭的信仰。由于有千佛下生的信仰，大乘信者甚至因此而不厌其烦地在其经中数说这些千佛的名字及其下生的因缘。兰州省博物馆所收藏的这幅绢画所制的七佛像有现在佛像，也有过去佛像，这些佛像所代表的意义，不论是过去或现在，所要说明的就是，佛以“法身供养”的姿态在三世间作护法的工作。中国七佛的造像首见于北凉时代所流行于河西、敦煌及吐鲁番一带的所谓“北凉石塔”的七佛造像。“北凉石塔”建造的内容因为取自《千佛因缘经》之经文，故在该石塔上所见之七佛名称与兰州保存之绢画上所见之七佛名称完全不同，[74]由此可见，中国七佛造像的内容并不固定。兰州省博物馆所存之绢画上之七佛像虽与“北凉石塔”之七佛造像取材不同，但是兰州省博物馆所收藏的绢画上之七佛画像的出现与“北凉石塔”之七佛造像在石塔上出现的意义完全相同，都是要说明“法身供养”的护法概念。
大乘涅槃系在造经时，已经非常喜欢用一佛一转轮王的护法模式作为其造经的主题，因此我们便见有《佛说弥勒下生经》及《悲华经》这种大乘涅槃系以一佛一转轮王行护法为主题的作品。第三世纪半左右之后，大乘涅槃系在罽宾；即犍陀越崛起、造经，也是为了替当时的小月支王迦尼色迦宣扬佛教的转轮王思想。大乘涅槃系的学者，在步初期大乘学者之后尘之际，除了制作许多如《悲华经》、《弥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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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阙译人名，《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T.446，vol.14，页375c。及阙译人名，《现在贤劫千佛名经》，T.447，vol.14，页376a。
74. 见古正美，<再谈宿白的“凉州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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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生经》及《大般涅槃经》之经典之外，甚至更用这些经文作为其造像的题材，说明佛与转轮王的护法关系及方法。现存于巴基斯坦拉后(Lahore)博物馆石牌编号1135及石牌编号572的造像内容即是取自《悲华经》中所记之一佛一转轮王的护法模式的经文造像内容。[75]从拉后博物馆所保存之这两块石牌上的造像，我们因此知道，在转轮王法或传统发展的过程当中，用实物造像的方法也是一种宣扬转轮王法的方法。第五世纪初期当北凉的凉王沮渠蒙逊在取用佛教转轮王传统时，他除了由昙无谶主持翻译与转轮王思想有关的大乘涅槃系经典之外，也用昙无谶为其开窟造像作宣传。因此在北凉一代的造像中，我们便见有石塔的七佛一转轮王及“供养”的护法模式，一佛一转轮王的护法模式及千佛与菩萨行“生身供养”的护法模式流通。[76]这些护法模式无论是以什么内容为主题，其造像的主要内容都具有代表“法身供养”的佛像及代表“生身供养”概念的转轮王像、菩萨像或甚至供养人像为造像的内容。换言之，无论护法模式的内容出现何种变化，其造像的基本概念，都具有代表“法身供养”的概念及代表“生身供养”的概念为造像的主题或内容。
我们在兰州省博物馆所见到的绢画，实际上是两组护法模式所组成的绘画内容。第一组的护法模式就是绢画上方第一部份的造像内容，七佛代表“法身供养”的概念，“佛”塔及其两侧的七宝造像则代表“生身供养”的概念。我们在绢上虽见不到转轮王交脚的造像，但是从佛塔两侧散画转轮王七宝的绘画结构或方式，我们乃可以猜测，坐在佛塔中之佛像即是转轮王像。拉后博物馆所保存之两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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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可参见John M. Rosenfield,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一书中之图片部份之二石碑。
76. 见古正美，<再谈宿白的“凉州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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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华经》一转轮王一佛的造像石碑，虽说是以一佛一转轮王为造像之主题，两座石碑上所见的转轮王像却以各种不同的姿态造在石碑上，《悲华经》在说明转轮王无诤念成佛的过成故事时，不但提到转轮王与诤念如何供养佛，如何听佛说法，如何退处宫内静处思惟成佛之事，而且也提到佛为转轮王授记成佛的场面。[77]《悲华经》中所记这些转轮王与佛关系的故事细节，都一一搬上拉后两座石碑上，成为转轮王行“生身供养”部份的造像。在拉后两座石碑上，转轮王成佛的相貌也被造在转轮王成佛的故事之中，转轮王成佛的造像，因此也被造像者视为是“生身供养”的造像。北宋淳化年间所制的绢画作画者，对于护法模式的作画方法一定非常清楚，他在绢画上虽将转轮王像画作成佛的像貌，但是为了说明佛塔中所坐的人物是一位转轮王，因此便在佛塔的两侧加入了转轮王七宝的画像及名称，说明绢画上此处的绘画是作“生身供养”之说明。绢画上七佛的画像与转轮王的坐佛像因此便组成绢画上第一组的护法模式画像。
绢画上第二组的护法模式画像比较容易辨认。在绢画第一组护法模式画的下方便见有一坐佛对大众说法，为大众围绕；坐佛做“法身供养”或“法施”的情形非常显明。第二组护法模式的“生身供养”画像即是“报父母恩重经变画”的内容。大乘认为，供养父母与供养法师、佛塔、佛经及佛像的意义皆相同，都是做“生身供养”的护法方法。“报父母恩重经变相”绢画的作画目的既是要阐扬供养父母的思想，这些经变画像自然可以视为是“生身供养”的画像。
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在四川大足建造之“父母恩重经变相”之摩崖雕刻，即今宝顶山大佛湾编号15号的造像，也是一处依护法模式造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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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北凉昙无谶译，《悲华经》，T.167，vol.3，页17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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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孝经“变相”像。按《大足石刻研究》的报告，全像约可分为三层；龛之上层为七佛像，中层为“父母恩重经变相”，下层右壁为阿鼻地狱图。[78]由《大足石刻研究报告》所记，虽然四川大足之“父母恩重经变相”内容之造像与甘肃淳化二年所绘之“报父母恩重经变相”内容不同，但是四川大足宝顶山之摩崖石刻也用七佛之造像做为“法身供养”像，“报父母恩重经变相”做为“生身供养”像。两组造像因此组成为一护法模式的造像。大足“父母恩重经变相”群雕除了“佛前祈嗣”之造像外，其余十组造像，即“怀胎守护恩”、“临产受苦恩”、“生子忘忧恩”、“咽苦吐甘恩”、“推干就湿恩”、“乳哺养育恩”、“洗濯不净恩”、“为造恶业恩”、“远行怀念恩”及“究竟怜悯恩”的造像内容，主要的都是以阐扬父母养育子女之苦劳为主题，按尤晦的说法，“这些情节和内容基本上与敦煌曲中之“十恩德”、“十种缘”、“孝顺乐”，以及《敦煌变文集》里的《父母恩重经讲经文》是一致的，特别是“十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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