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两者合称为菩提达摩多罗。
六、南宗雪峰系初祖。《祖堂集》实际上是以南宗雪峰一系为主线的禅籍，其对祖师的排列，七佛称为佛，印度二十七祖称尊者，东土祖师称和尚，而第一个称和尚的是达摩。由此可见，静、筠两位作者也是视达摩为禅宗东土第一祖的。
这种祖师地位的确立，既是达摩对禅宗影响的必然结果，又是这种影响得以进一步强化的基础。随着禅宗的发展，“祖师西来意”与“祖意教意”之别，成为禅宗中的话头，这个祖师就是达摩，此类话头时时在提示达摩的影响力。
从达摩禅学思想的特点看其影响
达摩禅法的基本特点大致可以概括六点：理行双运、定慧兼修禅法特点；如来藏和般若结合的理论建构；以道德修养为主旨的行入方式；以修心为核心的禅修方法；藉教悟宗的宗教建设方针；民间化的宗教发展方向。这些特点不但对于禅宗产生不同的影响，乃至对于整个中国文化，都有一定的影响。此类特点，也证明了达摩对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努力。
一、理行双运、定慧兼修及其影响。
达摩的禅学思想可以用二入四行来概括。二入为理入和行入，代表着禅理和禅行，理论和修行，慧和定。这一理行双运、定慧兼修的特点对佛教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谈。
第一，达摩比天台宗人更早地提出禅理和禅行统一观。从中国佛教一般的特点来看，北方重禅修，重定，南方重义理，重慧。所以北方多出定学高僧，南方多出义学高僧。在佛教宗派史的研究中，一般认为天台宗将南北方的两种不同传统整合起来，以止观双修统一南北方佛教。但达摩的禅学中，已经实行了两者的统一。在理论上统一定慧的，达摩要比天台宗人早。
第二，慧能的定慧合一，本质上是对达摩理行双运的发展。慧能强调定慧等，其禅学的重要内容就是定慧等学。定慧等的基本精神，不再把定慧看作如同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而视为完全等一的统一体，体一不二。具体可以表达为：即定是慧体，即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不是由慧发定，慧先定后，也不是从定发慧，定先慧后。这在达摩的观点上更推进一步。
第三，和中国哲学知行观的互动。中国哲学传统中有知行问题，经常争论知行的先后、难易、轻重等问题。达摩的理行观，在中国哲学的范畴中，也就是知行观，但达摩的思路对于传统的知行观念来说是全新的。慧能的定慧等学之后，在王阳明思想中形成知行合一的观点，这种知行合一论的遥远的启发，可以追溯到达摩，达摩经慧能而影响到阳明。
二、如来藏和般若的结合及其影响。
达摩的禅理建构，融合了印度佛教的般若性空之空宗和境无识有之有宗，或者说，中国佛教的诸法性空理论和涅槃心性论。达摩所依的《楞伽经》是如来藏观念和唯识思想的结合，达摩的禅理中集中反映了这种观点，“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想所覆，不能显了。若也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于文教，此即与理冥符，无有分别。”[16]属于“南天竺一乘宗”的达摩，又以般若性空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在柳田圣山所编的《达摩的语录·二入四行论》[17]中，这一思想有充分的体现。
这种如来藏和性空思想的结合，或者称为有空结合，在禅宗史上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提出了建构禅学理论的方法论。从达摩开始到神秀、慧能，这种方法得到充分的运用。此是达摩的思想影响之所在。
三、道德化的禅修方式及其影响。
达摩的禅修思想体现为行入之四行，报冤行、随缘行、无所求行和称法行。这种修行是道德化的。其中，报冤行讲如何对待痛苦，倡导对痛苦的忍受和无冤精神。随缘行讲如何正确对待喜乐。无所求行强调无欲无求，应以人生的终极解脱为追求。称法行指出这种禅宗伦理的理论基础在于般若性空之理。达摩揭示了这样的原理，禅修的基本精神是一种个人的道德修炼。禅修的内在要求在于道德训练，而不是单纯的禅定技巧。这样，达摩把禅修与道德人生结合起来。
这一思想特点的影响有三：其一，重申了佛教的伦理化特征，回归佛陀的伦理化佛教传统，并启发了后世的禅宗伦理，特别是慧能禅宗伦理思想的创立。其二，禅与道德人生的结合，启发了这样的观点的产生：禅是生活。这种生活，是符合道德的生活。其三，适应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化传统。
四、修心特色及其影响。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初，禅学也随之传入。传统的禅学，以调身、调息为特征，强调的是禅修的技巧。这类禅法的缺陷，道宣曾批评说，南朝禅法，“可谓徒有扬举之名，终亏直心之实。”[18]由于般若学的流行，人们多重对禅理的理解，而忽略对禅法的真修实证，重慧轻定，以慧代定。北朝禅法，“虑之所及，智之所图，无非妄境域心，斯是不能返照其识，浪执境缘，心静波惊，多生定障。”[19]北朝禅僧习定之功不深，浅尝辄止，执着于定，习定时不能明见心的本体，而在心之相用上着力，形成定障。达摩开始的禅宗，以修心为特色。传统的禅修，只是某一个佛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达摩的禅，本身就是其佛学体系的全部。这个佛学体系，也称为佛心宗。
这对于禅学本身来说就是一次“革命”，影响着后世禅宗的禅修方法，所以，后世的禅修方法，常常称为“安心”法门，并且使人们以禅的亲证体会禅悦法喜，禅与解脱体验、审美愉悦结合起来。
五、藉教悟宗及其影响。
传统的佛教，依经典立义，发展出佛教义学，达摩提出藉教悟宗，对于经典的态度，借助而不依赖。藉教悟宗，被达摩称为理入的基本精神，“理入者，谓藉教悟宗。”[20]达摩本人就是依《楞伽经》传教。
这一宗教建设的经验，开创了不同于教门的宗门一路的发展方向。禅宗虽然称为教外别传，但并不是完全否定经教的意义。所以，道信要依《楞伽经》，又依《文殊般若经》而说一行三昧。弘忍和神秀都重视《楞伽经》，神秀更讲方便通经，而有五方便，以经教作为悟入禅理的方便法门。慧能更是强调转经而不是被经转，两者的区别在于心之迷与悟，是所谓“心行转《法华》，不行《法华转》；心正转《法华》，心邪《法华》转。”[21]这些都和达摩的经验一脉相承。
六、民间化的宗教发展方向及其影响。
传统的佛教常常依赖政府的力量而发展，而达摩所走的是民间化的道路。这在当时有其困难，一方面使得达摩系统的资料不能列入官方文件，不见记载，所以今人难见其详，另一方面，其禅法也不见容于当时的佛教界。道宣说，达摩传授禅定之法时，“合国盛弘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谤。”[22]乃至由讥谤而生冲突，慧可和林法师被砍臂，都可能同这种冲突有关。但达摩禅远离纯粹的哲学化的佛理玄思，检讨以调身调息为特征又缺乏真参实修的大小乘传统禅法，强调以修心为对象，以道德修养的提升为途径，以亲证为手段，展现禅的魅力，这是使得禅宗能够迅速地发展的重要因素。
这一民间化的发展思路，禅宗中有许多高僧非常赞赏并努力践履。这体现为两点：其一，禅宗宗派的许多重要山头，都建立在远离都城的边远地区，特别是在诸省交界的山区。其二，有些重要的禅僧(比如慧能)拒绝应召进宫，也是为了避免宗教在发展中过分受官方的影响。有些禅僧虽然进宫，但内心非常矛盾(比如神秀)。有些禅僧虽然已经进宫，最终要求归俗(比如智诜)。这都反映了他们走民间化发展的思路。
从对达摩禅法的不同理解看其影响
由于达摩的历史地位和禅学影响，使得后人常常要解释、引证、总结其思想，从而反映出人们对于达摩禅学思想的不同理解，这就形成了原达摩和被解释的达摩之区别。前者主要体现为达摩思想的原始记录，即昙林披露的《二入四行论》。后者体现为人们在不同时期、站在不同角度对达摩思想的解释。出现这种区别，其实也是符合解释学的。
一、道宣对达摩禅的研究
道宣可以说是最早对达摩禅学加以关注并研究的学者。这首先是基于禅学在中国佛教以不同形态发展的实际状态。他总结罗什时代的禅法：自罗什译出禅籍之后，“祖习逾繁，昙影、道融，厉精于淮北；智严、慧观，勤心于江东。山栖结众，则慧远标宗；独往孤征，则僧群显异。”[23]这里提到淮北、江东两处禅法流行中心，山栖结众和独往孤征两种禅修方式。他又谈到梁武帝与禅法的关系，北朝禅法，则首先谈到僧稠和僧实两个僧团，在此基础上，比较达摩禅和僧稠禅的不同，“稠怀念处，清范可崇；摩法虚宗，玄旨幽赜。可崇则情事易显，幽赜则理性难通。”[24]这两类禅法，道宣认为如同车之两轨，不可缺一。
此处，道宣谈到了达摩禅法是“虚宗”，以此概括其全部特征，把握住达摩禅法的理论基础是般若空观。虚，体现了称法行中的性净之理。在《法冲传》中，道宣又把达摩禅法的特点概括为“南天竺一乘宗”，至于达摩的禅行，道宣则评价为“定学高之”[25]。定学修养极高，实际上是指达摩的壁观之法。他的解释和概括，和达摩《二入四行论》的思想是一致的。
二、禅学界对达摩禅的一般性概括
禅宗的宗旨，被禅界概括为四句教，即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也是对达摩禅法精神的概括。后世禅界理解的达摩，已很难说是原达摩意义上的，而是将其看作一种禅的象征。达摩就是禅，禅就是达摩。达摩就是每个一阶段的禅，每一个阶段的禅都是达摩禅。
佛照杲禅师总结说：“西来祖意，教外别传，非大根器不能证入，其证入者不被文字语言所转，声色是非所迷。”[26]西来者，即达摩，达摩禅旨，是“教外别传”。此“教外别传”一句，还成为禅宗中的话头。雪峰义存弟子兴圣国师门下，“问：如何是教外别传底事？师曰：吃茶去。”[27]契嵩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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