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多地方就译为“性”；sattva就相当于英文beingness，以前我们把它译为“有情”，实应译为“有性”。因为“有性”能让我们认识到“萨”是“有”的抽象本性。西方哲学中beingness是绝对的“是”本身，是存在的一种本性、特性，存在的本性就是理性，因此，西方哲学把beingness称为理性，那么，萨也应指“理性”，菩提萨则似应重新翻译成“认识“理性一”。再有，《波你尼经》1.4.57用sattva兼指生物、无生物，即一般存在物，英文“being”也指生物，由此也映证了sattva与being同义，而这一义就是芸芸众生之义，正是这一义使“是”成为了是者。“佛”的一义也是指终极存在，什么是佛
佛的本性是什么
众生有没有佛性
能否成佛
这些问题中的“佛”即指绝对存在。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佛是“是”，佛陀化身应该指“是”本身的变化，佛的“三十二相”就应是“是”的三十二种在语法上、词汇上、词根上的不同变化形式，佛经中也确实存在着这些变化形式。如佛性即是“佛”的一种变化形式。据霍韬晦先生考证，佛性的梵文是buddhadhatu，其中包含着“是(dhatu)”的词根，可见，佛性明显与“是”有关。再有，如来也是“是”。《金刚经威仪寂静分》中关于如来的定义：“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在梵文的两个“是”的词根中，as：具“由自身而来并立于自身之中”之义，意味着as“无所从来”，因为“无所从来”就不是从外部而来，而只能从自身中来；Bhu具“自身足以自立出来并维系在自身之中”之义，被表述为“亦无所去”，因为“亦无所去”就不能从自身中出去，只能维系在自身之中；因此，如来的定义包含着as和bhu。
佛教哲学中除具有“是”外，还具有许多与英文to be相同的词形变化和语法变化特征，身是梵文kaya的义译，是附加于词的语尾，有“集合、多”之义，说明古梵文存在着词尾语法变化特征。如佛教根据“是”的名词和分词形式对事物进行分类。界的梵文“dhatu”来自于bhu，它是“是”的名词或分词形式。《大乘义章八末》：“界别为界，诸法性别，故名为界”，《止观五上》：“界名界别，也名性分”，诸法的分别根据“界”来区分，也即是根据事物的“是”的名词或分词形式对事物进行分类。佛教据此把事物分为地界(pathavi-dhatu)、水界(apo-dhatu)、火界(tejo-dhatu)、风界(vayo-dhatu)等。再有，世俗有(samvrti—sat)、施设有(即假有prajnapti-sat)、实体有(dravya-sat)、胜义有(paramartha-sat)，则根据“是”的名词(sat)形式对事物进行的另一种分类法。再有，佛经中一些与认识论有关的词汇也与“是”有关，如“修习”的梵文bhaavanaa来自于bhu；“意念”的梵文satipathaana，“安般守意”的梵文anapanasati，“六根”的梵文sadayatana，“六境”的梵文sad-visayah，都与sat有关；阿赖耶识其梵文bhavanga，它由“有分识”发展而来，意为“是”的一部分，指“是”的最潜在的意义。上述这些，都是认识论意义上“是”的名词或分词形式。
我国佛经中，“作”指一件行为的过程，“有”指一件行为的完成。也即“作”可以看做是进行时态，“有”则是完成时态，“作”和“有”隐藏着“是”的语法特征。“缘起”这一名称的由来也可能与古梵文语法有关。古梵文语法把词干加上后缀称为“缘”。Bhu是一个动词，不能作主语。当需要由它作主语时，它必须缘起后缀tathata而成为bhutatathata，因此bhutatathata不是一个动词，是一个具形容词性质的分词，或是一个名词，它可以作主语。从这里看出，我们以前认识的佛教最高哲学范畴“真如”其实是一个是者，而佛教也把对“是”的研究变成了对“是者”的研究。同样，西方哲学也由于be缘起了ing而成为being，把对“是”的研究变为对“是者”的研究。缘起使动词成为了名词，推测缘起的这一语法特征也许与“名出于动”的语法有关，也许就是后来的英文动词作主词时，必须用它相应的动名词、分词或不定式等，而动词不能作主词的语法形式相类似。但由于我们翻译的原因而丧失了这些古梵文乃至印欧语系的语法特征。
英文to be还派生出许多词根上存在“是”联系的词汇，隐藏着“是”在逻辑上的联系，佛经中同样存在着这一现象。如stha(立)、vas(住)、vid(见)、vrt(转)等；其中，stha(立)、vas(住)表示常在而有形象意味的存在；由vid变来的vidate是见、被见，如量论pramana-vidya，因明hetuvidya，无明avidya；Vartate意为“转、活动、存在”；Nasti，na bhavat，na vidyate．na vartate等．意为不存在、不出现、没有过，不见有、不知，不通行等。它们都存在着“是”的词根上的联系，但被我们翻译成为不同的汉语词汇，立、住、见、转等这些汉语不存在词根上“是”的联系，因而丧失了它们在词根上的联系。
再有，佛教还具有“是”的逻辑理性。前面已经论述了菩萨是理性，此处，我们再论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词的“理性”含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梵文Anuttara-samyaksambodhi，其中Anuttara意为“主要”，samyaksambodhi是“正等正觉”，旧译为“无上正遍觉”、“无上正遍知”等，指能觉知佛教一切“真理”，能“如实”了知一切事物，从而达到无所不知的一种智慧。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无上正等”表述了在所有事物中已经处于最高级的、没有其它能够超越它的、具有最高最大普遍性的概念，它可转换成现代“绝对的”或“最高的”等词汇；“正觉”指一种正确的认识，可理解为“观念”、“智慧”等；那么“无上正等正觉”可以重新翻译成“绝对观念”。“绝对观念”是黑格尔哲学上的一个词，专指“纯思”，即“是”的思维，那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是佛教的“纯思”——“是”的思维。西方哲学“是”的思维即理性思维，那么佛教的“是”思维也应是理性思维，因为菩萨是理性，这个理性就是“是”思维。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还反映了佛教形而上学的特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无上正等正觉”这一义中，“无上”指在所有有形相事物之上，“无上”就是“形而上”；“正觉”是“智慧”、“学问”；那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形而上的学问”、或“形而上的智慧”，也即“形而上学”!“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一句中，“发……心”是“发生、有……兴趣”之意，“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对智慧有兴趣，也就是“爱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即是“爱智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既是形而上学，也是“爱智”，哲学就是爱智，更进一步证明佛教哲学与古希腊哲学具有相同的特征。
再有，“真如”具有“如是呈现的状态”之义，相当于“是其所是的存在”之义，因此，“真如”就是亚里士多德的“being asbeing”，也即形而上学。
上面我们列举佛经中的“是”，证明了“是”是佛教哲学中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意义，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古印度哲学是“是”的哲学，佛教哲学也是“是”的哲学。但由于我国古圣回避“是”的结果，既回避了一些词汇在“是”词根上的联系，也回避了“是”的语法特点，还把“是”的逻辑推理也回避了，使佛教向我国传播的新思想完全丧失。海德格尔曾感慨希腊人对“是”的分析水平是无可比拟的，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期待人们来理解的表达方式简直闻所未闻，我们的力量本质上较为薄弱，不仅缺乏词汇，而且首先缺乏“语法”，以致2000多年来的哲学成为了，一场语言游戏。可以看出，用我国古代文化来表达佛教哲学，也是既缺乏词汇，又缺乏语法，因此，我国以往所传播的佛教文化就是一场语言游戏。
陈康先生曾认为，我国把古希腊“是”翻译成有、在，是为了迁就中国人的说话和思想的习惯而牺牲掉希腊原文是对哲学爱智求真的精神，是决不可取的。佛教传入我国，古圣正是为了迁就国人的说话和思想的习惯，才回避了佛教哲学中的“是”，使我们违背了佛教哲学的爱智求真精神，因此，同样是不可取的。
我国古圣把佛经中的“是”翻译成有、在、实，是因为我国古代无系词“是”。但佛教传入我国已经2000多年了，不管以前我们如何回避、篡改“是”，系词“是”也应该对我国的文化产生某种影响，也应该在我国的文化史上留下某些蛛丝痕迹。一个较明显的证据是，根据王力先生的考证，汉语系词“是”出现于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叶，在此之前，我国只有代词“是”。王力先生把系词“是”的出现看成是自然而然的事。但笔者注意到佛教大约也于此时传人中国，汉语系词“是”的产生与佛教的传人在时间上相吻合，因此，推测汉语系词“是”的出现可能是由于佛教传人影响的结果。换句话说，佛教的传人把我国的代词“是”转变成为了系词“是”。由于系词“是”是佛教影响的结果，它也首先在佛经中获得应用，如在魏晋六朝所翻译的佛经如《道行般若品》卷10，《阿阇佛国经》上下卷，《般若三昧经》三卷，《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等就可见“是”字被大量应用。再后。系词“是”发展成熟，才走出佛经并被普遍使用。但由于当时代词“是”刚转变为系词“是”，古圣还不习惯于系词“是”的用法和思维，因此尽力把佛经中的“是”译为其它词汇，而回避了“是”。
近年来，学术界已经认识到应该用“是”来重新翻译、理解希腊哲学，对希腊哲学来一次重建，以求正确认识希腊哲学。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利用“是”来解读佛经，使佛经处于“无蔽”状态，使佛教的真理显现出来。因为，我国的“是”具有显现的功能，《说文解字》：是作，训为直(正见也)，从日正。又说：“以日为正则曰是，从日正会意。天下之物莫不正于日也”，指在阳光正射下万物无所遮蔽地显现出来。而且，除利用“是”来解读佛教哲学外，还应该利用西方哲学的思维方法、概念范畴、理论形式、话语等形式积极诠释、改造和更新佛教哲学。基于以上的认识，笔者认为，我们必须借助现代哲学成果为佛教哲学来一次语言学转向，我们也须让说着古汉语的佛经转向说着现代汉语，确切地说，让说着古汉语的佛经转为说着西方哲学用语的佛经，也许能帮助我们揭示原创者所用文字之真正意义，使佛教哲学发展成为一套可理解的、具逻辑规范的哲学，为佛教哲学走向现代化，为以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发展力，这也许是研究佛教哲学的一种新思路。再有，利用“是”来解读佛经，还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中的一些谜团，认识到两者的相似性。因为，佛教哲学是我们的异质文化，西方哲学也是我们的异质文化，这两大文化都是人类历史上十分宝贵的文化，都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它们在我国一直处于平行发展状态，如果让希腊哲学和佛教哲学在我们国土上碰撞，互相借鉴、对比，把这两种哲学融合成一种新的、为我所吸收的哲学，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2000多年前，佛教的传人使我们的“是”由代词转变为系词，今天，借助西方哲学“是”的逻辑思维的冲击，希望能为我们的“是”增加了“是”的逻辑思维，以改变我国逻辑不发达的状态，这将是我国之大幸。
摘自：《五台山研究》2007年第1期
《佛教哲学中的“是”(林晓辉)》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